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华新录 一代名相“终有悔”
虞云国
平心而论，王旦（957~1017年）还算是北宋一代名相，《宋史》点赞他：“伟哉，宰相才也。”有一次，他以翰林学士奏事，宋真宗目送下殿时对人说：为朕致太平的，一定是这人。
拜相以后，王旦以俭约治家，有“门庭清肃”之誉；尽管相府里宾客满座，却没人敢以私事干谒；有人受到他推荐，甚至终身都不知荐者为谁。政声如此，也算难能可贵。北宋史料笔记《孔氏谈苑》里说，“外抚诸边，内安百姓，官吏得职，天下富庶，颂声洋溢，旦之力也”，尽管有水分，却不至于太离谱。
宋辽定下“澶渊之盟”（1005年初）不久，在佞臣王钦若的怂恿下，宋真宗决定上演神道设教的连台本戏，借以掩饰城下之盟后君主权威的失落，内心却忌惮宰相王旦的态度。王钦若代达圣意，王旦听后仅表态尽力而为。真宗还不踏实，召他入宫，君臣欢宴后特赐酒一坛，叮嘱回家与妻儿共享。王旦归府，打开酒坛，见满是明珠，领悟到皇帝想让他在即将开演的大戏上不要抗旨。
纵观王旦一生，似也不太看重财货，也许只是圣意难拂的考量，一坛珍珠就此堵住了他的嘴巴，在其后神道设教的连续剧上，他“不复异议”，放弃了做贤相的担当。
一切停当，1008年阴历正月初三，宋真宗向群臣讲了一个天方夜谭式的故事。说去年某月某日夜半，有神人告诉他：“来月正殿做一个月道场，将降下《大中祥符》天书三卷。”今日果然奏报天书悬曳在承天门南的鸱尾上。王旦心知肚明，这是事先做的手脚，却带头再拜称贺道：“天赐符命，盛德之应！”与朝臣随驾前往，内侍取下天书，王旦跪着进呈，皇帝再拜接受，改当年为大中祥符元年（故事详见2018年4月2日本报E2版《大儒孙奭斗“天书”》）。
宋真宗趁热打铁，筹划封禅泰山，指望借助秦皇汉武举行过的祭天大典来为自己的权威加分。他哪有秦皇汉武的大功业呢，总得有臣民为封禅请愿吧。这次舆论紧紧跟上，王旦出了大力。他率文武百官、诸军将校乃至藩夷、僧道、耆寿二万四千余人，先后五次上表请求封禅。为了展现请愿的代表性，他把少数民族代表（藩夷）、宗教界代表（僧道）和德高望重的民间人士代表（耆寿），都恰到好处地拉上了。
同年十月，王旦以宰相之尊任封禅大礼使，以天书为前导，扈从皇帝封禅泰山，还奉诏撰写了《封祀坛颂》，历时57天，靡费不计其数，终于为宋真宗圆了念兹在兹的“帝王之盛事”。大中祥符四年，皇帝车驾再往汾阴（今山西万荣西南）祭祀后土地祗，王旦又一次任大礼使，仍受命撰《祠坛颂》。途经陕州（今三门峡市），隐士魏野赠诗王旦：
昔时宰相年年替，君在中书十一秋。西祀东封俱已了，如今好逐赤松游。
诗里讥刺他喑默失责，不谏封祀，规讽他莫再恋位，及早抽身。王旦将诗呈送皇帝，上表辞位，未获同意，便不再坚持。从内心讲，他虽萌进谏之念，但业已赞同，难改其口；也生求退之心，但皇帝厚遇，难拂其意。
大中祥符五年，宋真宗又伪托玉帝传言，称授其天书的赵玄朗是赵家始祖，理应尊为圣祖（赵家先祖实无此人）。下诏先在外地铸造玉皇、圣祖、太祖与太祖的塑像，再在京师造景灵宫与玉清昭应宫供奉，王旦任奉圣像大礼使、景灵宫朝修使与玉清昭应宫使，又负责在宫内刻天书而兼刻玉使。
大中祥符七年，宋真宗再赴亳州（今属安徽）太清宫拜谒老子，王旦仍兼大礼使。祥符年间（1008~1016年），所有天书祥瑞、祭祀巡幸、宫观营造之事，王旦都参与其间，兼任莫名其妙的使职之多，让他苦不堪言。最闹心的是，每次大礼，他都必须奉天书随行，令其“恒悒悒不乐”。
宋真宗对王旦礼遇备至，少不了时有赏赐。每见赐物陈列相府庭下，他内心有愧，总闭目叹气：“生民膏血，那里受用得这许多！”也“心知得罪于清议，而固恋得失，不能决去”。退朝以后，他总是冠服不解，默坐静室，家人惶恐不明，问其政府同僚，说一定是想阻止的政事没法实现，而私下忧心朝廷吧。
前面讲到，祥符、天禧年间（1008~1021年），在王钦若、丁谓等鼓动下，宋真宗出于欺蒙本朝人心与耸动敌国听闻的虚骄心理，自造天书祥瑞，配上极具仪式感的大祭典、大巡幸、大庆祝、大建筑，以期达到神道设教的目的，近乎中国版的“皇帝的新衣”。
为演好这场系列闹剧，朝廷不惜“竭天下之财，伤生民之力”，仅东封泰山就耗费钱800余万贯，西祀汾阴更增至一千万贯。《宋史·真宗纪》评价这场闹剧说：“及澶洲既盟，封禅事作，祥瑞沓臻，天书屡降，导迎奠安，一国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 。”
王旦有宰相之才，对大规模、不间断的封祀崇道活动带来的恶果，内心一目了然，但受制于私心杂念，却一无作为，不敢发声。
王旦晚年曾忆起与李沆（宋真宗时为相六年）同在政府时，李沆常向皇帝奏报些全国水旱变乱消息，王旦便劝他别把鸡毛蒜皮事烦扰圣上，李沆郑重道：“太平天子，应让他知四方艰难。否则不是留意声色，就是热衷祷祠。我已年老，你主政会看到的。”王旦叹服这位科举同年有先见之明，特地摹挂其遗像，“每胸中郁郁”，便在像前一边绕行，一边“文靖、文靖”呼他的谥号，盛赞“李文靖真圣人也！”
真宗天禧元年（1017年），王旦终于辞相，不久去世。弥留之际，皇帝御驾亲临探病，赐白金五千两。王旦问心有愧，遗表说：“益惧多藏，况无所用，见欲散施，以息咎殃。”随即命家人把白金送还。
撒手人寰前，王旦对家人说：“我别无过失，只有不谏天书，愧悔莫赎。死后入敛时，为我削去须发，穿著缁衣，以弥补我平生之过。”削发衣缁意味着遁入空门救赎前愆，儿子们准备执行遗言，慰解其父的无尽悔恨，最后被父亲的朋友杨亿劝阻。
王旦有“远大之器”，当朝时颇有好政绩，为人不乏好声誉，也想做个好宰相。但面对皇帝眷顾，纠结一己名位，缺乏“为生民立命”的风骨与担当，《宋史》也说他“以遂天书之妄，斯则不及李沆”。
到了人生尽头，王旦仍在愧悔自己把持不住，患得患失，一朝失足，遗恨青史。不知后来从政者会否由此引发更深沉的思考呢？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知名文史学者，主要从事宋代历史与文献的研究。撰有《宋代台谏制度研究》、《细说宋朝》等专著，主编《宋代文化史大辞典》，近期出版随笔集《从陈桥到厓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