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是直通车
2019年摆在中国面前的一道难题是，如何实现“六稳”，保持经济长期向好。
然而，问题依旧集中，如何评价中国的产业政策？高杠杆风险在哪？小微企业被金融机构歧视了吗？资本市场有形之手是否伸得太长？如何破除阻碍，让老百姓拥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2月16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专家齐聚，为中国经济出谋划策。
这些棘手的问题，在这里可以找到答案。
国是直通车 摄
产业政策不敢说都是正确的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首先发言，开篇谈“如何实现六稳，保持经济高质量发展”。
楼继伟指出，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的“三大攻坚战”是必须做的，也是对历史的还欠账，但一些行政“运动式”的做法对“六稳”会造成比较大的伤害。
提到产业政策，楼继伟认为，产业政策在经济早期发展阶段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后来产业政策的实际作用“不敢说都是正面的”。
以汽车为例，产业政策支持“三大三小两微”，结果“两微”破产了，“三大三小”基本都合资了。现在三大民企的汽车、自主品牌的汽车基本是在产业政策的围剿和缝隙中成长起来的，这说明被围剿的企业有实力。
民营企业对降杠杆贡献巨大
2018年中国宏观杠杆率首次下降，主要贡献来自于谁？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晓晶的观点是，民营企业在去杠杆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从实体经济来看，政府的杠杆率是微升的，居民杠杆率上升非常快，只有企业部门杠杆率出现了下降。
但中国目前240%左右的杠杆率，接近于美国，风险依然存在。
杠杆率的风险在哪？
张晓晶分析，中国居民杠杆率53%左右，在全球范围内不算高，而中国企业部门杠杆率将近160%，在国际上首屈一指。他认为，中国企业杠杆率高的原因在于，政府“显性”杠杆率太低，只有36%、37%左右，而企业杠杆率中55%-60%是融资平台及相关的“隐性”债务。如果将这些纳入政府部门，政府部门杠杆率将达到91%以上。
“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最终杠杆率的风险来自于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合在一起的总杠杆。如果把他们合在一起变成公共部门杠杆率，实际上它已经超过了私人部门杠杆率，这在国际上也是少见的。”张晓晶说。
如何降低杠杆率？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提出，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高企的难题，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建立政策性金融机构，为地方政府融资提供服务。
李杨介绍，日本地方政府的资金来源有四个，包括中央政府的财政融资资金、地方公共团体金融机构资金、市场公募资金、银行承兑资金。
他强调，日本特别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是，成立了地方公共管理金融机构，由地方政府共同出资专门为地方政府提供长期廉价融资。
金融体系对小微企业存歧视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以“金融政策应尊重规律、加强统筹”为题发表演讲。他指出，中国金融体系有两个特点，第一是银行主导，第二是政府干预较多。
“这个金融体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它比较擅长于支持大企业，不擅长支持小企业；比较擅长支持制造业，不擅长支持服务业；比较擅长支持粗放式的扩张，不太擅长支持创新型的增长。”黄益平说。
黄益平认为，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根本上还是要回到银行，这就存在风险定价的问题。“银行和金融机构要学会去做风控，面对没有抵押资产、没有长期数据、没有担保的企业，如何为它提供融资。”
资本市场政府行政干预偏多
在谈到资本市场时，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李波认为，与国际上比较成熟的资本市场相比，中国存在5个不足。
一政府干预较多，市场自治不足；二对投资者保护不足；三长期稳定的机构投资者的分量不足；四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不足；五区域市场发展不足。
李波建议，证券监管的核心是信息披露，而不是由政府来决定或者来维护特定水平的股票指数。中国应该更快全面引入注册制改革。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谈到上市首日涨停板限制问题，他指出，若持有新股股票超过1年以上的话，实行新股上市首日涨停板限制期间发行的新股的平均回报率要低于未实行时期。
稳投资没有错，思想要纠正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指出，中国的投资规模已经进入下行通道，但相比日本、韩国同期情况，中国投资降幅偏大了。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也指出，中国当前投资下滑速度比想象得要快，基本上构成了一种断崖式的变化。
王一鸣认为，“稳投资没有错，不是一种罪孽，这个思想一定要纠正过来” ，但同时要避免投资的挤出效应，更大程度的调动市场投资。此外，政府可以适度加大新兴基础设施投资，特别是5G、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投资。
刘元春表示，第一，投资增速下滑具有必然性；第二，短期存在着过度调整的风险；第三，储蓄增长速度依然在5%-9%的区间，投资增速不宜过高也不宜过低，7%-9%的区间，在逆周期环境中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区间。
行政部门有较大自由裁量权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以“ 推动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建立规则明确、透明、市场化、法治化的高水平的市场经济体系”为题发表演讲。
徐忠认为，当前改革的实际获得感不强有四大原因：
第一，从决策机制上看，有的文件表述与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保持一致，但一些改革的难点和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往往没有提到。
第二，从文风上看，文件追求大而全、面面俱到，但具体怎么改，往往语焉不详，需要相关部门出台细则才能执行。
第三，很多文件仍没有体现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体现市场化导向以及系统化的分析框架，而往往是为了短期目标用行政化手段去改变长期性制度。
第四，从执行上看，立法存在部门化现象。徐忠认为，行政部门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无法真正体现市场化和法治化。
徐忠称，只有进一步改进决策机制、改革问责机制、改革文件设计理念、改革文风，才能巩固改革的预期，增强市场主体及中国经济发展的市场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