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敏志
一九二七年四月，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推进的“大革命”到达高潮时，学者叶德辉在长沙遭到革命群众处决。此事在知识圈内部引发不小震动，据说两个月后王国维投水自杀也多少与此有关。叶氏被农会揪出杀掉并不太令人意外，因为他一向恃才傲物，不但政治观点保守，还好骂人。在他离世翌年，日本弟子松崎鹤雄在《雨中忆旧》中写道：“为人直率、从不谦逊的郋园长处和短处皆有。他往往不止嘴上恶骂，还要见诸笔端，故好几次遭到革命派的猛袭，连官府也准备抓捕他，为此不得不逃跑以脱身。在那时候，身为外国人的我也变成众矢之的，感觉非常棘手。叶师每每以上海或江苏为避难所，据我所知，九年中这种事至少有三四回……他在学问上的记忆力虽极强，却很快忘记遭难时的辛酸，故一再反复。”叶德辉真正的问题还不是善忘，而是以此自得，甚至写过“九死关头来去惯，一生箕口是非多”的诗句，松崎也评价恩师这点“太过稚气”。
叶德辉生前有两位日本弟子，即盐谷温和松崎鹤雄。因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被指抄袭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的著名公案，盐谷意外暴得大名。反而是在中国前后待了几十年，与清末民初许多中国学者来往密切的松崎名声不显。松崎生前出版《诗经国风篇研究》，在报刊杂志发表文章无数，七十大寿时由学生选编成《柔父随笔》付梓，一九八〇年距他去世二十一年时，杉村英治又编辑遗稿成《吴月楚风：中国的回忆》，两部文集中皆有关于清末民初知识界的独家史料。
松崎鹤雄一八六七年出生于熊本县，早年辗转各校，先后就读于东京独逸协会学校（鲁迅也曾在此学德语）、熊本洋学校、长崎镇西学院和东京青山学院，积累了不少人脉。一九〇八年他进入大阪朝日新闻社工作，认识同为该报记者的内藤湖南，还有京阪地区著名文化人狩野直喜、西村天囚等。考虑到内藤与中国学者来往密切，又热衷于给人开介绍信，他很可能是松崎进入民国知识界的引路人。
一九〇九年，松崎以报社通信员身份启航赴清国。和大部分日本留学生喜欢集聚北京、上海不同，松崎沿长江一路上溯，最终在湖南省城长沙上岸。这个选择出于自愿还是报社安排不得而知，但事后来看确是一步好棋。因为在平定太平天国后，以湘军势力为代表的湖南人在军、政、学界崛起，几乎手握大清国运。在加上辛亥革命也最早在两湖地区酝酿，松崎就这样近距离观察了中国社会大转型。
因为拥有留学生和驻外记者的双重身份，松崎的关注视角较为特殊。他的回忆是长期近距离观察学者的衣食住行、日常起居、个人癖好后的结果，他会详细地描述学者书房里的藏书和摆设，这往往是其他人不会特别留意的。虽然不免琐碎猎奇，但《柔夫随笔》和《吴月楚风》合在一起，却还原了清末民初大变动时代中居于乡间的旧式学者之生活史。
首先是收入问题。清代官员的普遍低薪众所周知，他们的收入大部分靠在任时的灰色收入，那些居江湖之远的士大夫，如何解决每日所需之稻粱？叶德辉没有这方面的忧虑，松崎记载叶氏的父亲是大盐商，将资产分为三份给兄弟三人，每人得三十万两。所以在考中进士后，叶德辉不能忍受吏部主事一职之无聊索性辞职，携在北京买的大量书籍回到湖南。再加上当时长沙也有三十多轩书店，叶德辉遂能聚书三十五万卷。
但长沙气候湿热，如何让藏书免遭虫害是大问题。叶德辉的方法是将书籍存于二楼，书架四脚各置于盆内，盆内盛硫磺末，每周定期更换两次，以达到防蠹效果。叶氏的日常收入除了收受门生的“束脩”即学费外，还以书养书，家中常年养着两名刻工，将自家著述、所藏善本书依次刊行，包括著名的《元朝秘史》和《观古堂汇刻》《双梅影暗丛书》等，“邸内板木连架，装满好几个库房”。叶德辉的生意经是以家产和藏书为资本，自著自编，自刻自刊，自行自销，家中出版业各环节齐全，无需外求。
叶德辉能这么做，很大程度是因为清末中央政府权力衰落，对控制地方渐渐力不从心，无法像乾隆时代那样颁布详细的违碍书目、禁书总目，进行全国性的书籍审查。叶德辉将《玉房秘诀》、《交欢大乐赋》、《素女方》等房中术书籍堂而皇之地刊行，曾国藩、曾国荃兄弟重新汇刊王夫之遗书，这在一百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在中国历史上，中央政府的权力与社会活力往往是此消彼长的关系，长期压抑过后晚清出版业的生气淋漓远超今人的现象。
另一位湖南学者王先谦在担任国子监祭酒、江苏学政时已积累了财富，回长沙后又主讲当地的思贤精舍、岳麓书院，编《续皇清经解》《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等书，遂衣食无忧。松崎鹤雄描述他居住的葵园“有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本社的一半大”，家中的藏书一万多卷，但“没有古玩书画等长物，也没有宋元明版善本书，只有校勘较精的家刻本和其他必要书籍”，王先谦的藏书特点是但求实用不求珍本，如果需要稀见书则去叶德辉家借阅。
两位湖南硕学不仅在书籍上互通有无，还是政治盟友。当时梁启超在湖南担任时务学堂教习，传播改良派思想，以叶、王为代表本土旧学派则刊刻《觉迷要录》《翼教丛编》等，与之针锋相对。不过在那个时代，“新”与“旧”的分别并不那么泾渭分明，松崎鹤雄就发现叶德辉藏有不少和刻本、日本写本，他与近卫笃麿、永井禾原等日本政商界人物来往，平时喜欢吃西式牛排和日本料理，学生中还有在长沙外国使馆工作的英国人。
复古和趋新有时是相通的，尤其是当两者的目的都是批判当下的时候，以传统经史之学包装过的革命学说，更容易从内部击穿清政府。湖南经学家王闿运素来倾心船山之学，曾短暂任职曾国藩幕府，后四处讲学为生。在主讲四川尊敬书院时，王“通过注入公羊学来推进异姓革命学说。他的高徒的廖平培养出了广东的康有为。也就是说，康有为是王的再传弟子，梁启超则是康的弟子。但康有为却不支持辛亥革命，门人梁启超背弃他投向革命派时，康直呼梁为逆贼。”
对于廖平、康有为这一系，王闿运本人是不满意的。回到故乡湘潭后，他在船山书院长任上培养了宋教仁、谭延闿等人，并与黄兴结为姻亲，三位湖南人后来都成为辛亥革命的骨干。一九一四年松崎特意走了四五天水路，前往湘绮楼拜师，此时大清已亡，王闿运却一如既往地在当地私塾里教学，政局的变幻对他的生活似乎没有任何影响。交谈中王当着松崎的面“斥朱子为粪虫”，后者则注意到主人的书桌上求字的纸张成山，代人起草一篇碑文“其价值不下千金。”
一九一八年，松崎离开湖南前往上海，目睹了大清遗老们生计断绝，寄居租界的窘况。因与黎庶昌刊行《古逸丛书》名声大噪的杨守敬，曾从日本携回宋元明珍籍无数，革命前在湖北黄州筑邻苏园，家中也养着刻工随时刊行书籍。但他在辛亥之后就一直失业，蜗居上海以售卖藏书为生，“书斋满是灰尘。书桌上放着毛笔大小十数枝，大小墨若干，全部都是些廉价品。”但在松崎眼中斯是陋室，却满是“学问的气息”，不像官员郑孝胥的书房“俗臭纷纷”，或商人盛宣怀那排列着全套《图书集成》的豪华书房“暴露出毕竟不是读书人的证据”。
迫于生计，杨守敬向松崎鹤雄表达了希望为自己的藏书寻找买家的想法。松崎为此积极联系了日本三菱公司，说服该公司以四万日元的价格买入杨氏五万册藏书，要知道当时日本人经营的大连图书馆，好几年的购书经费也只有十万日元而已！不过最终袁世凯家族半路杀出，抬价到五万，将其全部捆载运往北京。十年后，松崎在北京大高殿内重新见到王重民正在整理的杨氏旧藏，“想起在上海的会面，逝者不可追，徒增一叹。”
随着一九一五年“二十一条”签订、五四运动的兴起，中日关系每况愈下，一九二八年爆发的“青岛事变”更是雪上加霜。在这种大环境下，松崎鹤雄与中国学者的良好个人关系保证了他能帮日本各图书馆搜集图书。比如在北大任教的广东人黄节要出售惠栋《说文注》稿本时，松崎就帮他联系到三菱公司卖出了高价。江南地区著名的藏书家刘承干也曾通过他与满铁交涉，试图出售嘉业堂的全部图书，只是后来因为价格问题而作罢。
在北京沦陷、燕京大学被日军接收后，邓之诚因为持民族主义立场被日本宪兵关押一年多，松崎在报道此事时直率地表达了对邓之诚的同情与对军队的不满。邓氏被释放后变卖古玩书画以易米为生，直至战争结束。同样拒绝与日本人合作的是辅仁大学校长陈垣，他选择足不出户，每天通过秘书处理行政事务，即使如此松崎也可以通过便条与陈垣交流。
松崎鹤雄能超越民族隔阂，与张尔田、傅增湘、瞿兑之等北京地区学者继续交往，很大程度是因为他自己也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受害者。据杉村勇造《柔父先生略转》透露，松崎的次男松崎简一九二八年曾因加入日本共产党被入狱，一九三二年在保释过程中，再度因为与满洲共产党有关联而被捕。松崎鹤雄不久后辞去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之职，闲居东北读书写作。《大连图书馆藏古籍书目》载录松崎《尚书》稿本四册、《毛诗摘说》稿本六册，应该就是这段时期潜心研究的成果。
外务省档案资料还显示，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四年间松崎鹤雄参与了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他与中国的关系，已经从刚来时的旁观者转变为研究者和参与者。但一九四五战争结束后，他和其他东北地区日本人一样被强制遣返回国，特意前来送行的邓之诚赠诗云：“卌年中土思依依，绿髩来游白首归。从此花开肠应断，落花风里送征騑。”这次一去就是永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