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吉拉》：“我”的身体与强制异性恋欲望
重木 来源：澎湃新闻
当下海吉拉群体内部同样十分复杂，按照现代西方性身份的界定，其中有被阉割之人、同性恋、做过变形手术的人以及两性人等。但无论如何，她们同传统的“海吉拉”一样，穿着女性服装，把自己看成女性——“海吉拉斯”美女——与此同时，她们也不再恪守传统。这也便是台湾地区导演蔡宓洁于2018年所拍摄的这部涉及双性人议题的电影名字的来源。
按照西方近代的主流性与性别观念，无论是跨性别者还是诸如海吉拉这样的双性人都在一开始便遭到排斥，即男/女两性的二元性/别观念导致任何难以被划入这一框架的性都面临质疑和边缘化。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伴随着第二波女权运动而兴起的现代西方性/别研究的学者才开始质疑传统性/别意识形态，以为其他复杂且多元的性/别开拓存在的空间和新的位置。
一、“我”是我的“身体”（body）吗？
在笛卡尔经典的《第一哲学沉思录》中，作者继承了传统柏拉图的观念认为人的身体和精神（灵魂）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在身体的概念里不包含任何属于精神的东西；反过来，在精神性的概念里边也不包含任何属于肉体的东西”。在笛卡尔的精神理论中，身体遭到贬低，成为构成“我在”的“我思”中的缺席者。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奠定了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基础，由此导致“身体是灵魂的囚笼”这一观念被普遍接受。因此，为了解放和寻找到那个最真实的“我”，唯有求于精神与灵魂。于是我们相信在我们沉重的肉身中存在着一个神秘的“灵魂”，是它让我们——人类——成为万物之灵长。
身心二元论渗透在西方19世纪末的性/别理论中，但却又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表现与改写着这一观念。在当时的性学家，如奥地利的埃宾、奥托·魏宁格以及英国的霭理士等人，他们一方面指出解剖学上的身体是决定一个人为“男性”还是“女性”的主要标准，另一方面也指出某种生物性的本质决定了两性的性以及性别气质，且它们往往是永恒不变的。因此，对于女性化的男性（或男性化的女性）而言，他们便被认为是性倒错的产物，即体内决定他们正确性与性别气质的因素出现了比例失调，而这也是诸多性学家解释同性恋产生的理由。
这一时期的精神病学家与性学家对于性/别的研究理论，在其后被称作本质主义，认为人们的性与性别气质的基础是建立在我们生物学的身体之上。这一意识形态从另一个侧面同时巩固又质疑了笛卡尔对于身体的贬斥，因为我们发现身体虽然难以参与“我在”的建构，但却随着这一本质主义倾向的建立而成为我们性/别身份的最核心基础。
身体与精神的矛盾正是电影《海吉拉》中（女）主角刘宛婷在遭遇意外，发现自己拥有双性性器官时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尤其当它毫无选择的余地时，医生告诉她，她的子宫和卵巢已经因意外而毁坏，所以唯有保护男性生殖器，才能让她重新恢复。这也便意味着，她的下半生将变成男性。在这类影视与文学作品中，故事的发展大致都如此。在美国作家杰弗里·尤金尼德斯的小说《中性》中，主人公同样在以女性身份生活了多年后，因知道自己是双性人而在其后选择通过手术变成男性。正是在这一转变中，一直遭到西方形而上学贬斥的身体成为被关注的焦点，由此反映出的问题便是：身体在界定“我”是谁的这一过程中到底扮演着多大作用？而电影中变性之后归来的刘宛婷（改名为刘廷）久久不愿面对自己的初恋男友文棠生，也正反映了在现实生活中这一来自身体的改变所可能引起的诸多问题。
在刘宛婷与朋友们的对话中，她表达了自己一开始对于这一转变所抱有的质疑和排斥，以及最终在无可奈何下尝试着与这具新的身体熟悉和共处，并且需要学着如何去做一个男性。也正是在这里——“学着去做（do）男性”——暴露了19世纪末性学家们对于性/别观念的错误。福柯以系谱学的方式追溯了西方传统中关于性的话语，以及它们是如何建构性、性行为以及性别气质的，由此发现性/别并非如埃宾与霭理士等人所谓的某种永恒不变的生物学事实，而是在漫长的历史社会文化中建构的产物。也正是在这里，现代西方的性/别理论转向了后来被称之为建构主义的新方向。而随着语言学与结构主义理论的发展，探索身体、灵魂以及主体的背后的结构以及其是如何被建构出的系谱学历史，开始为我们思考身体和灵魂提供了新的方法与视角。在这其中，美国性别理论家朱迪斯·巴特勒的理论在借鉴与融合前人的基础上，指出生理性别（sex）与社会性别（gender）都是社会话语的建构，而性别本身则是话语述行性（performativity）的产物，是一个虚构的存在。
在此之前，人们认为覆盖在生理性别（即我们的身体）之上的一层关于性别的话语（其形成了社会性别意识形态）是话语的产物。但巴特勒在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威蒂格以及其他理论家观念的影响下，进一步指出，生理性别即是社会性别。她认为，所有的身体都在社会性存在的一开始就被社会性别化了（gendered），因此，并不存在文化印刻之前的“自然的身体”。这也就意味着曾经被笛卡尔抛弃、被19世纪末性学家所念兹在兹的生物性身体本身就不是某种“无声的事实性”（mute facticity），即自然的事实，而是和社会性别一样，是由巴特勒所分析的那些话语所产生的。
巴特勒对于身体的激进理论，为的是打破传统建基在生物性身体上的一系列性/别意识形态和观念，由此为更复杂的性以及性别形式开辟空间。因此当我们以这一视角再看《海吉拉》中刘宛婷的纠结和痛苦时，便能理解其所困于的便是传统社会性/别观念所形成的牢笼，让她不得不通过身体的性表征来界定自己是谁；而从初恋男友文棠生对其从犹豫退缩到最后接受这个有着男性生殖器身体的刘廷这一过程中，反映出的同样是这个问题：我们被我们的身体所困、所定义，而这具身体又被认为是永恒的真实和自然，从而造成对其的难以抗拒和改变。这便是巴特勒理论在此的力量和颠覆性，它告诉我们，那些坚固的“身体”不过是社会文化与话语所建构的产物，并且其后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而隐藏了这一过程。
在英国电影《只是查理》（2017）中，十几岁的男孩查理是足球场上一个冉冉升起的新星，父亲对其的期待也随着一家顶尖俱乐部想要与其签约而得以实现。但对查理而言，他却一直都感觉到自己身体中存在着某个问题，即他觉得自己的身体是错误的，他应该有一个女孩的身体，并觉得自己应该是女性。查理的疑惑与痛苦是许多跨性别者（transgender）都曾经历过的，即觉得自己内心所渴望的与身体的表征出现巨大的鸿沟，而导致冲突的产生。
查理父亲对此激烈反应的背后逻辑便是西方主流性/别观念中的性倒错与性变态，他希望查理能克服这些不健康的想法，重新恢复正常。包裹着性/别的病理学意识形态一直以来都有广大的影响力，而其背后所依靠的二元论也再次揭露了主流的、“正常的”性/别意识形态诞生自一系列的话语和权力斗争，即只有通过把那些非主流、非正常和暧昧不清的“贱斥物”（克里斯蒂娃语）驱逐至界限之外，才能建构出它自身的正统地位。
查理父亲对儿子说：“你要是与众不同，这里就是地狱”，“这里”指的不仅仅只是查理一家所生活的社区，也还包括整个社会与国家这些主流价值观念所存在的群体和地域之中。在性/别上的与众不同，往往就意味着污名、偏见、排斥甚至迫害。
二、强制的异性恋欲望
在美国学者玛丽·麦金托什的文章《同性恋角色》中，作者通过梳理近代西方对于“同性恋”这一观念和类别的生产与发明，指出这一新的性别身份本身便来源于主流权力与话语的建构。而这一模式同样适用于其他性少数群体，如跨性别和双性人，它们都是遭到排斥的“贱斥物”，是那些不干净的“他者”，以及徘徊在边界中的游魂。朱迪斯·巴特勒由此借助弗洛伊德在其《哀悼与忧郁》一文中的观点指出，主流社会的异性恋结构本身就带着某种忧郁的身份，因为它于一开始就压制的同性情欲成为构建它自身的一部分，以及永远留在了其中而导致难以哀悼，从而始终保持着忧郁的症状。因此，异性恋本身就建基在对于同性情欲的禁止和压制上，而就如尼采在其《论道德的谱系》中所指出的，主体正是在这些禁令中诞生。
存在于《海吉拉》中的三个主要角色（刘宛婷、何希真与文棠生）之间的感情，最终随着“刘宛婷”变成“刘廷”而出现新的转变。美国女性主义诗人和评论家艾德里安.里奇指出主流社会是一个“强制异性恋”（compulsory heterosexualiy）体制，即男性和女性都被要求，甚至被强迫去成为异性恋者。也正是在这一运作中，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往往被描述成是永久不变的实体，由此才能使得异性恋和异性恋文化的霸权地位持续下去。刘宛婷与何希真曾是女性密友，无话不谈；刘宛婷与文棠生则是初恋情人。随着刘宛婷的身体由“女性”变成“男性”（刘廷），这一感情模式也因此出现变化：何希真的情欲开始投向刘廷；而刘廷的情欲依旧指向文棠生，文棠生需要面对的则是一个“男性”身体……这些关系之所以变得复杂，正是因为异性恋制度的存在，使得情欲只能发生在异性之间，而彻底忽略与排斥了同性以及更复杂的双性人与跨性别者的情欲问题。
在法国导演欧容于2014年拍摄的电影《新女友》中，情欲流动的复杂性被反映的一览无余：克莱尔因为要照顾自己已亡闺蜜的丈夫戴维和其女儿而经常拜访，一日她发现戴维身着女装，才知道他的易装喜好。随着故事发展，克莱尔对此从一开始的震惊到其后的协助，甚至帮戴维化装一起出去购物，由此让她隐约找回了曾经与闺蜜之间的感情。然而为了维护这段特殊的友谊，克莱尔就必须向丈夫不断地撒谎，最终导致其陷入友情、爱情与偷情交织的欲望迷宫而难以自拔。欧容在这其中大胆地探索了人类“非主流”的情欲表现和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就仿佛是巴特勒相关理论的影视版。
在《海吉拉》中，当刘廷与文棠生依旧如曾经一般亲密时，他们便被其他人怀疑是同志，由此便使其再次遭到主流社会文化的进一步规训。伴随着“同性恋”这一性别身份类型诞生的不仅仅是身份政治，同样还有另一个缺点，即这些从传统性/别意识形态牢笼中解放的个体与群体再次面临着被一个新的性/别身份重新界定，或说是捕获的状况。于是，这世界上便出现了新的分类，如“同性恋”和“双性恋”等等。它们根据性的情欲投向以及性行为被定型，因此当文棠生的情欲投射在已经变成“男性”的刘廷身上时，他便被称作同性恋；而在此之前，因为刘廷还是刘宛婷，因此他就是异性恋。这便是现代性别身份吊诡之处：一个人因为性器官的改变而由此牵扯起一系列涉及自身、以及其他人的性/别界定类型的变化。
这里颇值得讨论的是文棠生，他从始至终都没有任何改变，但却因为他喜欢的人经历了性别手术而自动地被更改了性取向。那么这一看似无声无息的更改背后的那只手是什么？不正是我们上文讨论的主流性/别意识形态吗？文棠生如果之后一直与刘廷交往，他便会被放在“同性恋”的框架下，而这看似只是称谓不同的变动背后却是一系列与之联系的意识形态的运作和新一轮地规训。这便是朱迪斯·巴特勒所指出的话语的权力运作，文棠生面对与刘廷发生性行为的纠结，也便反映了主流社会力量的强势。而这整个运作也同时反映出其中的可笑以及可怕之处，名词之变最终可能彻底摧毁一段两情相悦的感情。
在《只是查理》中，查理面对心理医生时说：“我是查理，不仅仅只是这个身体”。在福柯的《规训与惩罚》中，他指出传统中认为“身体是灵魂的牢笼”这一观念是错误的，真正的情况是“灵魂是身体的牢笼”，即一系列被话语与权力所创作出的效应被建构为某种永恒的本质，而覆盖和束缚着身体，由此导致其难以被解脱。文棠生喜欢的“刘宛婷”是因为她具有女性器官的身体，这个“女性”身份？还是在众多元素共同作用下所组成“刘宛婷”？如果是前者，那么当刘宛婷变成刘廷而失去了自己的“女性”身体时，文棠生的感情必然就会转移到其他的“女性”身体上。但电影中他却没有，这或许也便暗示了对某个人的好感和爱恋并不会仅仅只建立在某种身体上，而会涉及更多的东西。由此我们也便能进一步地指出，异性情欲和同性情欲本身并非泾渭分明的，而是在一系列的话语述行行为中所渐次建构出的。巴特勒指出，过度和夸张的“异性恋”身份恰恰揭示了被拒斥的同性情欲文化。这一点在电影中刘希真和文棠生的身上都存在着。
当弗洛伊德讨论性/别问题时，他注意到个体身上所存在的某种“双性恋”气质，在某种程度上便涉及了我们所讨论的这个问题。但“双性恋”本身依旧建立在某种异性恋背景下，从而导致弗洛伊德的这一观点所具有的颠覆性遭到折扣。而把异性恋预设为人类性行为和情感的本质性模式，导致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精神分析学家和性学家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对于传统强制异性恋体制和其意识形态再生产的工具，并且直接使得20世纪其后的性观念变得更为保守和顽固，因此也令其成为女权运动和性少数运动中最为关注和批评的问题。
三、结语
在《海吉拉》最后，刘廷站在天台上，闭着眼张开双臂，对着上天默念：“请拥抱我的灵魂，在我的躯壳之上，相信爱能带灵魂重生，让幸与不幸的我，成为被神祝福的使者。”这里的“灵魂”，我们或许不能再理解为笛卡尔意义上的那一超然之物，而是某种更为复杂的组成一个个体的集合之物，它一方面建构着我们，一方面也不会变成新的牢笼来束缚我们。这便是西方酷儿理论的核心观念。在美国酷儿理论家伊芙.塞吉维克的著作《衣柜认识论》中，作者指出，酷儿是一个持续的时刻、运动、动机——反复出现的、漩涡般打转的、扰乱的（troublant）。它所强调的是某种路线而非根源，就如文化理论家保罗.吉尔罗伊在他的著作《黑色大西洋》中所指出的，酷儿并不在乎被定义、确定性和稳定性，而是转变中的、多元的和反对被同化的。
那些能够感知疼痛和冷暖的物质性身体始终生活在我们的社会话语之中，因此也就意味着我们能够通过修改和打断传统中覆盖其上的话语链条来颠覆其一成不变的僵硬状态。因为它是“躯壳”，但并不就此意味着它无关紧要。而爱，这个颇为神秘的东西在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的《爱的多重奏》中依旧占据着核心地位，以及坚信存在于其中的力量能够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个体，以及由此建构一个更美好的理想社会。
海吉拉曾经享受着神的祝福，是神的舞者，因此让她们在有别于主流群体的同时还留有一块悬空之地供其寄居。但随着现代西方传统性/别观念的传播和强势，她们堕落尘世，成为主流群体之外那个“非正常”之物，遭到边缘化。这或许便是现代性的代价，曾经它一度因为其他领域飞速发展而带来的福利让我们转过视线，对其视而不见甚至压制，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曾经遭到打压和边缘的群体再次归来，成为传统霸权的挑战者，通过对其的揭露、批判、解构和一系列的政治行为，使其反思和重新改变，以为被巴特勒称作“幽灵”的身份不明者开拓存在的空间，以及创造一个能够让他们于其中生活、展现自我、追求爱与梦想的社会环境。
（本文来自于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