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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新浪潮|钟伟杰:火的视频都是套路,我们不追热点

视频新浪潮|钟伟杰:火的视频都是套路,我们不追热点

钟伟杰/口述 澎湃新闻记者 康宁/采访整理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

短视频浪潮风起云涌,只要你有一部智能手机,你就可以成为视频生产者。众多的90后、00后投身到了视频新浪潮中,这股新浪潮中的弄潮儿们生活状态怎么样?他们有哪些困惑,有哪些期许?澎湃新闻·请讲栏目推出“视频新浪潮”栏目,邀请短视频生产者、平台运营者、投资者、研究者们讲述视频新浪潮中那些激情澎湃的故事。

今天我们刊发的是短视频生产者箭厂视频总制片人钟伟杰的口述。

口碑和流量的不匹配似乎让箭厂成了短视频大军中的异类。

箭厂拍《那些漂在北京的香港人不想回家》时,钟伟杰行走在画面中,顺带讲了一回自己的故事。片子的配文中写道:“2008年奥运会,北京是全世界的焦点,钟伟杰觉得应该再去看看。这一去,就待到了今天,成为箭厂视频的总制片人。”

作为掌舵人,这其实不是钟伟杰第一次出现在箭厂的镜头里。在《横店群演的龙套江湖》那个片子里,他还套上了带着异味的戏服,演了回没有台词的掌柜。不仅如此,在箭厂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每条视频后,钟伟杰都会留下一条简短的“厂长语录”,以此来刷一下存在感。

不为迎合市场,执着去做自己认为有价值的内容——支撑这份任性的或许是箭厂的身份有别于市场上其他的短视频公司。

2016年7月,正值短视频创业风口,箭厂视频依托上海报业集团旗下新媒体项目界面新闻的平台成立,运营资金全部来自于界面的投资。经过两年多耕耘,坚持做好内容的箭厂没能成长为“爆款”。

以下内容整理自钟伟杰的口述:

我叫钟伟杰,做箭厂之后,他们也叫我厂长。我毕业于台湾世新大学导演系,算是科班出身。刚开始,我做过一段时间音乐MV的导演,后来在VICE中国做了三年多。

我从VICE辞职后,想做一些自己的东西。2016年,我认识了界面新闻的华总(界面新闻创始人之一,华威),他个人挺喜欢VICE的风格,知道我离开了,认识后就问了问是否有兴趣来界面做点东西。当时,我本来准备自己着手去拍纪录片,和他谈完也觉得有兴趣尝试一下。

那时候是短视频的创业风口,大家都在做。其实,最开始到底我们要做什么样的片子?对我们来说也不清楚。后来,华老师说:“先做做,试试看,之后再说吧。”我说OK,就这样开始做了。我们决定不考虑流量,不考虑变现方式,烧一年钱去拍我们觉得值得的人和事,看能不能闯出一条血路来。

这有点像摸着石头过河。VICE一开始上线,我就已经在那里了,所以选题应该怎么找,找到之后怎么拍,这些东西都心里有数。如果以新闻性作为一个基因,是不是也能产出这种类型的片子呢?所以一开始也没想那么多,不觉得能引起什么事儿,因为其实我们也不会花大钱去做,每个视频在讲一个非虚构故事,其实花不了什么钱,主要就是工作人员的差旅,最贵的一条也就三两万块钱,当然这里没算我们的人工。

厂里只有十八名正式员工

箭厂团队并不大,制片组、后期组、运营加起来目前是18名正式员工,很多人刚毕业不久,25、26岁这个年纪的居多,基本都是从事过影视相关工作的人。其中,能够称为摄影师的有10个人。

有一些比较简单的故事,或是刚好那个拍摄可以比较密集进行,拍个三两天,然后后期两周左右完成,片子可能就差不多成型了,这样算一条片子制作大概是半个月。一般来说,我们平均一条片子从拍到剪辑完成,起码是一个月左右。还不算前期调研的工作,因为有时候找人物的过程会有点漫长,这些有点难计算。

因为人少,但是要保证持续产出,所以在整个制作流程上我们会规划得比较仔细,尽量提高效率。前期的规划尽可能细一点,不要导致拍太大量的素材,那样可能会导致后期变长。当然这只是尽量,因为我们拍非虚构纪录片这种东西,有时候也很难讲,在现场的时候也很难说清楚哪些是要的,哪些不要。

箭厂的团队是价值观比较接近的一群人,比如一件事情出来,不会急着要发表立场,不是非理智的人。团队规模会慢慢扩充,但不是急着大规模扩充。我们做的这个东西比较接近手艺活,要有一个磨合过程,哪怕是比较有经验的人,甚至他可能已经有了一些成熟作品,但为了要做出接近风格的东西,还是需要时间来磨合。

我不太喜欢用短视频来称呼箭厂在做的工作。业内人比较在乎“短视频”这个说法。但本质上,对观众来说视频的长短没有差别,看不看得下去就是他觉得好不好看,不好看的东西也许10秒他都会嫌长。

我们做的片子可以说都是纪录片,有的时长在20、30分钟,但我们不会刻意去跟别人说这是纪录片。国内大部分观众对纪录片有误解,他们平时更多接触到的是电视纪录片,比如像《舌尖上的中国》,或者是一些历史、军事题材的片子。

我们不会选择去拍那些已经过世的人,因为在他们身上已经没有真实的故事有待发生了。我们做的纪录片聚焦的是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

纪录片上大银幕还是有点困难,虽然这几年有一些特别成功的案例。但我个人认为对于纪录片来说,传播渠道现在已经不是问题。箭厂也不会限定于只做纪录片,我们也可以去拍像《我不是药神》这样的电影,它是基于真实人物改编的非虚构电影。

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尝试做更长的片子。最近,我们和腾讯、文物保护基金会合作在拍一个关于长城的故事。这不是那么大众的题材,我们用纪录片拍摄手法去做,希望可以把事情讲得更故事化。已经拍了半年时间,预计后期剪辑也要花上大半年,做一个这样的片子周期得一年以上。

对我们来说,很难的一件事情是在做片子的时候需要找平衡,不能只顾艺术性,只顾自己的表达,那样去做可能会拍出艰涩难懂的东西。但我们的定位也决定了不能太过于纯娱乐性,不能像国内的综艺或者是真人秀那样去做。我们一直在寻找中间的平衡,有一定娱乐性,好看之余,不要太俗、太浮夸。这其实挺难的。片子要做得有个性不难,简单去讲“我喜不喜欢”就行了,或者做得鸡汤一点,去迎合大众的口味,尽量把它做得浅显易懂,爆点多就好。

“现在很多人没有了自己独立的思考”

现在有些很火的视频,你仔细研究会发现来来去去都是那些套路,给你灌输一些东西,或者直接给你一些价值观。

比方说“一条”,它给你的是一种生活方式,但这样也许最终可能会变成一种很单一的生活方式——你想有格调,你就要拥有这些。在品牌经营方面,它是很成功的。但是生活方式没有那么简单,出去旅行不是只能住最美民宿,有时候当个背包客也会很有品质。每个人对生活的理解应该是不一样的。

谈到箭厂有什么不一样,其中一点是我们不做生活方式,对我个人来说,我觉得生活方式是很复杂的,我不想告诉别人你应该怎样去生活,因为这是个人选择。像我自己,并不是一个有很多物质欲望的人,我很满足于我拥有的东西,我可能看一本很棒的书就会觉得很高兴。那本书值多少钱?也许是20块。对我来说,我不用刻意去花1000块住很好的酒店来让自己快活。我也不想鼓吹这样的消费。

事实上,我在香港长大,反而更加警惕这样的信号,因为香港本身就是一个消费社会。有些女性的工作很辛苦,生活压力很大,她们的减压方式可能是去买个名牌包,或者吃一家非常昂贵的米其林餐厅,这样的方式可以让她们片刻解脱出来。但我觉得,如果人的生活只能变成这样的话,那就太可悲了。

你要赚很多钱,这令你压力大,让你活得很辛苦,所以你要去消费,买奢侈品,吃大餐,然后为了这样,你只能更加辛苦地工作。买包也许能让你很高兴,但你的生活压力却来自于你需要赚很多钱,这不是一个死胡同吗?

但现在恰恰是这样的叙述更容易被人接受,告诉你什么东西很好,你只要拥有了它你就会很快乐,你只要拥有了它你就会成为某一种人。你想要很酷,显得很有态度,你就要像我一样。做品牌的确需要很明确的定位,但我们很警惕这种表达,箭厂想要表达的这种价值观没有那么容易归纳,因为我们的表达是复杂的,我们希望做到的事情也是很困难、很复杂的。

我们其实很长时间生活在一个媒体机构告诉你应该怎样的状况里,很多人没有了自己独立的思考。

将镜头对准生活在南京的日本人

箭厂拍摄的对象更多是平凡人、草根,关注他们的处境。甚至就算他不是一个草根,可能已经是个红人了,我们也尝试用比较平凡人的角度去看待他们,用这样的方式去拍摄。

我们可能会比较关注社会题材,有新闻性的东西在里面,但它不像新闻那样即时性。我们不会特意去追社会热点,反而可能是某些热点出来之后,想要缓一缓,思考一下再去拍片子,而那个片子主要想表达我们对这件事是怎么看的,二来也做一些反思。

箭厂刚上线不久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片子叫《生活在南京的日本人》。播出后,反响比较大,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片子,算是在刚起步的时候确立了箭厂的价值观。我们跟传统媒体讲故事的角度还是略有不同,不用那么主旋律,所以相对来说可以做多一些尝试去表达自己。

有时候,我们很容易忽略很多身边正在发生的事情,拍这些片子也是希望给大家多一点角度去看待那些可能被我们忽视了的事情。

比如说,做日本人生活在南京的故事,我们的初衷就是想去尝试能不能消除一些人固有观念里的标签,哪怕是在国仇家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有没有可能引导大家去从比较人性的角度去看待不同的人,去了解他们的生存状态,这是我们呈现价值观的方法。我们的片子不会让观众觉得是在崇日献媚,只是想要说我们怎么看待这件事,告诉大家有这样一群日本人生活在南京,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而当你看到了这些,你会有自己的思考。

有些事情我们习惯认为可能是那样的,但是事实上你不真正了解的话,很可能你的想法其实是错的。当然,有时候也有些不理智的言论会出现,我觉得这样也很好。即使最后引发了一些争论,但起码我们有机会做了一个东西,让理智的声音和不理智的声音都存在,你作为观众有机会看到,你会有自己的判断和认同。

《生活在南京的日本人》播出后,大部分看过的人反应都是比较理智的。后来,我们还拍过一个片子叫《那些漂在北京的香港人不想回家》,其实也想讲差不多的意思,在文化冲突、矛盾和误解存在的情况下,我们想用一个片子让大家看到从另一个角度去讲的真实故事。

我也是这个故事里的角色,本身来讲我很了解的事。我在北京已经生活了十年,身边有些香港朋友比我来的时间还要长。有时候,一些矛盾和问题被报道出来,但“港独”不能扣在所有香港人身上,我很清楚自己是中国人的身份,但我怎么看待这个身份,可能和你不一样。

那些负面新闻最抓眼球,最容易激起大众的愤怒或者排斥,对于没有独立思考习惯的人来说很容易累积误解。所以,你总在网络上看到一些言论提到香港人都怎么样、东北人都怎么样、河南人都怎么样。

基于这个,我当时就想有没有一个机会说一说,起码我身边的人不是某些报道里呈现的那样。但是,如果你只是去跟别人说他们不是这样的人,这很没有说服力,所以我们拍的片子只是在跟大家讲我们的成长背景是什么样的,甚至谈了我们父母的成长背景,这些可能很多人之前都没有了解。一旦你了解了,也许就会有不一样的看法。原来我对自己中国人身份的理解源自于那样的经历。

我发现,当我们尝试在矛盾里讲述真实的人物故事。很容易引起共鸣。

箭厂的每一个片子不代表客观,我们也不追求所谓的客观,这种片子不可能是客观记录。

在现在的传播环境下,你做的东西想要引起转发,有些东西不能表现得那么复杂,可能要讲得再直接一点。但为了传播得更好,而做出违背初衷的改变,我们不会做。

(本文来自于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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