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世界的兴起：历久弥新的焦点（下）
来源：经济观察报
张晓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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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07
张晓鸣
政治分裂的意外后果
除了特殊的政治体制外，西方区别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另一特征是，自罗马帝国崩溃后，西欧政治上四分五裂，几乎再没有建立过统一的政治实体（politicalfragmentation），有学者认为这一特征也许才是西方世界兴起的真正原因。
政治分裂导致了激烈的国际与国内竞争，不同政治实体之间的互相竞争，甚至相互攻伐意外地赋予了商人更多的选择权与退出权，正如肯尼迪在《大国兴衰》一书中所提到的：“在欧洲不存在一个可以有效地阻止这种或那种贸易发展的统一政权;没有一个中央政府由于它改变了发展的进程而造成某一特定工业的兴起或衰落，曾经严重阻碍莫卧儿帝国经济的税收官对商人和企业家进行的全面的掠夺也没有发生。”如果某一政治实体内的统治精英采取过分攫取性的政策，商人可以选择脱离该政治实体，去其他地方进行商业活动，比如商人可以选择不同的商路与贸易方，这对统治精英来说意味着财政收入的极大损失。正如在埃里克·琼斯在其名著《欧洲奇迹：欧亚史中的环境、经济和地缘政治》一书中所言：“从根本上说，自由源于诸国体系，源自更‘友好’的邻国的存在。只要这些国家的宗教或舆论不令人讨厌，甚至可能很正统，或者那里的生活方式并不完全陌生，人们就可能迁居或逃到那里”。这种用脚投票的威胁，正如赫希曼所提出的“退出”机制，给不同政治实体内的统治精英施加了实实在在的约束，这些约束迫使他们不得不尊重产权，同时提供良好公共服务。因此政治分裂赋予了民众更大的选择权，这种选择权所带来的经济自由被学者认为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关键。
在西欧历史上，因本国的压制性政策，或者战乱导致的移民行为屡见不鲜，更重要的是，人口的流动带来技术扩散是西欧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比如，荷兰安特卫普在1585年遭到劫掠时，大批弗兰德斯工匠逃到英国，并为其建立了丝绸业；更有名的案例来自法国路易十四对胡格洛教徒的驱逐，近20万新教胡格洛教徒被迫离开奉行天主教的法国，这些教徒中有许多技术工人，最后都逃去了荷兰、英国等新教国家，为这些国家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技术与人力资本支持。
政治分裂导致经济自由的例子中，最有名的当属中世纪香槟集市（TheChampagneFairs）的发展与衰落。香槟集市是12世纪－14世纪时期欧洲著名的国际贸易集市，中世纪的香槟地区是香槟伯爵的领地，地处意大利与低地国家之间，由于其位于沟通地中海经济区与北海、波罗地海经济区的欧洲经济走廊上，同时又是德意志与西班牙之间两条商路的交汇处，因此，地当孔道，占据极佳的地理优势，其核心城市如特鲁瓦本身就是古罗马帝国的兵营，另外一些城镇更是坐落于古罗马公路的交汇处。北欧低地国家如弗兰德斯的商人在此利用本地的纺织品交换意大利商人长途贩运的东方香料与丝绸，因此香槟集市曾盛极一时。
香槟集市之所以兴盛，更重要的因素在于香槟伯爵、法国王室与教皇间存在着激烈的政治竞争，这种政治争斗使得“伯爵摆脱了王室对贸易的管制，为他们向商人提供更好的条件提供了可能。伯爵的激励措施不但表现在政治上，还更清楚地表现在财政上，因为集市带给他们丰厚的利润”（《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因此，伯爵与法国王室的斗争赋予了前往香槟集市进行贸易的商人更大的谈判能力，但是，一旦这种政治斗争被统一所取代，那么经济权力相对政治权力的强势地位也就不复存在，这也是香槟集市最终衰落的重要原因。阿布卢格霍德在《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一书中总结到：“香槟和布里的伯爵们提供的这些特殊机制，确保这些地区比其他一些条件不那么吸引人的地方更受欢迎，并促成了它们对集市的非自然垄断。在某种程度上，一旦这些到此为止还处于自主统治下的区域在1285年成为法兰西国王的辖区，这种垄断地位的丧失是不可避免的。”
在一篇名为“PoliticalInstitutions,EconomicLiberty,andtheGreatDi-vergence”的文章中，斯坦福大学政治系教授GaryCox对政治分裂导致商人有更大的经济自由这一观点作了更为系统的量化历史研究。作者认为西欧与其他地方出现分流的真正原因是政治分裂与代议制度一起所赋予商人的经济自由，政治分裂确实赋予了商人退出权与选择权，这一自由能让商人面临更少的政治干预与更低的贸易费用，但这种经济自由只有在得到制度保障，即议会体制建立后才能真正为商业发展提供持久地动力。作者利用欧亚大陆城市间发展相关程度作为对经济自由的度量指标检验了上述观点。他认为议会确实可能会被小部分商业精英所控制，但是被商业精英控制的议会至少会降低对贸易的限制，比如降低关税，那么政治实体内存在议会的地方，其贸易自由度应该会更大。那么什么因素制约了议会的垄断倾向呢，答案正是政治分裂，政治分裂迫使不同体制相互竞争，更重要的是，政治竞争会产生溢出效应，即当议会制政治实体采取“重商主义”政策时，旁边的专制政体也不得不采取趋同的政策，以保住财源。所以西欧商业的发展是政治分裂与代议制度同时起作用的结果，政治分裂赋予了商人经济自由，代议制为这种经济自由提供了制度基础。
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衡量分裂带来的经济自由？只有比较好地衡量了经济自由程度，才能检验政治分裂带来的经济自由是否真的有利于长期经济发展。作者通过构造一个城市间增长系数作为对经济自由程度的衡量，即用两个城市人口增长的相关系数作为衡量两个城市间经济自由程度的指标，同时利用两城市之间的距离作为权重，以剔除距离因素对不同城市发展相关性的影响。其基本思路为城市之间的发展相关性主要受人力因素以及外力因素影响，而人力因素造成的城市之间的交互作用主要分为两种：战争与贸易，战争会导致两城市之间发展相关系数为正（当两城市为结为同盟时），或者为负（当两城市为敌对方时），那么剔除战争的冲击后，影响两个城市发展相关性的主要就是贸易。如果两城市之间贸易越繁荣，那么两个城市增长相关性也就越大，其背后体现的经济自由程度也越高。
利用上述思路，作者计算了600-1800年间，欧亚大陆1033个主要城市的城市间增长相关系数（in-ter-citygrowthcorrelations）。按照传统，作者将欧亚大陆分为五大文化区域：西欧（556个城市），东欧（174个城市），伊斯兰世界（86个城市），东亚（117个城市），南亚（100个城市）。作者分为两个时间段，600-1100年间与1200-1800年间来考察不同区域的城市增长相关性的空间分布，以突出议会制的影响。在议会制形成以前，欧洲城市之间的相关性非常小，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差异也不明显，在中世纪盛期以后欧洲城市之间的相关性开始显著上升；与其他地区相比，只有同时具备了政治分裂与议会制两项特征的西欧地区，其城市间相关系数最大。把西欧与伊斯兰世界作比较，会更加清晰地看到数据所反映的两个典型事实，即，第一，在600-1100年间，欧亚大陆的城市发展差异较小，在1200年以后，开始出现分流；第二，1200年以后，西欧与东欧地区，城市间增长相关性开始显著提高，并超过其他地区。
进一步用计量方法来检验时，上述模式依然成立。作者将城市人口增长对数值作为被解释变量，城市潜在增长率对数值（即某地城市人口除以该城市与其他城市之间的距离的对数值）为解释变量，同时控制城市人口增长滞后值，以及城市固定效应，区域固定效应与时间固定效应等因素后，作者依然发现只有1200年以后的西欧城市之间才存在显著地相关性，而其他地方（包括东欧）都没存在这种显著性，有地区，如南亚，甚至为负。作者认为只有当自治性的城市以议会产生后，欧洲商人才享受到了更大的经济自由，因此城市间贸易也更加繁荣，从而导致城市间增长相关性显著上升，上述数据与作者之前的猜想相吻合。进一步地，如果议会制度是解释不同地区贸易自由的核心变量的话，由于在欧洲内部，议会制度也存在差异，那么欧洲国家内部在贸易自由度与城市增长相关性上也将存在差异。
接下来，作者在之前的计量模型中加入该城市是否有自治市镇（com-mune）以及城市所在地区是否召开议会（parliament），同时控制该城市是否有大主教或主教、大学、伊斯兰宗教学校（madrasas）等等因素后发现，存在自治市镇与议会会显著提高该城市的人口增长。那么议会制度是如何影响城市发展呢？作者认为西欧的政治分裂赋予了商人退出权与更大的经济自由，但是这种经济自由只有在建立了自治议会后，才得到制度上的保障，这也就是为什么在600-1100年间，欧洲虽然同样经历了政治分裂，但城市增长之间的相关性与其他地区并没有显著差异，直到1200年以后议会制的建立，西欧城市增长相关性才显著上升，并超过其他地区。
随后作者对其观点做了更多的检验，包括城市竞争带来的溢出效应，议会是否控制税收权力对其经济自由的影响等等。最后作者讨论了既然政治分裂、议会制度如此有利于经济自由与增长，为何直到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西欧才与世界其他地方出现显著的分流。一个基本原因就是政治分裂带来的战争、低水平的公共物品供给与国家税收能力低下困境，以及被精英控制的议会对贸易的垄断与寻租行为等等都抵消了两者所带来的好处，另外，自由贸易在没建立广泛的社会风险分担机制之前会破坏原有的经济平衡，比如地区农业减产，本会带来粮食价格提高以缓解农民收入的下降，但是在自由贸易的条件下，本地农民将遭受实际的收入冲击。这些经济挑战只有在漫长的斗争中才得以克服。Cox教授的研究检视了政治分裂对经济自由的影响，但是政治分裂的意外后果还远不及此。
地缘政治竞争下的国家建构
政治分裂导致的西方世界兴起除了是因为西欧政治实体之间的竞争赋予了商人更多的经济自由外，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地缘竞争压力对国家能力的塑造。正如著名的社会学家查尔斯·梯利在其编纂的文集《TheFormationofNationalStates》中所提出的著名论断“战争塑造国家、国家也塑造战争”，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迫使西欧各国充分动员资源以应付挑战，这种对资源动员的强烈需求带来了两方面的问题。
首先，为更好的获得资源，西欧国家从一个碎片化的封建分权结构，逐渐发展出中央集权式的控制结构，这伴随着司法体系的集权化，与税收机构以及背后一整套官僚机构的建立。权力的集中克服了碎片化司法权带来的高额交易成本，同时集权带来的国内市场统一与规范化也为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要件。
一般印象中，中国这种“东方专制主义”国家，政府对社会的控制无孔不入，实际上，传统中国社会，政府几乎无法渗透到基层社会中，正如“皇权不下县”这句俗语所言，古代中国，政府对基层社会的直接干预非常少，国家政策的施行与税收的征收往往是县级政府与基层社会中的代理人，如乡绅、地方头人、宗族长老以及胥吏进行协商而定。这不仅是因为古代县级机构正式官员极少（中国古代有“一人知县”的说法），更是因为由于山高皇帝远，因此中央无法控制地方官僚，尤其是他们的滥权行为，这些行为往往是导致官民冲突的直接原因，极端情况下，甚至导致官逼民反，远在天边的中央政府只好要求地方官员尽量少干涉地方事务，以避免发生冲突。因此，经过战火反复淬炼的欧洲国家对社会的渗透力与控制力实际上远比东方专制主义的中国要深。尽管在早期欧洲国家也采取过包税制这种间接的资源动员方式，但是随着战争的持续，西欧国家不得不建立起直接的征税体系，以更加充分的动员资源。
其次，西欧在长达千年的战争中所塑造的国家能力，不仅在战时能有效动员资源，实际上，对经济增长也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因为裁决司法争议、提供道路、桥梁等公共物品，遏制市场垄断等事务都要求政府有能力、有资源来满足这些公共需求。在一篇名为“StateCapacityandLong-runEconomicPerformance”的论文中，学者MarkDincecco与GabrielKatz发现，财政集权化及其带来的国家汲取能力的提高，显著地提高了长期经济增长，西欧历史上，实现了财政集权的国家其GDP要比那些财政无法实现集权化的国家快0.17-0.43%，这其中关键的原因就是，汲取能力的提高使得政府能更好的提供经济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与公共物品。
早期的海外贸易扩张都伴随着武力开边与暴力掠夺，在没有国家权力背书与军事支持的前提下，西欧的商人很难打开国际市场，更无论垄断国际贸易。因此，战争对国家能力的培养是西方世界如此具有侵略性与进攻能力的重要前提。事实上，西方世界兴起的一个直接表征就是其强大的军事能力与侵略能力，这种能力也正是在西欧千年的战火中炼造而成，菲利普·霍夫曼在其《欧洲何以征服世界》中将欧洲军事技术的进步归结于竞标赛体制，正是欧洲各国之间反复的战争冲突，推动了各国在军事技术上的不断学习与精进，最终欧洲得以征服世界。当代非洲国家之所以陷入贫弱与战争的泥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非洲的国家建构本身都尚未完成，各部落之间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认同，中央政府对社会的渗透力与控制力极微弱，连基本的公共物品如和平与安全都无法提供，遑论推动经济发展。
权力分立与议会制度的历史起源
中世纪西欧的政治分裂除了上述影响机制，另一个更为重要深远的非预料后果 （unintendedconse-quences）是对西欧政治制度的塑造。实际上，西欧自罗马帝国崩溃后所形成的政治分裂本身就是其约束王权的议会制度形成的基础。在西罗马帝国崩溃之前，欧洲与中东国家在权力结构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相似性。罗马皇帝康斯坦丁于公元312年皈依基督教后，西欧出现了政治权力与宗教权力联盟的局面。此时，罗马的君主不仅是基督教的领袖，同时掌握了任命主教与其他高级神职人员的权力，利用基督教这一宗教信仰，罗马帝国更好地维持了其对民众的统治；另一方面，宗教权威也利用罗马帝国这一政治力量极大地扩张了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基督教不仅成为城市团体的保护人，农村的地主通过将土地投献基督教以躲避罗马政府的侵夺，使得基督教成为众多农村土地的持有者，在此过程中积累了大量财富。而伊斯兰国家从一开始便是以宗教势力与政治势力结合的面貌出现，这一社会权力结构与罗马帝国具有极大的相似性。然而，西罗马帝国在蛮族的冲击下崩溃后，帝国形成的权力结构开始瓦解与重构。
罗马帝国自5世纪始陷入了长期的战乱，进入西欧的蛮族开始建立自己的国家，在军事征服的过程中，日耳曼蛮族由于缺乏足够的财政实力与金融资源，无法为军队提供足够的经济报酬，因此只能将征服来的土地以采邑的形式分封给其属臣，获得土地的封臣则必须为蛮族首领（后来的国王）提供40天免费的军事服役，同时还有提供建议等封建义务。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当时马镫这一军事技术的使用导致重装骑兵（mountedshockcombat）成为主要的军事打击力量，而重装骑兵不仅要求配备战马、铠甲等军事装备，还要求士兵有熟练的作战技巧，因此这种军事技术对后勤供给的要求十分高，以蛮族当时的财政能力无法集权化地提供所有这些装备，因此只好通过采邑制将征服来的土地分封给扈从与战士，使他们有足够的经济基础为国王提供军事资源。
西欧采邑制最早由法兰克王国的宫相“铁锤”查理在对抗阿拉伯人的入侵中首次采用，随后由查理曼大帝推广到其治下的加罗林王国，在采邑制施行之处，被分封的土地是非世袭的，理论上国王也能将土地收回来，然而在查理曼大帝死后，诸子相争，为获得地方贵族的支持，西欧的君主逐渐（主动，也是被动）放松了对土地的控制，采邑制最终蜕变成中世纪的封建体制。这一变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由于地方贵族拥有了一块世袭的领地，而国王又继续依靠地方封臣为其提供军事支持，这使得地方贵族拥有了强大的权力基础与政治谈判能力，这为后来地方贵族制约王权以及形成代议制政治机构提供了根本的政治条件。
新兴土地贵族的形成打破了原有的权力结构，此时，国王代表的政治力量、土地贵族代表的军事力量与基督教代表的宗教意识形态力量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一不稳定结构意外地让经济权力主体掌握了政治权力，这不仅使得经济主体的产权得到更好的保护，更是让经济主体借助国家的力量来实行市场扩张。在王权与宗教势力、土地贵族激烈斗争时，处于权力缝隙中的商人利用这种政治结构获得了非常多的特权，如城市自治权、议会对征税权的控制等等，直到最后商人完全控制了政权机关，从而使得国家为商人服务。因此，西方世界的兴起不仅是一个经济现象，更是一个政治现象，其背后的推动力是西欧社会内部自中世纪以来权力结构的不稳定，由此导致的各种权力之间相互竞争又相互联盟，最终产生出了独特的政治力量（民族国家）与经济力量（工业资本主义）。而同样面临军事冲击的伊斯兰世界通过进口奴隶士兵，避免了具有地方权力根基的土地贵族的兴起，并且通过马穆鲁克制度，强化了这种军事力量的依附性，因此在伊斯兰世界政治权力与宗教权力一直保持着稳定的联盟关系，而这一稳定的权力联盟使得中东国家的政治权力主体缺乏有效制约。
政治分裂导致西欧的商业发展这种解释也存在着一些关键性的弱点，首先，爱泼斯坦在其代表作《自由与增长：1300～1750年欧洲国家与市场的兴起》一书中提到：“前现代农业投资率低以及农业生产力不断倒退的主要原因，是过高的交易成本带来的反向激励。而交易成本高的主要原因则是前现代政治与司法管理权的支离破碎以及相互间的战争导致的协调失败与公共物品（交通与商业体系、可信赖与可预测的公平、货币与政治的稳定）投资的缺乏”因此“对封建经济增长的根本性限制，来自市场垄断与其他政治与司法多元化引起的其他协调失败，而不是来自技术惰性”。且不说政治分裂带来的战争对商业的毁灭性打击，分裂的政治环境削弱了不同政治实体内的统治精英提供跨地区公共产品的动 力 （under-provisionofpublicgoods）；而同一条商路被不同政治实体所控制也带来了重复征税问题(over-taxationofcommerce)，这些政治分裂的成本无疑极大地阻碍了商业的发展。因此，西方世界的兴起尽管存在长期的因素，但是其内部结构化缺陷，如早期议会制的封闭性，政治分裂对市场交易的冲击与限制等等都制约着欧洲的发展，直到18世纪，欧洲才逐渐克服内在制约因素，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强大刺激，欧洲的发展达到历史的顶峰。
学者之间的争论展现了西方世界兴起这一宏大话题极为复杂的历史动态性。过于流畅的叙事往往掩盖了历史真实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尤其是那种一刀两断式的叙事模式往往是意识形态引导下的刻意抒写。但争议至少廓清了一些道理：首先，对权力的制约是任何良好政治秩序运行的前提与基础，无论这种秩序以什么具体形式被组织起来；其次，对权力的制约最有效的莫过于让权力本身制约权力，尽管这一观点在《联邦党人文集》中被清晰论述，但是现实社会的运作又何尝尽如人意。
（作者为浙江大学经济系博士研究生，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研究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