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夫图申科： 一张我们都熟悉又陌生的脸
记者 俞冰夏
1962年12月，叶夫图申科在柴可夫斯基音乐厅朗诵自己的诗歌，几个月后，他就出版了《提前撰写的自传》
去年去世的苏联诗人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其作品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过多个中文译本。我不知道在之前苏联文学传播更广的时代，叶夫图申科的作品是否有过更早的传阅，或者他的诗歌在八九十年代是否像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一样有过大量拥趸和效仿者。我想象也许是有的，但很可能并不在当年崇尚先锋性的文学诗歌圈中。无论作为诗人、小说家，还是后来布列松与马格南风格的摄影艺术家，你都很难由衷地认为叶夫图申科是个大师，也不见得会倾倒于他可能并不具备的不可一世的才华。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叶夫图申科政治上的某种显然经过审视的理想主义，同样常见于受苏联影响很深的我国几代人身上，这种天真哪怕稀松平常，成分却相当复杂。这个曾经红极一时的苏联大诗人，如今是个被人遗忘的名字，好像那个时代所有的淳朴与天真，都面临一笔勾销。
因此，很难在特定的地缘政治历史背景下，给叶夫图申科的意识形态找准位置。从西方的角度来看，叶夫图申科的脾性符合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左翼对革命浪漫的想象，但他最多只能算半个反叛诗人，他强烈的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情怀，外加从属于苏联作协的官方作家这一事实，使得他完全不能被归入布罗茨基那种异类。然而从冷战时期苏联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叶夫图申科也最多只能算半个“官方文人”，经常被批评“虚无主义”，颇有小布尔乔亚的嫌疑（“卧室抒情者”、“少年犯的意识形态领袖”、“堕落布尔乔亚”以及“脏床单游吟诗人”，是叶夫图申科自己列举的时人为他贴的标签）。很多时候，听起来矛盾的情况恰好就是现实。叶夫图申科代表了天真的理想主义左右摇摆、满腔热血，却左右不讨好的尴尬境地。一个信仰列宁却痛斥斯大林的人，总在服人和服众之间。人生最后十年，他移居美国，最终在美国去世，似乎为这种尴尬写下更为尴尬的附注。
在普希金与马雅可夫斯基的双重倒影下，有过多少个叶夫图申科这样活在夹缝间的前苏联作协成员，我不得而知，但叶夫图申科至少是其中最坦诚的，这点本身值得尊敬。他的写作手法接近所谓的“纪实诗人”，用诗歌的语言记录他眼中的社会现实。诗歌以外，叶夫图申科的小说散文作品也都接近自传体。1963年的《提前撰写的自传》，第一句话便是“诗人的自传正是他的诗歌，其他一切不过都是脚注”。那时候不到30岁的叶夫图申科算不上非常成熟，正处在从血脉偾张的诗人青春期往带有怀疑性的思想成长过渡的阶段，远远还没到中年危机的时候。30年后，叶夫图申科写了记录1991年事变的自传体小说《不要在死期之前死去》，与《提前撰写的自传》形成了某种极具时代感的一头一尾呼应。
《提前撰写的自传》里描绘的，是一个相当标准的苏联“无产阶级作家”的成长经历。叶夫图申科的母亲出生于西伯利亚农民家庭，曾外祖父因为付不起房租“放出了红公鸡”（俄国农村对放火烧房子的说法），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这可能是我之后看到房东人格的时候，总会有红公鸡想法的源头。”他的外公是革命时期西伯利亚农民起义中的生力军，大字不识却一度获得高级军衔。“哪怕穿着指挥官的制服，他依然是个一如既往的农民，对革命抱以宗教般的信仰。”外公后来在1938年的大清洗中以“叛国罪”被逮捕，从此不见踪影，这却并不妨碍年幼的叶夫图申科像成千上万的苏联儿童一样崇拜斯大林。哪怕在这本自传里，叶夫图申科依然指出斯大林确实具备人格魅力，以及资源匮乏时代的苏联人对这种人格魅力的主观现实需要。
叶夫图申科的父亲则来自有德国血统的知识分子家庭。父母在地质大学共青团认识——工农兵女大学生与知识分子错误的结合。“我想我永远会是半个农民半个知识分子。我意识到知识分子是有局限的，我相信我农民的那一半会把我从知识分子最糟糕的缺点——势利中拯救出来。”
感情上叶夫图申科更倾向于哪一半不用怀疑——他跟了自己母亲的姓氏。父亲常年在哈萨克斯坦探险，另外组建了家庭。母亲后来成了战地歌手，在战争前线奔波，嗓子很快毁了。青少年时代的叶夫图申科独自一人留在莫斯科生活，是个很坏的学生，“流氓”是他本人的用词。《提前撰写的自传》里最生动的，是描写青少年时期的部分。虽然是个爱写诗的文艺青年，叶夫图申科对自己愣头青的那一面更为自豪一些。为了打架打过一个十分嚣张、比他高大得多的街头小混混头子，叶夫图申科花了所有饭钱买了本柔道书，自学了几个礼拜，靠“以弱制强”的章法把对方打得落花流水。15岁时叶夫图申科被学校开除，一个人坐火车到哈萨克斯坦，跟随自己的父亲，去偏远地区进行地质探险。这段经历他后来写成了小说《浆果处处》。野外生存的严酷条件和一次接近死亡的经历，满足了叶夫图申科从男孩成长到男人的抽象需求。回到莫斯科后，他差点成为了职业足球守门员，却阴差阳错地在体育报上第一次发表了诗歌。为了庆祝，不满16岁的叶夫图申科喝得酩酊大醉，把去足球队试训的事全忘了。
在《提前撰写的自传》里，叶夫图申科用青少年时代的经历阐释自己的价值观。他最反感几种人，一种是犬儒主义者，比如探险队里一个永远骂骂咧咧、认为所有人都男盗女娼的技术员；另一种是教条主义者，比如学校里步步为营的好学生，随时能用条条框框保护自己伤害别人；再一种是利己主义者，“口袋里装着党员证为自己谋利的人”。而他以满腔真情热爱的则是“劳动人民”。简单的道德观往往容易让人接受，积极的意义、蓬勃的生机也一目了然。30岁不到的叶夫图申科热爱表述这样的价值观，你很难忽略《提前撰写的自传》里的道德说教成分。“无论如何富有，一个人如果没有更高的理想，都不会得到满足。”这是叶夫图申科式的说教，但“不管用什么方式来向自己隐瞒这种不满，只会让他感到更为不满”，则是叶夫图申科式的警惕。坦荡可能是叶夫图申科对自己的至高道德要求。他在《提前撰写的自传》里对写作的意义进行了反复的辩证讨论，始终坚持写作必须为人民服务而非知识分子的自言自语。这么说看似毫无问题，但宣扬大众性与扼杀差异之间的距离从来不那么远。这超出了30岁的叶夫图申科思考问题的范畴。
赫鲁晓夫上台以后，苏联有过一段文化“解冻期”，叶夫图申科可能是这段时期最为成功的诗人，为后斯大林时代的社会改造工程作出了切实的贡献。20多岁的叶夫图申科很像个重金属歌手，他标志性夸张爆炸的诗朗诵表演，吸引了大量年轻人的关注，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曾到体育场之类的地方听他念诗。到了1961年，叶夫图申科有关巴比雅犹太人大屠杀的长诗《娘子谷》在官方文学杂志发表，成为影响力很大的主流大众诗人，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十三交响曲正是为这首诗谱写。
叶夫图申科的后半生很容易被看作是所谓桂冠诗人的生活，与世界各地文化人士结下友谊，在他后来出版的摄影集里，你甚至能看到影星的面孔，低调地躲在更铺张的他仍然歌颂的无产阶级面孔间的角落里。写《提前撰写的自传》的叶夫图申科还不能想到这些，但时代变迁似乎对他的思想影响并不算大。或者说，他有他个人的固执需要保护。有些作家只能让你认识作家本人，而读叶夫图申科的自传，你却能认识时代。他长着那张我们都熟悉又陌生的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