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聪明文化”使 金融危机雪上加霜
“只有最聪明最能干的人才能来投行”
第一财经：你在清华大学和卡内基梅隆大学时，学的都是电子与计算机工程，为什么后来到华尔街工作了？这和当时华尔街在美国高校精英阶层中的巨大影响有关吗？
夏阳：我大三时，就在清华经济管理学院修了第二学位金融与企业管理。现在想来，可能当时就有点想从事金融业的念头了吧。不过，1996年我到卡内基梅隆大学读博士，学的还是老专业，微电子集成电路设计、算法验证等。1990年代，随着美苏“冷战”结束，美国经济开始蓬勃发展，量化交易、算法交易兴起后，华尔街迫切需要很多高科技人才加入。当时，凭借期权定价模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罗伯特·默顿（RobertMerton），都被拉到华尔街来创立了对冲基金。1997年底，我博士还没毕业，华尔街的猎头就来高薪挖我去做量化投资。恰好当时，我太太在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我不想再长期两地分居了，觉得新泽西普林斯顿离纽约市也不远，就去华尔街工作了。
第一财经：说到找工作，《清算》里描述了华尔街投行通过参与美国名校重要社团活动，还有精心准备的校园招聘，成功影响了学生的择业观，让他们觉得除了去投行和咨询公司，做别的工作都不“聪明”。你读博士和找工作时，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夏阳：我的情况还不太一样。当时，美国整个大的社会趋势是高科技在各行各业都非常受欢迎，华尔街要体现自己是最引领整个世界的，当然也需要高科技人才来帮着他们交易、投资，所以他们才派猎头到处挖人。《清算》里写的招聘，录取的学生是从楼梯最底部进入华尔街的，而像我这样的专业技术人才，还有罗伯特·默顿这样的科学家，基本进去直接就是做中层。所以到2001年，也就是我进华尔街四五年后，在雷曼兄弟可以做到一个交易台的管理者。2007年我35岁时，又升到董事总经理。当时在华尔街投行，我也算是最年轻的MD（董事总经理）之一了。后来，我代表公司参加一些招聘活动的时候，就和《清算》里写到的强调“聪明文化”很像了。
第一财经：可以谈一下你当时招人的经过吗？
夏阳：2004年，我被瑞士银行集团挖去，派回中国香港工作。大投行都是全球化的，中国的香港、美国的纽约、英国的伦敦，还有日本的东京，这几个全球金融中心的人可以随时流动，招聘年轻学生的动作全球进行。所以当时我在香港这边做董事总经理，偶尔也作为公司年轻高管的典范，代表公司的“聪明”形象，回美国去招聘。记得每年11月份，在波士顿哈佛那边有一个招聘会，投行会派出最优秀的MD、VP（副总裁），还有associates（副经理）组成团队去招聘。过程和《清算》里提到的一样，在酒店里请学生们吃饭，哈佛和其他学校最优秀的MBA学生拼命来向我们推销自己，证明自己最优秀。学校也在招聘会上告诉学生，只有最聪明最能干的人才能来我们投行。
第一财经：《清算》中，作者还花了很多笔墨讲华尔街宣扬的“聪明文化”对美国名校学生的影响和对华尔街金融主导地位的强化。你怎么看她提的这种“聪明”？
夏阳：作者说的“聪明文化”其实指的是，大学里面学到的知识只是用来证明你是优秀的和聪明的，为了给自己打上标签——你是哈佛的，你是清华的。但到了投行，大部分人做的工作其实都差不多，这时情商、销售技能和拼命想做事的动机更重要。
在华尔街，真正的专业人士是比较少的，像我这种做量化交易的人是“横着”切进来的，大部分人要慢慢爬楼梯，靠销售能力、情商往上升。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外界对华尔街的一个长期误解，老认为华尔街的人真的很聪明，其实不是。就像考上清华、哈佛的人并不是完全因为他更聪明。好学生的智商其实和调皮捣蛋的学生、成绩差的学生差不多，只是他们更愿意付出和忍耐。华尔街就是把这些名校毕业的人选出来，打上聪明的标签，告诉全球企业这些人是最聪明的，你们听我们的就行了。
森严的等级制度和“自己人”的相对平等
第一财经：《清算》里还讲到华尔街有清晰的等级制度，岗位、职务不同，甚至乘坐的电梯也不同。你工作的时候也是这样吗？
夏阳：这个绝对是有的。我在美国时，一直在做专业的投资、交易，2004年到亚洲之后的工作经历才更“华尔街”一些。2004年到2012年，我都在香港第一高楼国际金融中心50多层的一个交易厅上班。在月租金十倍高于周边办公室的地方工作，当然也是华尔街“聪明文化”的一种表现，显示只有某种身份地位的投行，才能进驻这样的办公室。
我们在香港的交易厅和好莱坞电影上看到的很像，非常大，整层都是。里面一排排桌子，上面堆着的显示屏幕把人都包围住了。交易员、销售们全挤在里面办公，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就算每年帮公司赚几千万美元的人也没有。国金中心里还会分出不同的电梯区，有些电梯区是一般员工使用的，高管层有单独的电梯可以直上直下，还有单独的卫生间，彼此之间几乎没有机会碰到。等级是非常森严的，否则显示不出“聪明文化”来。
第一财经：为什么投行的办公等级制度，也是在显示“聪明文化”？
夏阳：如果没有等级制度的话，有人就会说，我们都差不多，为什么你要比我厉害，赚得比我多得多？其实我前面也说过，投行的大部分工作没有太大区别，也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神秘。所以要通过等级制度让大家相信，坐在办公室的高管，就是比我多知道更多东西，就是比我聪明。
第一财经：你在华尔街工作了近20年，《清算》作者只工作了几个月。你觉得她对华尔街日常生活的人类学研究中，有哪些地方是有偏颇或者不足的？
夏阳：作者有些地方还是片面的。她接触的大部分华尔街人都是第一层次的员工，高管有接触，但很少，尤其是投行的高管们甚至中高管们在干什么或者在想什么，里面涉及得很少。比如作者说到的投行等级森严，其实到了高层也不全都是那样。我当时接触到的瑞银集团全球董事长，他比我高两级，虽然看起来比较严肃，但人很gentleman很nice，他对下面十多个MD都是这样，这是投行在“自己人”之间相对平等的地方。还有我在美银美林做大中国区证券业务负责人的时候，每半个月到一个月，美林同级别的高管都会在香港的私人会所聚会，大家一起抽雪茄，喝红酒，顺便交流业务。所以在投行里，真正进入一定层级后，其实也是比较平等的。如果作者再加上些对华尔街稍高层级的人的田野调查，这本书真的会更好看。
第一财经：你的这个看法也让我想起豆瓣上网友的一段评论，说人类学学者在研究殖民地土著、乡村秩序、边缘群体时，基本上是抱以同情的姿态。而研究商业、互联网等对象时，大多是持批判的态度。这种感觉你在阅读过程中也有吗？
夏阳：这本书的作者明显有种怀才不遇，或者其实“我也很聪明，但是你们怎么没重用我”的想法（笑）。
第一财经：你读下来是这种感觉？
夏阳：当然有这种感觉，所以我说她对高层那一部分了解得太少。其实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行事方式，比如华尔街就是通过“聪明”，通过等级，形成一套标签和文化，达到构建自己金融主导地位的目的，这一点我觉得无可厚非。从微观层面，也没有必要去抱怨什么，既然来参加游戏，就应该愿赌服输。其实大部分来华尔街参加这个游戏的人，对书里写的很多内容都明白，因为想要赚钱嘛，很多人还是来参加这个游戏了。但是从宏观层面，还可以分析一下为什么会让金融业的人有这么大的权力？这个权力其实已经超越了政府，超越国家了，因为华尔街也是金融财团们掌握世界财富的工具之一。
第一财经：《清算》虽然写的是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华尔街，但读了会发现华尔街企业文化中的很多运作方式在中国已经很常见，比如加班文化、“狼性文化”。你现在一直在上海工作，觉得中国企业的这些文化特质也是受华尔街影响吗？
夏阳：中国一些企业的“狼性文化”，甚至是“聪明文化”，其实不是向美国学来的，应该说本来就是这样，中国人本来就有勤勉文化。历史上的票号、银庄、钱庄就是我们中国自己的华尔街，一样非常努力，有加班。为什么呢？因为只要是利益驱动为第一要素的，就会有这样的文化。尤其是改革开放后，被压抑很久的商业文化释放了，中国的一些民企抬头一看，世界上最先进的金融体系标杆美国华尔街都认可这一点，于是就加倍地爆发出来了。所以中国现在华为、腾讯、阿里的加班文化远超美国。
第一财经：在亲身遭遇裁员后，作者认为华尔街的金融机构凌驾于整个社会经济之上，“聪明文化”使得金融危机雪上加霜，并导致社会的很大不公。你如何评价这个观点？
夏阳：这个我是认同的。为了赚钱、体现他们的优点，华尔街会去发掘各种机会，发明出类似房贷、次贷等金融产品。像房贷金融产品化，一开始本意是非常好的，银行没有那么多钱可借，就把很多房贷收集起来打成一个包，金融化、证券化之后去卖给投资者，这样美国很多买房子的人都能借到钱。但问题是在上面一层一层又做些金融手段，是不是会过度杠杆甚至导致危机？
经济本身如果像古代政府一样完全无为而治，可能周期就不那么明显，呈缓慢的直线、斜线上升，直到被改朝换代打破，等新朝代稳定后又开始上升。近代资本主义兴起后，确实是发明了更多的金融工具来让资金流动得更快，生产力更快成长，但容易出现过剩或者不足，也就是出现经济周期了。最近几十年的社会实践表明，华尔街主导金融经济政策后，经济周期波动的幅度就可能变得更厉害，比如美国1929年那次金融危机，本来政府和央行应该是提供流动性资金，结果华尔街为了防止银行崩盘而收缩资金流动，最终导致经济衰退得更厉害了。所以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美国又开始管束华尔街了，西方政府对投资银行的监管也更严，这也是全球去杠杆的一个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