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东院士：企业里的科学家
在中国生命科学领域，王晓东和施一公、饶毅齐名，称为“三剑客”。三人都从美国留学回国，拥有顶尖大学的学习和工作经历，都为中国生命科学的发展做出杰出贡献。并且，三人现在都创办了自己梦想的事业——施一公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研究型学院西湖大学，饶毅创办了科普公众号《知识分子》，王晓东创办了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新药研发公司百济神州。
王晓东目前担任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他身上有很多标签——40岁的时候放弃在美国的高薪职位，毅然选择回国，这是他自称至今都感到“庆幸”的选择；41岁的他“低龄”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成为当时中国内地二十多万赴美留学生中进入美国科学界最高殿堂的第一人。
一片树叶窥探细胞凋亡
5月下旬的上海，已经进入了梅雨季节的前奏，天空时不时地飘着小雨。但是这并没有打消科学爱好者的热情——中科大上海研究院的报告厅座无虚席，他们都是来参加上海科技周期间的墨子沙龙活动的，当天的演讲嘉宾正是生命科学界的顶级学者王晓东。
王晓东个子不高，长相富有亲和力，他身穿一件白衬衫，没有考究的袖扣，而是随意地将袖子挽了几下，外面套上一件深蓝色西装，显得极其简单朴素。这也是王晓东一贯的风格——“撸起袖子搞科研”。
他始终面带笑容，一开口就让全场安静下来，大家被他富有磁性的声音所吸引。王晓东平时为人颇为低调，很少将自己置身于聚光灯下，尤其是创办了百济神州之后，他几乎不会以公司的身份出现在公众和媒体面前。但是科普活动总能让他破例露面，他喜欢参加这种不带任何目的性的纯学术场合，用生动的故事吸引观众，一切高深的生物学理论，只要让王晓东来解释，就变成了一个个活泼的例子，小朋友都能听懂。
王晓东的研究重点是细胞凋亡的生物化学途径。为了向人们解释什么是细胞凋亡，他发挥了科学家的浪漫想象，开场便引用一首泰戈尔的诗歌《生如夏花》：“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从一片树叶的凋零，窥探细胞凋亡的全过程。
细胞凋亡是有规律的，而王晓东正是这种规律的研究者。2000年，王晓东的团队进行了一项实验，研究一种神秘的线粒体蛋白质细胞，这种细胞可以打破肿瘤的“坚硬堡垒”，诱使肿瘤细胞“自杀”，对研究治疗癌症方法有重要帮助。
王晓东表示，早在1972年就有科学家发表文章称，细胞凋亡是细胞内的某种“死亡开关”的机制被触发了，如果抑制这种开关不被触发，就有抑制细胞凋亡的可能性。“这一理论在发表后近20年只被引用了不到20次，一直到1992年，人们才逐渐认同这种观点，开始用实验验证。”王晓东表示，“这说明，如果你的观念比别人超前10年、20年，文章是很难在主流科学刊物上发表的。”
此后，王晓东致力于研究受体相互作用蛋白RIP3是如何杀死细胞，以及这个过程与细胞凋亡及其他形式的细胞死亡间有何联系。这项研究也是对过去十几年来由细胞内一种叫做Caspases的酶执行的细胞死亡形式系统研究的延伸。
直到现在，王晓东还坚持战斗在科研的第一线。他经常亲自指导学生做实验，鼓励他们力图从实验中找到别人容易忽略的新发现。比如，最近一位学生在意外的情况下研究了一岁半的雄性老年老鼠的寿命和生殖功能的关系，实验发现，药物能够控制雄性老年老鼠精囊腺的分泌，提高其生殖能力，不过老年老鼠繁殖的后代几乎无一例外有先天基因缺陷。尽管目前没有改变这种基因缺陷的方法，王晓东认为，这样的研究依然有意义。他还透露，目前他的团队很大一部分又在投入卵巢相关的研究，希望解决更多社会问题。
从没感觉他是企业家
施一公院士对王晓东的评价是：“王晓东已经达到了从新中国走出去的华裔科学家能够在美国取得的最高地位。”施一公回国也是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王晓东的影响。与王晓东共事13年的国际知名神经生物学家、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罗敏敏教授向第一财经记者这样评价王晓东：“顶级的学者，真正的大师。”
在谈到十几年前选择回国决定的时候，王晓东坦言：“很庆幸在40岁的时候有勇气做了这个决定，而不是在60岁。”从1985年赴美留学到成为得克萨斯州西南医学中心终身教授，在美国的20多年里，回国一直在王晓东的计划之中。
2003年，中国计划成立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并以全球招聘的方式，从20多位应聘人选中选拔出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教授王晓东、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邓兴旺担任共同所长。当王晓东收到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聘书的时候，他毅然做了回国的决定。
作为科技体制改革的试验田，这一“开历史先河”的研究所从创立之日起，身上就有诸多托付和期盼。王晓东更是从回国那一刻起，就在思考如何在中国做出影响世界的科学。他表示：“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怎样建立符合科学发展的文化和体制环境，并以此为载体，吸引有科学训练和科学追求的年轻人回国。”
回到国内，王晓东的工资收入比过去减少了一半。他对第一财经记者开玩笑说道，创办百济神州也有这部分原因。“这（创办企业）是出于社会责任，也是出于家庭责任。”王晓东说，“当时我的工资减了一半，太太也辞去工作跟着我回来，虽然她很顾全大局，但是我们压力很大，难免抱怨。”
各种机缘巧合的因素下，王晓东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成立了百济神州，专注于癌症治疗的创新型分子靶向和肿瘤免疫药物的研发。这些人当中也包括百济神州的CEO欧雷强（John Oyler）。
王晓东和欧雷强的交情，要追溯到2003年王晓东刚刚回国创立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时候。他和欧雷强创办的北京保诺（Bio-Duro）生物科技公司在同一个园区。直到现在，百济神州的总部就位于北大清华生命科学联合中心的对面。
2010年，有投资人找到王晓东，希望他能在美国旧金山湾区创立医药公司。湾区是和美国波士顿齐名的生物医药创新谷，那里聚集了大批的华人科学家和创业者。投资方同时还给王晓东带去一个消息：“欧雷强的保诺公司刚刚卖了。”
于是王晓东就约欧雷强吃饭。两人在饭桌上决定一起去湾区创业。做抗癌药物是欧雷强的想法。他认为，创业应该在中国，因为中国当时已经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医药市场，而癌症发病率的增长和病人的增加，让这个市场有非常多未满足的需求。
欧雷强说服了王晓东，2011年百济神州诞生。王晓东依然在科学院上班，公司的日常经营由欧雷强主管。王晓东在百济神州不担任管理职务，仅象征性地担任科学顾问委员会主席，但他是公司的大股东，掌握着决策权。
2016年，百济神州在纳斯达克上市，成为了第一家中国在美国上市的新药研发企业。短短两年内，百济神州股价从二十几美元的发行价涨到了目前接近200美元的水平，涨了近七八倍。
但在谈到经营企业成功时，王晓东总是显得特别不好意思。他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其实说起来，我的内心更认同科学家的身份。”王晓东很少在公开场合主动谈论公司。而他给人的感觉也是科学家的成分要远胜过企业家。罗敏敏甚至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我从来没有觉得他（王晓东）是一个企业家。”
罗敏敏表示，王晓东大部分精力还是会放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北生所就好像是他自己新生的小孩。”罗教授向第一财经记者说道，“通过这么多年的积累，他最大的成就是建立鼓励自由探索的体制，培养真正做事情的文化。我想文化方面的支持对于科学家而言是最重要的。”罗教授还表示，自己加入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是这些年来所做的人生中最正确的选择之一。他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北生所对于很多雄心勃勃的科学家来说，仍然很有吸引力。”
中国不缺实验室里的科研人才
百济神州目前市值已经超过100亿美元，但它仍然还是一家烧钱无数，尚未有销售额的公司。
然而，剧情正在被改写。王晓东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我们今年下半年就将同时向中国和美国药监局申请新药，我想到明年我们就会有几个新药走向市场。”其中两个即将能够投产的小分子药物包括BGB-3111和BGB-290，分别用于淋巴瘤和实体瘤。
目前，百济神州已经将多款药物从研发推向了临床试验阶段。王晓东向第一财经记者介绍称，公司拥有上千人的研发团队，分布在中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百济神州已经在中国苏州落成了其首个药物生产基地。苏州工厂每年大约可以生产50批，产量达5000万粒到1亿粒，可以满足2万到5万病人的需求。公司斥资22亿投资的广州生产基地也已经奠基。
另一件改写历史的大事是2017年，百济神州与美国生物制药公司新基（Celgene）合作，获得两款已上市加一款已获批即将上市的药品和市场团队。作为交换条件，新基公司将获得百济神州免疫治疗领域的PD1抑制剂BGB-A317在实体瘤方面的亚洲以外市场的商业化权利。
免疫治疗是当下肿瘤研发领域最火的靶点，而PD1是这一领域竞逐最激烈的赛道，被称为“抗癌神药”。王晓东表示，基于生物标记物的治疗原理，理论上它能治疗的癌症种类很多。目前除了国际上已经批准的两个上市的PD1药物以外，百济神州是拥有PD1临床数据最多的。
通过这次合作，百济神州可获得2.63亿美元的前期许可费和1.5亿美元的股权投资；有资格获得高达9.8亿美元的研发、监管和销售里程碑付款以及特权使用费。除了直接获得大量的资金，百济神州通过接受新基中国的运营，还获得了市场团队，完成了从研发、生产、市场运营的布局。
在谈到与新基的合作初衷时，王晓东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我们虽然可以将自己的药品在美国等市场推进临床试验阶段，但组建市场团队需要的人力物力，以及对于管理的要求，显然不是公司在短时间内达成的，最好的方法是将市场权益许可给跨国巨头，坐收利润。这是一个共同开发的战略合作的做法，以后这种做法在国际方面会越来越多。”
王晓东承认，中国的创新药企与跨国医药巨头相比，在商业运作方面没有任何经验。“百济神州从研发起家，生产尚可以砸钱建厂，但市场团队并不是只有钱就能速成的。”王晓东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与新基合作后，我们一下子拥有了一支富有经验的团队。要成为立足于中国的、有世界影响力的药企，我们现在至少雏形已经从价值链上合拢了。”
对于百济神州取得的成功，王晓东一直抱以非常谦逊的态度。他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我们还算是走得比较前面的，正好赶上政策放开，医疗行业起飞的阶段，百济神州有先发优势。现在香港的医药板块允许不盈利的药企也能上市，A股也会逐步放开，一定会看到很多企业在近期上市。”
王晓东表示，中国这么多年积累了那么多的生物技术领域的人才，是促成目前新药研发领域活跃的关键因素。他一直强调：“产品在哪，人在哪，资金就在哪。”不过他表示，政策的推出会有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新药审批制度放开也只是一部分，后续还包括支付、医保、生产以及生产后的监督等诸多难题。“我觉得具体一个是时间问题，另一个就是人才问题。”王晓东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我们缺的不是在实验室里的科研人才，缺的是后期的转化开发人才和商业运作的人才。”
和很多科学家一样，王晓东喜欢未知带来的快感。不过在他看来，中国真正的原创技术其实还不多。“在中国做科研，做真正原创性的科研，其实还是一个很新的事情。”王晓东表示。他认为，科学和技术是两码事——科学最重要的功能是对人类未知的探索；技术是怎么样把事情利用科学的原理做得更好，中国至今还没有把科学和技术两个概念完全区分开。
不过好在中国有很多聪明人，有足够的科学知识的储备。王晓东认为，中国正站在近现代史上最好的时间点，可以有更多的资金来投入科学研究。“从生物学研究的角度来讲，现在的年轻人建立自己的独立实验室，留在中国还是留在美国方差别并不大。”王晓东说，“关键是要搞清楚为什么要做科学，什么是好的科学，这个标准如果搞不清楚，很容易误入歧途。”
上世纪70年代，风险投资家Robert A. Swanson主动约见诺贝尔获奖人、生物化学家Herbert Boyer教授，决定共同创办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就是基因泰克，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生物技术公司，后来被罗氏收购。王晓东坚信，只有当本土生物医药公司的实力能支持其不以短期回报为目的的原创科研时，这些公司就能成为中国的基因泰克。而他正在依靠胸怀的远大理想和对科学坚定的信仰，带领百济神州实现这个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