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下一步：稳基建、推进产权制度改革
华夏时报（chinatimes.net.cn）记者张智 北京报道
国内提出的高质量发展，开启了我国经济增长的HARD模式。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预计，今后两年经济增速将维持在6%以上，2020年以后会下降到5%-6%之间，或5%左右。
不过，在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建看来，中国改革以后实行了先富政策，现在已经有3亿富人，这些人对房、车的消费在完成了置业水平以后得开始往下掉了，但三亿后边还有十亿人。
“现在说经济增长潜力降到6%、5%的水平，我都不认同。如果看到中国的二元结构，就会认识到是两个消费高峰、两个增长高峰。10亿人的消费，他们所引领的经济增长周期会更高、更长。”王建说。
据了解，目前三驾马车疲。我国经济仍旧处于换挡期、阵痛期和消化期的“三期叠加”。其中，投资是其中较为突出的问题。“2018年实际投资比GDP增速低6个点，降幅偏大，背离了正常的下降的趋势。所以，稳投资是有特定内涵的，确实我们的降幅太大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表示。
在专家们看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问题将是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问题，而要素市场化的改革，涉及到所有权的结构化和社会化的问题。接下来，核心应当是推进产权制度的改革。
投资下行
在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看来，当前投资下滑速度比想象得要快，基本上构成了一种断崖式的变化。
“投资的变化必须在短期总供给和总需求间平衡，这个平衡决定于居民储蓄、政府节余、贸易赤字、被动存货投资的变化。从近年来数据可以看到，固定资产的实际增长速度这八年里面下降了19.7个百分点，国民储蓄率的实际增长速度下降了15个百分点，政府赤字率上升了6.6个百分点，经常项目顺差的顺差率降低了2.5个百分点。当前投资增速下滑是具有趋势性的，但是数据的匹配性说明它已经超调了，可能会引发短期宏观失衡的问题。”刘元春说。
在王一鸣看来，投资下降是由于我国储蓄率进入下行通道，同时债务杠杆的不断攀升，加上民间投资增长后劲不足、房地产投资存在不确定性，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过去带动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基建、房地产投资、汽车等重要工业品，包括出口，都已经出现了历史需求峰值，正在寻找低速增长的均衡点
“投资增速下滑具有必然性，但短近期也存在着过度调整的风险。事实上，储蓄增长速度依然在5%-9%的区间，投资增速不宜过高，也不宜过低，7%-9%的区间，在逆周期环境中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区间。目前在动态失衡的过程中，我国的增长模式从出口投资驱动模式转为债务投资模式，导致动态路径的依赖性非常强，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就需要一个调整的阵痛期。”刘元春表示。
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看来，目前我国投资增长动力不足，各种增长要素都存在很多缺陷，劳动参与率也在下降、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更重要的是体制上还存在各种缺陷，因此需要供给侧机构性改革。
樊纲认为，提出“六稳”就是在很多长期性的结构性改革做不动的情况下，需要采取一些短期措施维持稳定发展，而短期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需求侧的，包括财政的支出、货币的供应、利率、税率等。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的宏观调整应该是并行不悖的。一方面要随时随地、时时刻刻推进改革。但是当经济出现波动的时候，也还是要理直气壮地采取一些宏观调控措施。
不过，需求侧的调整是有限度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明确表示，稳健的货币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坚决不搞“大水漫灌”。
“之前为什么出现大水漫灌？是一年增长了6万亿的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由于中央政府要承担宏观调控的政策，包括要防通货膨胀，防债务率过高，而地方政府不承担此责任，因此，中央政府在调控当中要把握力度，要由中央政府负责，包括把地方债务等关进笼子里，让它起到该起的作用，地方政府的职责是地方发展、地方建设，宏观调控需要中央政府负起全部的责任，需要在热的时候压、冷的时候托，进行双向、逆向调节，这是中央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樊纲表示。
清晰产权
在刘世锦看来，往后的高质量发展就是啃硬骨头。虽然也会有一些热点，但是像以往基建、房地产、汽车等大容量的支柱产业基本上看不到了，增量更多的是以普惠的方式呈现。因此，必须下决心解决市场经济建设中的卡脖子问题，才能推动新经济的发展。
但经济下行之下，正在进行的“三大攻坚战”仍必不可少。
“三大攻坚战是对透支和失误的还欠账，环境污染这么多年，不注重环境污染，现在环境污染治理的时候当然对经济下行是有压力的。应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下下工夫——用改革的办法完成。”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表示。
目前，一些做法是行政运动式的方法，这会对“六稳”造成比较大的伤害。“行政运动式的去产能，煤钢产能在‘去’的过程中，由于安置职工，国有企业是要比民营企业难得多，因此在同样污染获得安全标准之下，’去’的民营企业比较多。后来PPI大幅度上涨，成本向中下游传递，中下游的民营企业比较多，感觉负担沉重。”楼继伟表示，目前中央已经纠正这种错误。
不过，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看来，当前我国经济面临转型、追求创新型增长的同时，现有的体系在本质上对小微企业、民营企业仍存在着一定的歧视性。这些仍然需要纠正。
”具体来讲还是按照十九大讲的，就是产权保护、要素市场化为中心，但是要突出重点，主攻土地、国资、国企行政性垄断行业、服务业开放、金融财税社保等领域的改革，这些领域的改革我以为也不需要出台新的文件，把十八届三中、五中全会和十九大文件关于相关改革的论述落到实处，就会有很大的进展。”刘世锦表示。
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看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问题，而要素市场化的改革，其实涉及到所有权的结构化和社会化的问题。
“我们一谈到产权改革，有的就认为是私有化，其实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理解。我国由于产权制度不完善，工业条件下的要素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收益权的不够清晰，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受到多种束缚，造成了要素收益流失、交易成本偏高、资源错配、生态环境、相关领域体制改革推进艰难的问题，妨碍了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刘尚希表示。
在他看来，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公有制、私有制，要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要实现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都离不开产权这个桥梁、中介。离开了产权，要素的优化配置是不可能实现的。要素不能优化配置，生产率也不能得到发展，那就谈不上创造财富。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基础性的制度，核心应当是推进产权制度的改革。我们要创新在公有制条件下的产权理论，来推进我们产权改革的实践。”刘尚希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