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力
马尔库塞：批判资本主义
现象学的胡塞尔和精神分析学的弗洛伊德都是布伦塔诺的学生。两代人之后，在马尔库塞和弗罗姆那里，现象学和精神分析学又一次产生交集。这个交汇点是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他出生在柏林，于1922年完成博士论文，1928年到弗赖堡大学跟随胡塞尔学习。他换了导师，在胡塞尔的学生海德格尔指导下于1932年发表大学教师资格论文，内容是黑格尔的本体论。1933年纳粹上台后，海德格尔当上弗赖堡大学校长；犹太人马尔库塞去了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左翼思想法兰克福学派的大本营），后来逃亡到美国，就一直留在那里。
现象学只是马尔库塞的哲学基础训练。他后来以社会批判著称。马尔库塞在他的社会学研究中部分地接受了精神分析学。他说：“本世纪（20世纪）上半叶发生了根本性的社会变革，与此相适应的精神分析也改变了我们时代文化中所发挥的作用。”这就是他说的“新弗洛伊德修正主义”。“新”体现在对弗洛伊德理论的“修正”。马尔库塞把那些修正精神分析学的人纳入新弗洛伊德主义，阿德勒和荣格都在其中。
马尔库塞把新弗洛伊德主义分为右翼和左翼。他的《爱欲与文明：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哲学探讨》（1955年）有一个附录：《对新弗洛伊德修正主义的批判》。他在这篇文章中说：“在精神分析的‘右翼’，卡尔·荣格的心理学很快成了一种蒙昧主义的‘伪神话学’。”在作出这样的批评之后，他放过了荣格，集中笔墨批评左翼——他本人也属于新弗洛伊德主义的左翼。阿德勒的心理学以“个体”为中心，也不在马尔库塞的这篇文章的讨论范围。
右翼和左翼的学术范围和角度都不同。他们的区别主要在于，前者做文化探究，后者做社会批判。马尔库塞说：“弗洛伊德理论的社会意义极其明显，因为加强精神分析的概念，就是加强其批判功能，加强其对现行社会形式的反抗。”他说的“社会”是政治的，其实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反抗资本主义是左翼的基本立场。
但弗洛伊德只是一位心理学家。所以，马尔库塞认为，弗洛伊德的理论不足以被用来批判社会。他试图把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融合在一起，《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1964年）就是这样的一本书。在他的最有影响的这本书中，弗洛伊德所占的比重很小。
单向度的人是失去了否定和批判能力而坠入消费主义的人。他们是极权统治的基础。此外，马尔库塞还在性欲压制中看到了阶级压迫。但仅有性欲释放还不够。马尔库塞说：“性欲（和攻击本能）的解放，使本能冲动摆脱了大部分不幸和不满意识无疑，不幸意识依然普遍存在；幸福意识还相当脆弱，只是蒙在恐惧、挫折和厌恶之上的一层薄薄的表皮。”他认为，这种不幸意识很容易被法西斯主义所利用。但他没有重视在反抗之中潜藏的这种危险。作为一名逃离纳粹的犹太人，这个忽视是不应该的——显然，他更重视反抗。
其实，事实并不完全如此。压制性欲还可以是服从的训练。当人们能够顺从地接受对他们本能的压制时，对权力的全面服从便水到渠成。
马尔库塞说：“在弗洛伊德那里，性本能的加强一定会导致攻击本能的减弱；反之亦然。”这两种本能如同跷跷板的两头，此起彼落。他的断言也适用于大型动物，特别是公兽——发情期的孤独公兽最富有攻击力。马尔库塞接着说：“但是，假如性欲的释放虽得到社会的允许和鼓励，却仍是局部的、狭隘的，那么这样的释放无异于对爱欲能量的限制。”他要求的是对资本主义的全面反抗，不是局部的情欲释放。
马尔库塞是犹太人。在20世纪，犹太人在科学和思想领域里大放异彩。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主要人物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马尔库塞，以及当初在学派内较为次要、如今受到重视的沃尔特·本雅明，无一例外都是犹太人。精神分析学家群体的早期成员也有这个身份特点。从卡尔·马克思到20世纪初的俄国及后来的苏联，共产主义运动的早期领导人大多数是犹太人。在20世纪中期，因为欧洲移民的传播，美国的共产主义思潮集中在纽约的犹太人社区。这个曾经受到压迫的民族的反抗有宗教的和历史的原因，可能值得新弗洛伊德主义左翼的认真分析。
弗洛姆与荷妮：一对右翼情人
法兰克福学派另一个重要人物弗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也是犹太人。他在幼年时接受犹太法典教育，1918年在法兰克福修习法学，后进入海德堡大学社会学系，导师皆是名师：经济地理学家阿尔福雷德·韦伯（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弟弟）、精神病学家和存在主义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海因里希·李凯尔特。弗洛姆在1922年获得海德堡大学博士学位，然后接受过精神分析训练。他是弗洛伊德的再传弟子，于1927年开业诊疗。
弗罗姆和汉娜·阿伦特都曾师从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阿伦特原来也在弗赖堡大学上学，在和海德格尔的一次分手之后，她转到海德堡大学，在雅斯贝尔斯的指导下，于1929年完成博士论文。他们流亡美国后，都曾在纽约的社会研究新学院教书，不过他们在校任教的时间相距较远。
纳粹上台后，弗罗姆先逃到日内瓦，又在1934年到哥伦比亚大学任教。1941-1949年在本宁顿学院任教，同时在社会研究新学院讲课，直到1959年。本宁顿学院位于佛蒙特州，曾是二战前后德国人在美国的一个落脚点。维也纳人彼得·德鲁克于1937年到美国，1942年-1950年在本宁顿学院担任哲学和政治学教授，期间发表《工业人的未来》。经德鲁克介绍，他在维也纳的朋友卡尔·波兰尼于1941-1943年也到本宁顿学院任教，并在那里完成《大转型》的撰写。弗罗姆在本宁顿学院期间完成两部重要的著作：《逃避自由》（1941年）、《为自己的人》（1947年）。
在《逃避自由》，弗罗姆说：“人愈加‘个体化’，他就逾别无选择，或者通过自发性和创造性的工作来使自己与世界联结起来，或者来通过那些会破坏他的自由和他个人的完整性与世界的联结方式来寻求某种安全。”荣格是前者，垮掉的一代是后者。但他们都不乏自发性和创造性。
弗罗姆有一个大他15岁的情人荷妮（Karen Horney，1885-1952）。在他们的恋情于1930年晚期结束之前，他们彼此在学术上的影响很大。以这两位追随者之间的年龄差距以及荷妮的强势性格，弗洛伊德大概会判断弗罗姆有“恋母情结”吧。
荷妮出生在汉堡附近，父母都是新教徒。她在弗赖堡大学和哥廷根大学学医，1909年结婚后到柏林大学继续学业。1910年，因为双亲去世，她的精神抑郁，在柏林求助于亚伯拉罕，后来是萨克斯（前面简单地介绍过这两位弗洛伊德的学生），由此进入精神分析学领域，而且是一个活跃人物。因为和弗洛伊德的关系日渐冷淡、纳粹崛起，她在1932年去了美国，在纽约继续培养精神分析师，发展出自己的修正主义观点，同时还在社会研究新学院工作。在慈善家的支持下，这所学校为许多逃离纳粹德国的学者提供了工作机会。列奥·斯特劳斯刚到美国时也曾在新学院任教。
荷妮把《我们时代的病态人格》（1937年）的内容限于她和弗洛伊德明显不同的问题上。她指出，神经症的认定在不同文化中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可以挣更多钱的艺术家过着清贫的生活，却把大量时间花在一群女人身上，于是被认为患有神经症。这是因为“我们大多数人熟悉，并且只熟悉一种行为模式。”荷妮由此开始解释文化对人格的影响。她认为，“我们的文化中”固有的困扰因素会积累，导致神经症。神经症患者的人格的某一部分会役使其整个的人格。他们在恐惧中放弃自我。
荷妮说：“弗洛伊德认为，受虐的欲望，在本质上是一种性欲的现象。”而她的结论是，受虐的渴望来源于人格冲突。“病态的受苦，就其所发挥的作用而言，不是个人所想要的，而是他所付出的代价，而他所要达到的满足目标，不是受苦本身，而是放弃自我。”这个判断呼应了弗罗姆的《逃避自由》。
左翼注重批判和破坏，他们看到的弗洛伊德也是他起到的破坏作用。荷妮说：“弗洛伊德 （对死亡本能）的假定意味着，敌对和破坏的最终动机在于破坏活动。因此，我们相信我们是为生活而破坏，而弗洛伊德却把它颠倒了，成了为破坏而生活。”马尔库塞在《对新弗洛伊德修正主义的批判》中引用了这句话，认为这是荷妮对“修正主义者立场”的简要陈述。不过，马尔库塞认为，这是荷妮对弗洛伊德的误解。他说，新弗洛伊德主义“把着重点从有机体转向人格，从物质基础转向理想价值”。这一颠倒推翻了弗洛伊德心理学的生物学框架。
荷妮去世后，她的朋友、神学家蒂里希（Paul Tillich，1886-1965）为她做了追悼演讲。蒂里希也是德国人，曾在法兰克福大学担任神学教授。1933年希特勒上台，蒂里希被剥夺教职。美国神学家赖因哈特·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1892-1971）邀请他到了美国。1941年，他们又一起促成卡尔·洛维特到美国。与蒂里希和尼布尔这样有的新教神学家相比，进入社会领域的新弗洛伊德主义左翼在理论上显得有些单薄。
声名狼藉的威廉·赖希
每当一个主义流行之后，追随者们各取所需，创始人被弃置在神坛上。不过，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1897-1957）却是被弗洛伊德疏远。这位新弗洛伊德主义的左翼是奥匈帝国的犹太人、弗洛伊德的亲炙弟子。他在1919年第一次见到弗洛伊德，1922年获维也纳大学医学博士。赖希后来担任弗洛伊德的门诊部副主任，很快与一位19岁的女病人发生关系。这位女子死在他们约会的房间里，她的母亲认定死因是非法流产。在那一段时间，共有四位女病人因赖希而流产。显然，他不是一个有职业道德的医生。相比之下，荣格可以说是女病人们的好情人了。荣格投入真感情，他的恋情更持久。
赖希不属于法兰克福派，但他也调和精神分析学和马克思主义。他看到性压抑和经济压迫之间的联系，在1929年访问苏联后更加深了这一信念。当苏联在1939年入侵芬兰之后，他转而强烈反对斯大林。1934年，赖希应邀到奥斯陆大学讲课，从此在挪威度过了五年。1938年，一些科学家在媒体上反对他关于生物起源的奇特研究，他的个人生活也继续传出丑闻，挪威政府不愿延续他的签证。英国人类学家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却为赖希辩护，说他的社会学著作是“对科学的卓越的和有价值的贡献”。赖希获得了续签，但他的精神分析学事业在欧洲的风光不再。
马林诺夫斯基对赖希的同情来自他们相似的观点，他也像赖希那样认为父权制是性压抑的根源。这又涉及到他的个人状况：马林诺夫斯基日记是精神病学的一个很好的病例。1967年，在马林诺夫斯基去世后25年，他的日记出版，人们发现这位著名学者的另一面：他有严重的性幻想和恋母情结；他对他研究的土著人充满了歧视和厌恶，远不是他在书中表现出的理解和同情。
纳粹德国入侵奥地利之后，一位投在赖希门下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和赖希从前的一位学生帮助他获得美国签证。1939年，赖希到了美国，在社会研究新学院任教。
在《法西斯主义群体心理学》（1933年），赖希认为，“法西斯主义是性残疾的狂暴表现。”实际上，法西斯主义不是性残疾，极权政治虽然把性禁忌作为统治手段，却必然导致统治者的性亢奋。赖希说：“性压抑是经济奴役的一个关键工具。因此，对婴儿和成人的性压抑不是像精神分析学——与传统的和错误的教育观念一致——辩称的那样是文化发展、社会性、勤奋和清洁的前提，而是恰恰相反。”这句话只是部分正确。性压抑是全面奴役的基础训练，而不仅仅是经济奴役。性禁忌成为极权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并用来攻击敌人。如果没有设立性禁忌，如此攻击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在1960年代美国性解放的时代，赖希是一个先行倡导者——“性解放”这个词就是他创造的。这一时期也是美国学生运动的高潮期。马尔库塞作为新左派理论家而受到推崇，学生们则把赖希的《法西斯主义群体心理学》砸向警察。其实，赖希的《性革命》（1936年）更受欢迎。性解放在当时的学生中流行。社会抗争和性解放这两者其实密切相关。赖希在性欲方面的“右翼”探索至今仍在传播，他的左翼社会思想已经湮灭。
因为个人兴趣所在，赖希把他的精神分析学集中在性欲方面，但不像弗洛伊德那样在远处。他在1930年代提出Orgone（没有通译，姑且译为奥罡）理论。他把奥罡描述为一种宇宙能量，与性高潮（orgasm）的词头相同。赖希把他的顾客关在柜子里，用以治病和提高性欲。他称这种柜子为奥罡聚集器。1941年，他把柜子送给爱因斯坦，希望得到支持。爱因斯坦没有看出这个柜子的功能有物理学证据，拒绝再次见他。
奥罡理论被指为伪科学。赖希遭到美国司法部门的调查。1956年，赖希违反禁令，跨州运输柜子被起诉，却因蔑视法庭罪（不是被起诉的罪名）被判刑两年，第二年心脏病发，死在狱中。因为赖希对苏联的批评以及案件中的美国官员与克格勃有联系，他的一些追随者相信他获罪是苏联的阴谋。
在当时的美国文学界，奥罡柜子几乎成为反抗社会者的标配。小说家诺曼·梅勒拥有好几个奥罡柜子，并对其功效盛赞不已。《麦田里的守望者》（1951年）的作者杰罗姆·大卫·塞林格也使用奥罡能量聚集器。塞林格的女儿为他写了回忆录《梦的守望者》，书名就散发着精神分析学的气息。《裸体午餐》（1959年）的作者威廉·巴罗斯也使用奥罡聚集柜。写《嚎叫》（1955年）的诗人艾伦·金斯伯格嚎叫：“别把疯狂藏起来。”金斯伯格还要求赖希给他做精神分析，但因为他是同性恋，赖希拒绝了他。《在路上》（1957年）的作者杰克·凯鲁亚克也使用赖希发明的柜子。
巴罗斯、金斯伯格、凯鲁亚克这些“垮掉的一代”属于同一个群体，他们的生活和作品中充满毒品、性和反叛，以及幻觉和愤怒。比他们略早一点，亨利·米勒在生活中放纵不羁，他的小说《北回归线》（1934）中到处都是粗鲁、淫秽的语言和情节。写《裸者与死者》（1948）的诺曼·梅勒也是叛逆者，酗酒，打架，吸毒，也反战。马尔库塞认为，性欲限制与文学中“既粗俗又高尚的攻击形式”是同步出现的，见于发达工业社会。
小说家索尔·贝娄对赖希的心理学理论入迷，在他的小说大量运用精神分析的方法。在大约10年的时间里，贝娄的三部小说《抓住时机》（1956年）、《雨王汉德森》（1959年）、《赫索格》（1964年）都明显受到赖希的影响。贝娄是美国文化界的一位主流人物三次获得美国全国图书奖，一次普利策奖、一次诺贝尔文学奖，担任过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主席。他还是爱伦·布鲁姆的好友。贝娄小说的一贯主题是美国知识分子的境遇，尤其是美国犹太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从贝娄大致可以看出赖希在那一代美国精英知识分子中的影响力。
马尔库塞认为，在赖希的后期工作中，他的“早期著作中批判的社会学洞见就被扼杀了，一种彻底的原始状态开始占了上风，它预示了赖希晚年放荡不羁、稀奇古怪的爱好”。可是，赖希正因为这些爱好才获得了持续的社会影响。
出生于维也纳的精神分析学家乔治·弗兰克尔以《性革命的失败》（1970）宣告了这一轮社会运动的终结。这本书从赖希开始。弗兰克尔说：“强烈关注社会问题的最著名精神分析学家是威廉·赖希。”“把社会革命与性革命联系起来成为他的奋斗目标。”对于这场性革命的失败，弗兰克尔评论：“一个宣扬性自由的世界必须重新找到爱与情感的方向。”他认为：“在所有制度和意识形态中都存在着人类自我毁灭的冲动”，“只有爱神才能战胜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