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名知识分子的大声疾呼和欧洲团结的轻与重
陶短房
2019年1月下旬是“为欧洲而战的10天”——至少很多欧洲的大人物是这么想的：
1月22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克尔签署了被简称为《亚琛条约》的《法德合作与一体化条约》，两人代表“欧盟两大支柱”——法国和德国共同重申“携手共建强大欧洲”；3天后，来自21个国家的30名著名知识分子用多达20种以上不同语言在包括法国《世界报》、英国《卫报》、德国《世界报》、意大利《共和国报》、西班牙《国家报》等欧洲大报上刊登联名信，警告“欧洲一体化的大厦正在着火”，称“各国民粹主义已达到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所未有的高潮，正威胁着欧洲自由民主及其价值观”，呼吁欧洲人“团结起来，为欧洲而战”。
2020年5月将举行新的欧洲议会选举，这30名著名知识分子担心选举结果对“欧盟团结”更加不利，因此才在法国作家莱维的倡导下发起了这次联署活动，联署者中不乏大卫·格罗斯曼、米兰·昆德拉、马里奥·略萨、奥尔罕·帕幕克、艾尔弗里德·耶利内克等诺贝尔奖获得者和世界级名流。
然而就在第一批刊载“30名知识分子大声疾呼”的媒体之一——法国《世界报》网站留言板上，便有不少读者留言质疑：“欧盟团结”？欧盟团结过吗？
这些读者指出，欧盟这个“一体化”架构的前提本来就是“欧盟团结”，因此欧盟成立之初曾经一度规定，但凡重大事项都需要全体成员国一致表决通过才能“成交”，结果这样的“团结”宛如凤毛麟角，即便达成也要费尽周折，导致很多亟须解决的大事被耽搁拖延，甚至不了了之。自1994年起，欧盟就规定各成员国财政赤字不得超过GDP比重的3%，政府债务率不得超过60%，但实际上这些年来有几个成员国真这样做到的？2015年9月，欧盟理事会通过了一项强制欧盟各成员国按配额接纳难民的计划，即让内地各成员国分摊在希腊和意大利等地中海沿岸国家登陆的“地中海难民”，以缓解希腊、意大利两国的压力的计划，这个计划可谓最契合“欧盟团结”的精神，结果如何呢？德国和希腊、意大利希望“多摊硬派”，波兰、捷克和匈牙利等东欧国家坚决抵制硬性摊派，而英国、丹麦和爱尔兰则索性早早拿到了“特别豁免”的“金牌”，于是乎原本应接纳8000名难民的波兰、捷克和匈牙利，统共只接受了12名（都是捷克一国接收），“欧盟团结”对此只能干瞪眼。
《亚琛条约》所强调的“欧盟团结”前景，包括“推动欧盟机制改革以提高效率”——可以说这也是“欧盟团结”的希望所在，然而恰在这个问题上欧盟最不团结。
欧盟的基石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但1992年丹麦就通过公投以50.7%的反对率否决了这项条约，最终不得不给予该国一堆“特殊例外”（或换言之“不团结条件”）才勉强“补考”过关；进入21世纪，为提高欧盟决策效率，加强“欧盟团结”，欧盟先后推出《尼斯条约》和《里斯本条约》，结果相对温和的《尼斯条约》在爱尔兰公投时遭遇“补考”勉强过关，更加激进的《里斯本条约》再次在爱尔兰遭遇“补考”，更在英国、丹麦、波兰、奥地利、意大利，甚至“两大支柱”德国和法国遇到许多民意反弹，原本信心满满要在所有成员国全部公投通过以凸显“欧盟团结”和条约的权威性，结果不得不通过吹“黑哨”规定“不公投也行”才勉强过关（事实上只有爱尔兰一国举行了公投），还为迁就各国的“不团结意见”打了许多五花八门的“补丁”。
早在欧盟成立前，以法国前总统德斯坦为代表的许多欧洲名人就憧憬着推动一部统一的《欧盟宪法》，让欧盟更加接近所谓“欧洲合众国”的“泛欧主义”最初蓝图，实现真正、彻底的“欧盟团结”，这一过程让欧盟各国反复折腾了8年之久，结果绝大多数成员国的公民投票表决被无限期拖延，在已公投的少数国家中，结果为“否决”的赫然包括欧盟重镇法国（否决率54.67%）和荷兰（否决率61.54%），最终这个最能体现“欧盟团结”精神的《欧盟宪法》胎死腹中，被含糊其辞的《欧盟基本权利宪章》所取代，公投则再也不敢提起。
至于英国“脱欧”就不用说了：且不说英国自己可是通过如假包换全民公投表决“脱欧”的，表决结果出台后，欧陆许多国家摆出一副“好走不送”的脸色，“欧盟团结”又何在？当然，英国的“脱欧派”且不去说，“反脱欧派”大多数想的也是继续在欧盟扮演“VIP特殊成员”，义务少担，权利多占，欧陆国家之所以不待见它也正是因为这段“黑历史”，简言之，即便继续“留欧”，英国大概也绝算不上什么“欧盟团结因素”。
正如一些分析家所指出的，不论“30位知识分子”或响应他们的媒体，几乎是清一色的左翼，他们共同的主张基础，就是“公平为大”，认为“不患寡而患不均”，宁可牺牲一点效率、发展速度，也要让更多人获得“公平”。
然而，这一主张在今天的欧洲远不是所有人的共识。
许多欧洲人士认为，欧洲自战后盛行的“大政府、高福利、高税负”体制，的确让社会成员获得了相对一致的基本福利和待遇，让富人和富国不那么富，穷人和穷国也不那么穷。但正是这种“公平”导致了欧洲各国社会发展动力的丧失和社会成员进取心的下降，导致了社会效率的降低和资源浪费的增加，导致了“奖懒罚勤”、“鞭打快牛”等奇特现象和教育、医疗等“免费午餐”的“低营养化”……相当一部分欧洲人认为，这种所谓的“公平”并非对所有社会成员的公平，而是对其中更勤劳、更优秀者的“不公平”。
更有不少欧洲人士指出，一些“绝对公平论者”将这种“公平”应用到更广泛的范畴，如不加取舍地对非法移民、难民敞开大门，慷慨地让这些人不必承担赋税等义务便可分享欧盟公民的权利和福利，甚至以“公平”为由，对其中部分“外来者”的不当、非法甚至危险性行为视若无睹、百般姑息。相当一部分欧洲人认为，这种所谓的“公平”，是对奉公守法者、对拥有合法身份并尽义务者的“不公平”。
许多分析家指出，近年来欧洲版图内出现了耐人寻味的现象：一方面，在以“超级大选区”著称的欧洲议会层面，左翼和环保主义者声势浩大、优势明显；另一方面，在以小选区著称的各国议会选举中，民粹主义者、地方保护主义者和极右翼却不断攻城拔寨。这充分表明，固然在欧洲范畴，附和“30位知识分子”这种左翼“公平论”观点者人数众多，但具体到每一个国家、每一座城市和每一片社区，“绝对公平才是最大不公平”的民粹和地方保护主义情绪正在迅速上升。
在这种情况下，类似“30位知识分子”这种居高临下的“公平论”教训，或许未必能收到其所预期的效果，甚至可能适得其反。
历史或许会戏剧性，甚至不妨说滑稽性地证明，“30位知识分子”的“欧盟团结”大声疾呼，却鬼使神差地起到了促使欧盟“更加不团结”的反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