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的集聚和家乡的分工
周业安
过年是一个团聚的时节，也是一个近距离看社会的窗口。大年三十，外出务工的人陆陆续续赶回了家，就为了吃一口团圆饭。我所在的村子其实分成了三个小村落，沿着河流依次分布，权且称其为上区、中区和下区吧。上区的住户最多，大概有七十多户；中区的最少，只有一二十户；下区大概有四五十户。这四十年来的改革开放促进了人口的流动，村子里的年轻居民都陆陆续续外出务工，很多人由此定居到务工的城镇。当然，去县城定居的最多，还有一些去了江浙沪一带，也都扎根下来。村路显得空荡荡的，不少房子年久失修，都倒塌了。
有外出不归的人，也有候鸟一样的人。各得其所，都很快乐。上区的村民除了留在村里执着地守着一亩三分地，其余的人大多在县城周边上班。有在饭馆帮忙的，有在工厂工作的，还有做点小生意的，挣的钱不是很多，但离家近，可以照应着家里的田地。这是一群以家里田地为轴流动的群体。而下区的人则大多远赴上海、杭州、温州等城市，从事家政、养老和育婴服务。这是一个看似泾渭分明的劳动力流动路径。上区的人就忙自己的事，下区的人就像迁徙的候鸟。大家都觉得挺好。过年难得团聚，上下区的村民很多都是亲戚，走动中就会相互交流心得，交流完了，似乎也没有多大的相互影响，等过了初七，各自又回到原先的岗位。当然，也有少数改变了工作路径的，比如上区的一些人就会跟着下区的人出门，而下区的一些人也会留在当地不再出去。但总体上大的路径并没有改变。
按道理来说，上下区的村民同质性很强，无论地域、自然条件、个人禀赋等都类似，那么接近一个同质性假定。既然是同质的劳动力，在择业方面就不会出现明显的差异性。何况在这中间还存在一个套利的可能性。通常在江浙沪工作的人实际收入显著高于在本地工作的人。按照常见的经济学家预言方式，就是这种实际收入的显著差距会激励套利行为，从而导致实际收入的趋同，这个趋同是通过劳动力流动的方式来体现的。简而言之，经过春节的深入交流，信息充分了，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给定信息完全的前提下，同质的劳动力应该流向收入最高的工作。不过这并没有发生。说明了什么？对实际收入的判断可能并非唯一决定流动的因素，兴许还包含了诗和远方？也许吧。
上区和下区村民的择业路径一直存在显著的差异，这一差异的分化和最开始的流动者的选择有莫大的关系。至于最早的流动者为何存在差异化的选择？的确很难考证。通过和一些早期流动者的交谈，发现仅仅是一个偶然。其实两个村落的村民都有亲戚在江浙沪一带，也都有一些人流动到江浙沪，其中少数人还定居了下来。所以早期的流动者似乎也不是决定性的因素。早期的流动者通过亲戚的社会网络外出找到合适的工作，并在当地建立了自己的熟人网络。至此还不足以引起老家择业路径的分化。真正产生分化的因素可能在于，早期的流动者是否主动带老家的人出去？下区的村民中，一些早期的流动者在发现了工作机会后，能主动回老家招人，从而形成了某种程度的集聚效应。一个带一个，三五成群，当在江浙沪一带下区的村民集聚到一定的程度，集聚效应就产生了。这种集聚效应就会影响到后代的决策，从而代际的择业路径也就自然而然形成了。反之，上区的村民出去之后，并没有主动带老家的人同去。这就使得上区的早期流动者没有形成集聚效应，从而割断了早期流动者与老家之间的网络纽带。
主动与否体现了村子的文化，还是仅仅体现了流动者的个人特征？如果是前者，就是可预测的，如果是后者，就纯属偶然。我也无从判断究竟是哪种因素导致了这种路径分化，总之，两个村落的择业路径在一个几十年的流动当中，确实产生了分化，并且这种分化是显著的，看起来也没有融合的趋势。如果深究两个村落的区别，可能学历是一个因素。上区的人每年都有考上大学的，而下区的人考上大学的非常少。上区的人较高学历的占比要大于下区。那么是不是这种学历差异导致了两个村落的择业路径差异？这个不好说。仅仅是一个猜想而已。
做一个逻辑推演。上区的村民因为更看得见教育投资的收益，所以更重视后代的教育。而教育是个体化的事情，无需社会网络，因而对社会网络的构建就不是很重视。由此可能形成上区村落的文化特征，这特征可能相对个体主义倾向些。这倒是有据可循。上区村民中自古文化人就多，而且每个年代都不间断。反观下区村民，因为看不到教育投资的收益，在教育投资方面的激励就不足，当劳动市场开放给流动者提供了提高收入的机会，那么村民流动的激励就远强于上区村民。并且由于教育投资不足，对社会网络的依赖就会增强，更容易主动去构建流动过程中的就业网络，从而客观上形成了集聚效应。从这个角度讲，社会网络也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当然，这种分析不一定对，仅仅是一种猜测罢了。无论哪种原因所致，劳动力流动可能会形成异乡的集聚效应，而这集聚效应会提高家乡的分工水平。这种分工水平究竟给当地带来何种福利效应？还有待观察。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