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陆家嘴万丈高楼平地起
陆家嘴:万丈高楼平地起丨改革开放四十年•出发地⑧
从简陋的棚户区到林立的高楼群,建设者将这艰巨的跨越走得近乎一气呵成。
彭洁云
“黄浦江边有个烂泥渡,烂泥路边有个烂泥渡镇,行人路过,没有好衣裤。”老浦东有首民谣唱道。
翻开一本上海浦东三十年前的旧地图,很难不注意到一条“烂泥渡路”。不仅因为路名起得不拘一格,更重要的是,这是陆家嘴地区靠黄浦江最近的南北向主干道路。
区区几个字,似乎也言尽了昔日浦东的落魄与狼狈。
这条由卵碎石铺筑的“弹格子路”,大约四五米宽,身处破烂的厂房和简陋的棚户区,一到雨天,水漫泥路。也难怪,“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一度是八九十年代老上海人的共识。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
浦东开发开放之后,当初的“烂泥渡路”已拓宽变身成平坦光洁的柏油大马路,并悄然更名为“银城中路”,置身于这座城市内最为寸土寸金的核心区域——陆家嘴金融贸易区。路的东侧巍然屹立着金茂大厦、上海中心等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西侧临江位置则坐落着汤臣一品、中粮海景1号等一线江景豪宅。
“烂泥渡路”的吐气扬眉,也见证了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的平地高楼起,看尽了浦东开放从无到有的风云变幻。
“我们感谢邓小平选择了浦东。”
“我们感谢邓小平选择了浦东。”6月26日下午的新锦江大酒店会议厅,原上海市副市长、浦东新区首任管委会主任赵启正在“先贤与上海城市记忆”的主题论坛上感慨道。
新锦江大酒店的42层旋转餐厅,多年前曾是上海市中心的制高点。1991年大年初四的上午,邓小平也是在此俯瞰上海全景,并听取浦东开发专题汇报。
据在场人士回忆,时任上海市市长朱镕基向小平同志汇报时说,浦东开发的战略是“金融先行,贸易兴市,基础铺路,工业联动”这16个字。小平同志听后说:“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那要好多年以后,但现在就要做起。”
总设计师的这番话将陆家嘴的发展推向了更显眼的位置。要知道,即使在1990年浦东开放发令枪正式打响的时候,对于浦东未来构想仍定位于“建成一个设施配套比较齐全,现代化和外向型的工业基地”。
于是,一年后的中共十四大报告中就有了这样的话:“以上海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飞跃。”
作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承载区,为何偏偏选中了浦东陆家嘴?
陆家嘴,原是黄浦江流经外滩时,与吴淞江汇合后又折向东面形成的沙嘴,以陆深家族所居而得名。明人陆深是上海县历史上第一位通过科举考试获得高位的人。
对于陆家嘴的金融贸易定位构想最早可以追溯到1986年。
那一年的10月13日,国务院正式批复《上海市总体规划方案》,这是上海城市发展史上第一个经过国家批准的城市总体规划。在批复中明确:“当前,特别要注意有计划地建设和改造浦东地区。”这是中央第一次在正式的文件中提到了浦东建设。其中对于浦东开发的构想包括:在陆家嘴附近将形成新的金融、贸易中心,成为上海市中心的延续部分。
1987年,时任上海市长的江泽民向中央提出:“浦东不搞特区搞新区,不搞开发区搞功能区。”于是,在中国首次出现了按功能规划区域的发展模式,在浦东形成了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张江高科技园区、外高桥保税区四大功能开发区。
吸取了过去上海“摊大饼”式的城市发展教训,浦东开发以城市的功能分区域,把金融、贸易等放在黄浦江东边的陆家嘴地区,与昔日金融街外滩一江之隔。把出口加工放在金桥地区,港口吞吐、物流仓储放在黄浦江入海口的外高桥地区,高科技放在浦东中部的张江地区。
1990年6月,国务院命名陆家嘴金融贸易区,这也是目前中国唯一以“金融贸易区”命名的开发区。
“把陆家嘴地区规划为金融区很好理解。”曾任上海市副市长、浦东新区开发办副主任的沙麟回忆说,“因为与陆家嘴一江之隔的外滩原先就是金融集中地,所以,在陆家嘴发展金融,就与老市区联成一体,组成一个金融中心、信息中心;金融上去了,整个城市就活了,资金也有了,这是浦东新区开发建设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再者,陆家嘴的区位优势明显,因此要充分发挥其级差效应,使开发效益最高。”
和中国其他开发区所不同的是,浦东提出“金融先行”。曾任浦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的黄奇帆就指出,浦东开放在金融、商业等第三产业上政策很突出,反映了中国的开放由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开放。
从中国产业对外开放发展历程看,80年代第一个阶段是以建立五个经济特区和开放14个沿海的城市为代表。开放的产业中主要是工业和部分第三产业,但第三产业中的核心领域,如金融、贸易、商业等仍不对外开放。进入90年代,浦东开发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了第二阶段。
发展现代服务业对于制度环境有些更高的要求。经济学家陈志武就曾指出,制造业和服务业对制度环境有些很不相同的要求。与有形物打交道的制造业对体制、机制的依赖性相对较弱,而与人打交道的服务业对制度环境的依赖性却很高。服务业所交易的是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无形的“服务”或“许诺”,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可能性因而大大增加。
浦东开发开放所肩负的使命之一,就是要在第三产业领域有所突破,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新阶段。
“如果陆家嘴是经济战场,楼宇就是我们的生产车间。”
清晨,一轮红日从浦东的高楼间悄然跃出,摩肩接踵的白领们自地铁站鱼贯而出,步履匆匆走向一栋栋鳞次节比的摩天大楼,耳边隐隐传来黄浦江轮船的汽笛声,并伴有对岸外滩钟楼的《东方红》乐曲。陆家嘴开启了一天紧张而忙碌的节奏。
“如果陆家嘴是经济战场,楼宇就是我们的生产车间。”陆家嘴金融发展局办公室副主任何建木表示,要说这里的每幢摩天大楼都是一条“垂直”的金融街,那是一点都不夸张。
他向界面新闻披露了这样一组最新数字:
目前在陆家嘴金融贸易区范围之内,已经建成250幢8层以上的高档写字楼,投入使用的建筑体量是1500万平方米,面积是浦西外滩全部万国建筑群的10倍以上。
在这片楼宇空间内,总共容纳了50万白领,其中直接从事金融产业相关的是23万名,这个数字和亚洲另一金融中心香港基本持平。
万丈高楼平地起。从简陋的棚户区到林立的高楼群,建设者将这艰巨的跨越走得近乎一气呵成。
“在浦东四个功能开发区里面,陆家嘴的规划是最周密的。”赵启正对界面新闻表示。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谈起过往的筚路蓝缕,仍目放光芒。
在昔日浦东开发开放的“前线指挥部”——浦东大道141号简陋的食堂里,为了提醒所有的浦东干部都要具备国际眼光、国际思维和国际战略,赵启正特意找人写了一条标语——“站在地球仪旁边思考浦东开发”。而陆家嘴的建设开发也确实是这么践行的。
1990年12月,朱镕基在主持浦东新区总体规划审议会时计划,从黄浦江边的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始,打造一个集中国与世界、现在与未来相融合的上海新标志地区。
“不但是陆家嘴的设计,整个这一带的设计,要向全世界招标。这条线是跟外滩相对的,大家都知道外滩,你这一条线的设计至少不要比外滩次,要有特点,要号召全世界的建筑设计师来投标,这就一下子提高了上海的知名度。”朱镕基说道。
1992年11月20日,上海国际贸易中心三楼,陆家嘴中心地区规划及城市设计国际咨询会在此举行。
五个精心制作的陆家嘴金融贸易区中心地区的规划模型摆放在中央,世界顶级规划设计大师们围着模型而坐,各抒己见。
“各国设计各有特色,坦白讲,都比我们自己设计得好。”参加会议的赵启正回忆说。
最终经过17轮讨论修改,历时两年时间,完成了陆家嘴中心区域的规划。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为一个地区规划进行国际咨询,产生第一个汇集国际智慧的规划方案。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讨论中,对于是否在陆家嘴中心位置建造绿地曾产生过极大的分歧。
“陆家嘴四周是建筑群,中间建一块圆形的绿地,让人和自然融合,置身于大自然的怀抱之中。”在国际咨询会上,有外国专家陈述设想时描述道。
有人问:“建中心绿地需要多少土地?”
外国专家回答:要占地10公顷。这相当于10个足球场的大小。
一时间,会场震动,在场的人有些坐不住了。
最后,浦东建设者在与外方的交流中形成了共识,陆家嘴金融贸易区不能只有“水泥森林”,没有绿荫。
曾有企业家劝过赵启正,陆家嘴中心区的地价这么高,在沿江边的中心位置搞绿地太可惜了。
“从城市的功能考虑,舍得这样做。”赵启正认为,城市需要呼吸,需要“肺”,需要绿色。这是现代城市功能的需要,是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的需要,是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需要。
于是在这块可能是世界上最昂贵的绿地四周,这个城市在不断刷新高度。
1993年12月,设计寓意为“大珠小珠落玉盘”的东方明珠电视塔实现了350米的主体结构封顶。电视塔设计高度为463米,时为亚洲第一。
1999年,构思原型为西安大雁塔,高88层的上海金茂大厦竣工落成,这座八角形外观如钻石般精致的超高层建筑,以420米的高度在当时排名世界第三。
2008年,一度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而停工数年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在这个全球低迷的年份也艰难开业,492米的高度时为国内最高楼,也是世界最高的平顶式大楼。
2016年,呈螺旋式上升造型的上海中心大厦正式完工,以632米的高度成为上海“第一高度”,也是中国第一高楼,世界第二高楼。到达“上海之巅”仅需要55秒,电梯以每秒18米的速度从地下一层向上飞升,最终抵达119层观光平台,可以360度俯瞰整座城市。
在陆家嘴建设早期,曾有人批评,这里的高楼造得太多了,空置得厉害,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赵启正回应道:“在中国,聪明的母亲总是把孩子的裤子做得长一点,以备孩子长大了还可以穿。”
而到现在,外界更关注的问题却是,陆家嘴这片经济战场的生产车间会不会很快就不够用了。
“我们是有‘厂房’的,这个大家不用愁,未来我们也会释放出更多空间。”何建木表示,这几年通过不断盘活土地资源,正在陆续新建一些商办楼宇,在建规模达到233万平方米。下一步将对一些原有老地块进行改造,进行再利用,到2020年大概会有1700多万平方米的楼宇空间。
入夜时分,下班的人们走在环形天桥上,俯瞰世纪大道车流如虹,仰望高楼直插云霄。摩天建筑群的灯光闪烁,星星点点,如梦如幻。
“你可以感觉到银子在街道中流淌。”
查阅全球金融界人士关于“金融中心”的论述,无一例外都提及“集聚效应”这一概念。大多数人认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命运基本上取决于金融业务与金融机构的空间集聚效应。集聚程度越高,这个地区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胜出的可能性越高。
但赵启正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曾经长期以计划经济为主的发展中国家,金融机构的集聚效应是不会自发实现的,特别在金融中心建设的起步阶段,政府的政策引导与市场培育至关重要。
1995年6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迁址浦东陆家嘴,标志着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的正式启动。
“我们送的这些礼物都很有讲究。”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他仍记忆犹新。赵启正当时代表浦东向央行上海分行送了一只打扮得十分可爱的小白羊,寓意就是座“金融行业的领头羊”。
紧接着,9月28日,日本富士银行上海分行在浦东开张营业,它是外资银行直接参与陆家嘴金融开发的先行者。“我们赠送了一匹红木雕刻的奔马表示祝贺,寓意一马当先。”赵启正说道。
12月28日,上海招商局大厦在浦东举行落成典礼,招商局集团获赠一个雄鹰木雕,寓意他们有鹰一样的眼光看中浦东,能像鹰一样展翅高飞,带动陆家嘴的功能开发。
1996年8月,中国境内首家外资独资银行总行——泰华国际银行从汕头迁址浦东,成为第一家在陆家嘴的外资银行总部,浦东又送上一群大象的红木雕塑,寓意“万象更新”。
这些礼物的陆续送出,意味着浦东拉开了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功能区的序幕。
资料显示,1995年起,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及日本富士银行、三菱银行、香港渣打银行、汇丰银行、美国花旗银行等外资机构接踵而来。
陆家嘴金融城管理局所提供的最新数据是,辖区内银行、证券、保险等持牌金融机构共有835家,外资法人银行约占全国的44%,公募基金约占全国的1/3,金融科技等新兴金融机构和专业服务机构近6000家落户陆家嘴。
伴随着中外金融机构的接踵而来,多家国家级金融要素市场也纷纷落户浦东。
1997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迁入浦东开业。紧接着上海期货交易所、房地产交易中心、煤炭交易中心、钻石交易中心、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等要素市场也齐聚浦东。据悉,目前陆家嘴共有13家国家级要素市场和功能性金融基础设施机构。这些交易平台的建立,初步为上海搭建起了全国性的金融体系,国际金融中心的形象开始树立起来。
海外有家媒体因此写道:“这里是中国的银行业中心,是中国的股票市场加速器,在上海,在浦东,你可以感觉到银子在街道中流淌。”
“自贸区让创新形成加速度。”
周玲玲是摩根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的1号员工,母公司是全球赫赫有名的金融机构摩根大通(JP Morgan),资管公司进入中国的设立选址、牌照申请、招兵买马等一系列重任压在她的身上。
经过一番奔波,她所在的公司于2016年8月拿到了WOFE(外商独资企业)牌照,是国内首家外商独资的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注册在上海自贸区,办公所在的国金中心36楼能将黄浦江的景致一览无遗。
“成立之初还是跑了一些城市的。最终选择这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陆家嘴存在很强的聚集效应。”摩根资管副总经理周玲玲告诉界面新闻,诸多的同业同行和合作伙伴都在这边,开展业务将更为便利顺畅。
这也是陆家嘴的管理者经常挂在嘴边的“产业发展生态圈”的概念,一个出色的金融中心应该具有强大完善的专业服务业体系,拥有完整的产业服务链。
何建木就此描绘了一番具体的应用场景:“一家企业到陆家嘴来注册和开办业务前后,需要很多配套服务,比如做投资风险评估和投资环境调查,要用到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咨询公司和评级机构;租房需要用到房地产经纪公司;招聘人手要用到人力资源机构;处理纠纷要用到法律仲裁机构等等,这些全球最顶级的公司都已经进驻了陆家嘴。”
2015年4月27日,陆家嘴金融片区正式纳入上海自贸区。利用自贸区政策加快创新,全球外资资管机构纷纷选择陆家嘴作为布局中国市场的落脚点。
周玲玲也表示,陆家嘴不仅是摩根资产管理中国客户与合作伙伴的聚集地,也是中国金融创新的试点地区,这为摩根资产管理结合国际经验扩展本土业务提供了发展环境。
“2015年9月,先吸引了安本资产到陆家嘴,这是欧洲最大的独立资产管理机构。那些全球知名的资管巨头一听,哇塞安本都来了,也就纷纷过来入驻,形成了‘滚雪球’效应。”何建木兴奋地表示,目前,已有39家国际知名资管公司在陆家嘴设立了近50家独资资产管理类公司。
其中,全球资产管理规模排名前十的机构中,已有8家前来设立了资管类WFOE,这一华丽的名单包括贝莱德、领航、富达、安联保险、纽银梅隆、安盛集团、高盛等。
在何建木看来,90年代的时候,陆家嘴更多是依靠国家的优惠政策,后来加入WTO以后,要依靠各个地方自主创新,进入综合配套改革阶段。十八大以来,改革进入了深水区,需要靠制度创新。
“自贸区让创新形成加速度。”作为陆家嘴新一代的建设者,何建木表示,制度创新是陆家嘴的灵魂,自贸区来了以后加速了创新的速度,并且依托于此进一步形成加速度。
2018年博鳌论坛,国家领导人的宣告让金融业迎来新一轮开放的大格局。随后,上海市政府于7月10日发布“上海扩大开放100条”,其中的32条金融举措,则构成了上海以更大力度开放合作提升国际金融中心能级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因改革而生,因开放而兴。陆家嘴的未来仍将与这两大关键词紧密相连。
(本文部分历史资料参考书目:《中国传奇——浦东开发史》、《浦东奇迹》、《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