珠三角的力量：侨民与侨乡
叶显恩
珠江三角洲的商业化，是随着海洋贸易的发展、出口产品的增进而逐步加深的。始自明中叶的商业化，到清乾嘉年间（1736~1820年），据时人龙廷槐对广州府（所辖范围大体相当于今珠三角）各县所做的从业结构统计，大约有30%的人口，直接或间接服务于商品流通的各个环节。
就是说，珠三角当时约500万人口中，百万以上是借商业为生计的。如果再把从事以出口贸易为导向的商业化农业和手工业的烟户（明清时指“人户”）包括在内，则绝大部分居民，都已卷入外向型的商品经济活动中去了。
广之十郡 东西二洋
到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珠三角蚕丝区已靠出口为生计、海洋经济化了，而商业化以取得足够粮食供应为前提。清中叶以前，珠三角粮食主要是广西米从便捷的西江输入，近代以后则转为依靠洋米。据笔者实地调查，抗日战争爆发后，顺德就因内地米输出切断、洋米又无法输入而饿死不少人。
珠三角是中国海洋贸易的基地，而广州作为这个基地的中心，自明中叶起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型，不断地加强与周边府县的经济联系，将其提升为自身的经营腹地。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朝廷确定广州为独口通商口岸，垄断中西贸易，更给珠三角提供了传统市场与地利之便。
珠三角南端的澳门，于明嘉靖晚期也不断兴盛起来，成为远东的贸易中心，清代又充当广州的外港，作为其对外贸易的缓冲之地。鸦片战争后香港崛起，与广州、澳门三足鼎立，更强化了珠三角海洋贸易基地的独立。
说到中国的海洋贸易，不能不提华侨。零星移往海外的华侨，源远流长，可追溯至秦汉。但华侨因聚居海外而形成的社团或社区，则在明代后期涌现，这主要是越海“南漂”的珠三角商人留居东南亚地区繁衍子孙的结果。
在明初海禁严厉的时代，已有粤人作海上走私贸易，文献上往往称之为“通番”。据史料记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香山县三灶岛（今属珠海）人吴添进就冒险“通番”了。明中叶以后，“通番”的现象愈加普遍与频繁，明人郑晓说“（广东）人逐山海矿冶番舶之利，不务农田”。
所谓“通番”，一是本地人勾通前来广州的番船私相交易。例如，明嘉靖年间，每当外国商船一到，广州附近的游鱼洲居民（内有船夫、海商）会同居住广州濠畔街的外省富商，驾驶多橹船只，满载瓷器、丝绵、私钱等违禁商货到洋船上卖给外商，又向外商买回洋货。
海商与外商相勾通，充当“接引之家”，亦称“窝主”，他们为番货提供仓储，并包揽推销接应的洋货，从中渔利。这种人一般都兼充外商与华商间非法贸易的中介人。
二是经营帆船海外贸易。早在明宣德八年（1433年），广东的海商便“假朝廷干办为名”取得合法地位，造舟“擅自下番贸易”。正统朝以后，“广东民多挟大舸入海，与夷市”。明末清初岭南名学者屈大均曾指出，“广州望县，人多务贾与时逐”，“其黠者，走澳门，至于红毛（指在东南亚的荷兰殖民者）、日本、琉球、暹罗斛、吕宋，帆踔（跃）二洋，倏忽数千里，以中国珍丽之物贸易”。
珠三角海上贸易是在官宦之家庇护或参与下进行的。诚如屈大均所言：“民之贾十三，官之贾十七。”他们“偏于山海之间，或坐或行，近而广之十郡，远而东西二洋”。
清代广东尤其是珠三角海商活动的范围，已不止于东南亚洲各地，涉足地域更广阔了，“自海禁既开，帆樯麟集，瞻星戴月”。《南海九江关树德堂族谱》记载：“（海商）远涉重洋，经商于异域，获厚资，满载而归者，所在皆有。”
他们依然采取“富者出资，贫者出力”的合伙方法，无力出资者，在船上当役员水手。克劳弗特（英国派往东方的第一批文官之一，1821年受英印政府指令出使暹罗和印度支那）的《使暹日记》记载，来往南海的闽广海船，除筹集资金造船外，还邀约具有航海经验和技术的人随船出行。出资多者任船长，船上的重要职员火长、财副和总杆四人给予补贴外，其余一概不发工资，所有员役按规定挟带私货，附船贩卖牟利。他们中有的“潜处番疆，逗留不返”，繁衍子孙，成为华侨。
香山买办 苦力赊单
鸦片战争之后，由于上海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广州港市衰落，大批为广州贸易服务的行业，陷入停顿和衰微；珠三角数以万计、十万计的船夫、舵工、水手、商伙等“借外来洋船以资生计者”，成为生活无着的游移人。由此而引起的经济混乱，以及尔后“红兵”起义、土“客”械斗触发的社会动荡，导致成批的劳动者移往海外，以谋生路。
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是人口的压力。从此时期至19世纪末，大凡海水所到之处，都有珠三角人的踪迹，尤以美洲和澳洲等地为主。据笔者推论，自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初，珠三角出洋的华工达三四百万之多，无疑是我国数一数二的侨乡。
海商懋迁海外而留居异域，或以“苦力贸易”、“猪仔（女的称“猪花”）贩运”“赊单苦力”等形式，被掠往海外当劳工而形成的华侨社团、社区，是海商建立的商业网络在海外一头的网点。侨居东南亚的华商，除通过其散置网点推销接应商品外，还传递信息，使家乡对远方异国的商情了如指掌，对各种经济机会作出积极的反映。
他们对珠三角传送的种种建议，诸如投资于沙田的开发，引进作物新品种、商业信息、企业经营的经验和知识、先进技术等，对推动家乡的农业商业化、农产品加工业和商业性手工业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还有华侨中的一些精英，将在侨居地学到的新技术和近代经营管理知识以及积蓄的资本，带回珠三角，创办近代的企业。最为突出的是，1872年，华侨陈启源带着他在越南由法国人经营的丝厂学得的知识，还有多年积攒的资金，回老家南海县创办继昌隆丝厂，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销路通畅，周边各处回乡华侨闻风而起建厂。到19世纪80年代初，南海、顺德共有丝厂10余家，80年代增至五六十家。
19世纪初，澳大利亚华侨马应彪创办先施百货公司，郭乐、郭泉兄弟开办永安百货公司，蔡兴、蔡昌兄弟发起大新百货公司。他们都是香山籍的华侨创业家，三大百货公司总部虽都设在香港，却引发珠三角新式百货业时尚潮流，先施和大新还在广州开设了分公司。它们兼营旅馆业和储蓄业，“隐然商店与银行相结合”。
广东航运业的近代化，也多由海洋经济的产物近代买办商人推动的。如前所述，鸦片战争后，上海很快取代广州成为中国的贸易中心，原与西商有种种联系的广东买办、同事、跟随、仆役等人，与西商一起转移上海。据称，19世纪四五十年代，中西贸易中的掮客、通事、买办有一半是广东人。19世纪70年代，由洋务派官僚李鸿章创办的上海招商局，几乎都是由珠三角尤其是香山县的买办商人支撑，比如先后主持局务的唐廷枢、徐润和郑观应。
同为香山县买办的郭甘章，在19世纪70年代初，已在香港置有多艘轮船，从事航运业了。这些航运业商人在广东地区着重发展内河和沿海内港的小轮船化，并仿照西方经验，致力于以广州港市为中心的航道网络和港口、码头建设。
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乡土、家族观念的驱使，侨居海外各地的华侨，会将积攒的资金汇回家乡。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侨汇成为珠三角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这些侨汇，除部分用于侨眷的消费外，其余多会投入家乡的建设。
关于侨汇，最早的统计数字是1877年美国加州州议会上所作的评估：美国华侨汇款回国，每年平均为一亿八千万美元。又据旧金山总领事黄遵宪查看银行汇票总簿的记录，20世纪头几年，华侨汇款回广东省最多的一年为一千五六百万元，这仅限于一国一地的数额，古巴、秘鲁、西贡、新加坡等地汇款未计在内。
据不完全统计，自19世纪六七十年代至抗日战争前，华侨在珠三角的投资达两亿四千万元。其中工矿业为2125万元，占总投资8.8%，商业服务业、金融业、交通业为8778万元，占36.5%，房地产业为13188元，占54.7%。
粤港澳人 海内同心
处于珠江三角洲边缘的广州、澳门和香港，一直是东西文化的交汇地，也是中国与世界各国往来的通道。从汉代的“译长”到近代的买办，从唐宋的“蕃坊”到近代的洋行，珠三角历来就有服务于外贸的专门人才，专辟为外商居住之地，以及由外商设置的商务机构，有的外商因居住日久而加入当地户籍。珠三角作为中国海洋经济的前沿地带，本地人或参与其事，或耳濡目染，对协同合作、开放创新，自然胸怀坦荡。
但客观地看，由于古老的广州港市经济的特殊性，它的繁荣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带动其所在地珠三角经济的进步。北宋以前，珠三角依然是一片局促南隅、沉睡未醒的荒服之地。宋代以降，尤其宋室南迁、偏安临安之际，北方士民的集团性移住，为珠三角提供初步开发的机遇；宋元修筑堤围，兴办水利，垦殖沙田，正是其初步开发的标志。
明中叶广州市场的转型，又为珠三角提供了新的机遇，使其进入了开发深化的阶段。珠三角人善于把握，作出了合理的抉择。他们一方面将这片浅海滩涂，培育成适合种植经济作物的良田，一方面以外贸为先导，开拓市场，以出口贸易带动各行业的成长，不断地推动农业商业化，使珠三角变成海洋经济的基地。
珠三角人本是由北方士民不断移住，并与当地土著融合而成的。自明代晚期以来，他们又纷纷前往东南亚，鸦片战争后，更跨越大洋，移殖美洲，荜露蓝蒌，备尝艰辛。历史造就他们敢于开拓、勇于创新、不怕冒险的精神。浓郁的乡土观念，又使他们以其事业的成功经验，以其从西方学得的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来促进或具体帮助珠三角的近代化和海洋经济化。
清末民国年间，珠三角已实现了以出口贸易为主体的海洋经济化，但他们并没有照搬西方的一套。例如，农业商业化是在保持小农生计的基础上推动的，而不是西方的大农场式；缫丝工业近代化时，200多间机械缫丝厂大多分布在乡村、墟镇，而不是聚集在少数大中城市。近些年来，珠三角乡镇企业奇迹般的发达，应该说是这种历史的合理传承。
1978年以后，中央政府推行了全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面对这一历史潮流的转型，珠三角人再次迅速做出抉择，率先沿着市场经济的轨道前行，短短的40年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由此看来，一切绝非偶然。
要知道，这是珠三角人，以及同样土生土长的港、澳居民，与侨居海内外各地的乡亲及华侨、华人，在这块充满产业革命精神的土地上，携手共创出来的宝贵财富和丰硕收成。
作者曾为广东省社科院专任研究员。历任中国明史学会顾问、中国经济史学会常务理事兼中国古代经济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广东中国经济史研究会会长等职。代表作《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另撰写《珠三角社会经济史研究》《广东航运史（古代部分）》《徽州与粤海论稿》等学术论著。近年致力于华南特别是海南古代经济与地方文化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