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话题 “海上丝路”的中国意义
李庆新
整整三十年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为期10年（1988~1997年）、主题为“对话之路”的丝绸之路综合考察活动，以增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互动，“海上丝绸之路”考察纳入了该计划之中。
古代东西方交通主要有陆路和海路两途。在经济交往中，中国丝与丝织品是最名贵、最畅销的商品之一，因而普鲁士自然地理学、地质学家李希霍芬1887年第一次使用了“丝绸之路”（Silk Route）一名，以指代中国经西域到希腊、罗马的东西方陆上交通路线。此命名逐渐得到国际学术界与社会各界的认同，有学者便将东西方海上交通线路称为“海上丝绸之路”。
中国的陶瓷、茶叶，中东与欧洲的金银货币，也是东西方贸易的重要商品和通货。所以，海上丝绸之路又称为“陶瓷之路”“茶叶之路”“白银之路”。
五洲交汇 “海丝”发端
公元前5000年，地中海东岸已经出现靠渔猎为生的“海上民族”，他们是腓尼基人的祖先。前2000年左右，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人开始造船出海，在海岸建立海港城镇，展开贸易。他们的海船可以远航到非洲，适应于海上航行与战争，故能控制大片土地，建立迦太基国，称雄地中海。
公元前4000年，古埃及人在征服尼罗河、开发两岸河谷平原及下游三角洲的同时，就驾驶各种船舶，穿梭于尼罗河上，从事捕捞与水上运输。埃及强大的海军舰船沿着非洲东海岸航行，为打通东非与地中海的海上交通作出积极贡献。
公元前3000年，米诺斯时期的希腊沿海和岛屿居民，常以海上行劫与经商为业。一千年后，地中海成为欧洲与东方的美索不达米亚、埃及接触的桥梁，以克里特岛为中心的海上交通网络扩大，与地中海周边的商贸聚居地都有联络。
公元前4~1世纪，经过一系列征战，罗马军团消灭了地中海强国迦太基，并把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都纳入帝国版图，地中海成为帝国的“内湖”，罗马人称为“我们的海”。
罗马人的航海热情一点不比地中海其他民族低，他们经常驾驶船只渡过英吉利海峡，前往今天的英伦三岛。东方行省建立后，罗马船只频繁往来于地中海沿岸港口——从尼奥波利斯到亚历山大港，航程大约需时12天；从科林斯出发，需时7天；从南高卢的那巴到非洲，如果顺风，仅需5天；从赛提斯到亚历山大港，则需6天。
前1世纪，一个名叫希帕罗斯的希腊人借季风之力，从红海口越过印度洋直接航行到印度。其后，希腊、罗马的航海家充分利用季风知识，拓展对印度洋贸易，不仅打破了安息（今伊朗高原一带）人对丝绸之路的垄断，而且形成埃及与印度之间东西航程的定期航线，再经印度把贸易延伸到印度洋及东南亚，远至中国。中国史籍《后汉书》上说：大秦与安息、印度“交市于海中”。
大约公元1世纪中叶，一位希腊航海家留下名著《厄立特利亚航海记》，描写罗马帝国（即“大秦”）的航海家如何寻找红海海路的艰辛历程。这部作品叙述了非洲、阿拉伯和印度洋海岸不同航线、港口、风向、水流的情况，还有各个港口的居民、物资等情形。尤其提到了四条重要的海上航线：一是顺着红海的非洲海岸航行到卡尔达富角的南端；二是从红海的阿拉伯海岸出发，绕阿拉伯半岛直至波斯湾深处；三是沿印度海岸航行；四是通往中国之路。
在东方，秦汉之际中国南方的南越国拥有规模可观、技术水平也很高的造船业。1982年，位于今广州城区的南越国“文帝陵”被发现，出土不少与海上交通相关的珍贵遗物，例如波斯风格的银盒、镂孔熏炉、金花泡饰、非洲原支大象牙、乳香等。来自非洲、中东等地的物品如此之多地留存于此，证明迟至秦汉时期，从南越国到波斯湾的海上航线，也许已经贯通，或者是辗转接驳。航行其间的，多半有波斯、印度及东南亚商人，当然也可能会有中国商人。
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元鼎六年），汉朝平定南越，开始拥有直接通往南海诸国的海港。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派使者由徐闻、合浦、日南等岭南港口前往南海地区，最远到达已程不（即今天的斯里兰卡），进行官方贸易。
由中国航向西方的海上航线，与由地中海、印度洋航向东方的海上航线在斯里兰卡相接，自此构成贯通东西方世界的“海上丝绸之路”，至今已超过两千年。
“先驱”徐福 “夷道”通连
中国是海上丝路的东方发祥地。考古发现显示，中国东南沿海到南太平洋诸岛，以海岛为基地，借助规律性的海流、季风，独木舟就可以飘过去，一年往返一次，直到新西兰岛。距今7000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木制船桨、“夹碳黑陶舟”，是东越民族海上活动的证据。
中国东南沿海的文化，与东亚、东南亚乃至环太平洋文化圈也存在某种联系。中国考古学家吴汝康等认为，上述不同地区出土的古人类遗骨有若干相似的特征，这暗示着，亚洲原始人类从中国南部逐渐迁往东南亚和澳洲的潜在途径。而这条路径，很可能是史前航海民族之间互相交往的桥梁。
另一位中国考古学家苏秉琦更指出，中国东半部的史前文化，与环太平洋诸文化可能存在源流关系，中国中部、西南部，特别是华南到云贵高原一带，与印度次大陆发生联系，并在那里与印欧语系诸文化因素相衔接。
众所周知，司马迁的《史记》中记载了秦始皇派徐福东渡求仙的故事。有说法称徐福“东渡”目的地就是日本，也有指徐福船队的出发港在河北黄骅，或山东北海岸（包括登州），或在山东胶南利根湾、江苏赣榆县大港口，莫衷一是。徐福的故事，当然不能完全视为信史，但可以相信他确有其人，有关的传闻反映了公元前2世纪左右，东亚地区以海洋为通道进行文明交流的境况。而公元1世纪前后，中国沿海地区的国际性海洋活动更明显增加。
时光越千年，到了八九世纪以后，世界海路大通，唐朝的交州（今属越南）、广州、泉州、明州（宁波）等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著名港口。“广州通海夷道”是古代连接中国珠江口到波斯湾地区的主要远洋航线，也是东西方最重要的海上航线。
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这条海洋航线，从广州起航后，穿越南海、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波斯湾，再沿波斯湾西海岸航行，出霍尔木兹海峡后，可以进入阿曼湾、亚丁湾和东非海岸，途经90余个国家和地区。
在8~14世纪，东西方各国不约而同地致力于经营海上交通与海洋贸易。没有它们的共同努力，连结东西方的海上丝路就繁荣不起来。
15世纪以后，人类历史发生重大变革，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大西洋——波罗的海”国家，在“黄金热”“香料热”“世界热”中相继进行全球性海上扩张与殖民活动，开启了“地理大发现”与世界海洋贸易全球化新时代。而日本、东南亚海商在亚洲东部的海洋贸易中，也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
自此之后，欧美主要国家都与中国、印度及东南亚各国建立不同形式的经济和政治关系，海上丝绸之路进入了早期全球化的新阶段。
东风西渐 万里无间
1900多年前，古罗马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普林尼说过的一段话，至今仍耐人寻味：
在世界不同地方保持这种不间断的贸易往来，正如人的身体吸收营养一样，是十分有益的！我们应该把它归功于罗马帝国所营造的广大和平氛围，这不仅使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能正常进行，也使产品之间的交换能顺利发展……鉴于世界各地的开放、沟通与交流，鉴于罗马帝国的威仪天下，人们自然而然地想到，文明之所以获得了如此大的发展，应得益于与日俱增的商贸往来与和平的环境。
撇开话语之中洋溢的“帝国自豪感”不谈，普林尼让后世的人们意识到，在所谓“罗马和平”时代，西方人从活跃的东西方经贸活动中，享受到了多么丰盛的物质和精神文明福利。
罗马人对海上运输与海外贸易保持高度热情，风平浪静、岛屿众多、港湾密布的地中海，把南欧、非洲和亚洲联系起来，成为罗马帝国商业交通与海上贸易的重心。
利用与东方的海上与陆路贸易，罗马帝国大量输入东方的商品，例如中国丝绸、印度胡椒和阿拉伯佛香等等。当时有一种诱人的皇家香水“快乐之极”，它的原料中含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辣木油、芳草、豆蔻、胡桃汁、小豆蔻、柠檬香、没药、金合欢、松香油等23种香料，其中香草来自印度，豆蔻来自尼泊尔，金合欢来自缅甸，松香油来自中国。这说明地中海地区的国际贸易，在罗马帝国时期达到了鼎盛。
东方商品涌入罗马，潜移默化地改变着罗马人的生活方式。法国学者让—诺埃尔·罗伯特以中国丝绸为例，叙述了这一来自远东的珍贵衣料，如何改变罗马人，特别是上层社会的穿着习惯。他说，相对于精细而泛着米色的亚述丝绸而言，中国丝绸色泽略白，但太昂贵了，一般人享受不起。而经过重新编织，如加入亚麻、棉纱，可造出与薄纱一样轻薄的半丝绸制品，能得到更多人的追捧。
罗马诗人奥维德在其名作《爱经》中称，丝织品为赶时髦的必备之物，而中国丝绸洁白的光泽与独一无二的品质，更值得赞誉。他用诗意的笔触渲染道，中国丝绸如果绣上各种色彩的图案，从最生动的到最温馨的，从橘黄色、紫荆色，到无论多敏锐的感官也无法准确定义的，如渐渐暗淡的玫瑰花色、色雷斯鹤的色彩、海水的颜色抑或奇幻的色彩。大诗人心中一种奇妙无穷的感受油然而生：
“万里无云，温和的西风带着潮湿的气息徐徐吹来。”
继罗马人之后，阿拉伯人是中世纪东西方海洋贸易的主力，他们的商船频繁从阿曼、锡拉夫、法尔斯和巴林海岸、乌布拉和巴士拉远航至印度、东南亚和中国。
中国是西方世界向往的东方大国，中国商人在亚洲不少地区拥有雄厚的势力。中国产品如丝织品、陶瓷、茶叶等，在国际市场上很受欢迎。唐宋时代浙江、湖南、广东等地生产的青瓷和白瓷远销东南亚、印度、阿拉伯、东非及欧美地区。清代中国茶叶风行欧洲。在海外贸易中，中国也获得了大量的进口商品，如象牙、珠玑、香料、药材等，大大丰富了民众的社会生活与经济生产。
陶瓷造纸 丝路相传
伊斯兰教“圣训”记载了创始人穆罕默德的一条训教：“学问，即使远在中国，亦当求得之。”
这条训教也许出自后世，但确曾促动一些伊斯兰信徒东来中国寻求学问。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同一年代高度发达的唐朝经济文化已远播异域，令海外各国敬仰不已，即使是远在西亚的阿拉伯世界，也通过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接触，感受到了唐帝国的雄强与大气。
中国的文化技术早就受到阿拉伯人的关注和赞赏，许多中国器物为阿拉伯人所用，其制作技艺也由其向西方辗转传播。据说，欧洲中世纪的精细陶器，一直受到东方的影响，其直接灵感来自伊斯兰世界，而审美情趣与技术，则受到中国陶瓷的熏陶。
公元1世纪以后，中国陶瓷陆续销往南中国海地区，制作风格也传至中南半岛。最迟在9世纪，中国陶瓷已运销至巴格达，此后源源不断地输入近东。精美的唐代花瓷和乳白瓷在近东地区掀起一场陶瓷热，开始仅仅是模仿中国瓷的颜色、瓷胎和形状，很快就出现了新的制作风格。巴格达哈里发宫廷成为伊斯兰细瓷的制造中心，以乳白色锡釉开创了一种全新的主题。
到11世纪，不少巴格达陶工迁到开罗，波斯也成为新兴的制瓷业中心，锡釉陶瓷及其绘画风格发扬光大，极大地改变了欧洲细陶器的工艺。西班牙、意大利地区产生了花饰陶器和白釉蓝陶瓷。15世纪以后，中国瓷器由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大量销往欧洲。青花瓷再次激活了近东的陶瓷艺术，并直接刺激欧洲制瓷技术的进步。所以，有学者将欧洲制瓷业出现的新动向，归功于伊斯兰和中国。
16世纪，意大利人发明的用伊斯兰方法仿制中国白瓷的技术，在西欧普及。1709年，中国白瓷的秘密在德累斯顿附近的海森得以重新发现。1752年，用煤烧窑结合窑形的改进在都柏林出现，使窑温很快达到烧瓷的高度，无烟窑氛让瓷器的洁白得到保障，中国瓷器得到大量自由仿制，一个欧洲陶瓷业新时代来临了。
造纸术是8世纪中叶从中国传入中亚重镇撒马尔罕的，后来在巴格达等地相继出现了造纸厂，白纸和彩色纸都制造出来了。大约公元900年或更早一点，埃及建设造纸厂，摩洛哥大约在1100年，西班牙在1150年，先后设厂造纸。十二、十三世纪的时候，造纸术继续从穆斯林世界的西班牙和意大利，传入基督教世界的欧洲，对中世纪晚期的西方走向近代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文化融和 “实有功”焉
海上丝绸之路既是东西方通商贸易之路，又是文化交流、宗教传播之路。古代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等宗教，通过此路先后传来中国，经过“中国化”改造后，与传统文化互相融合，成为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近世中国儒家、道家思想，也由海道西传，对西方各国文化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而佛教入华，流传久远，乃中外文化成功融合最为典型的例子之一。
佛教是古印度的宗教，创于公元前6世纪。公元前后，伴随着使节商旅，佛教经中亚传入新疆龟兹、于阗等地。公元前2年，佛教确信传入中国。其传播途径，不外乎西域陆路和南海海路。老一辈中外交流史研究名家冯承钧先生（1887~1946年）认为，汉晋时期在广州或建业（今南京）译经的外国沙门（出家修行者），多由海道至中国。
1981年，考古工作者在江苏连云港孔望山发现一处佛教佛崖造像，可辨认图像105个，包括佛涅槃图、菩萨舍身饲虎图、象和象奴图，以及各种佛像、力士像等，造像手法和风格，与克孜尔、敦煌、龙门以及印度、中亚等地石窟现存佛像有许多相似之处，大致可以断为公元2世纪下半期或东汉末年的作品。可见，当佛教在河南、陕西等地流传的同时，也在东南沿海发展起来了。
隋唐五代时期，在统治集团大力倡导和扶持下，佛教承继六朝时期蓬勃兴起的势头，完成“中国化”进程，纷纷开宗立派，形成唯识宗、华严宗、法相宗、密宗、禅宗、净土宗、律宗等七大宗派，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臻于鼎盛。唐中期以后，其他宗派日趋衰微，禅宗一枝独秀，几乎成为中国佛教的代名词。
佛教在“中国化”过程中，逐渐为社会各阶层所接受和喜好，与中国本土的儒家、道家携手迈进文化的主流，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诚如陈寅恪先生早年论述佛教与中国文化关系时所言：
佛教于性理之学独有深造，足救中国之缺乏，而为常人所欢迎；宋儒若程（程颢、程颐兄弟）若朱（熹），皆深通佛教者，既喜其义理之高明详尽，足以救中国之缺乏，而又忧其用夷复夏夜，乃求得两全之法，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椟，采佛理之精粹以之注解《四书》《五经》，佛之义理，与儒教之宗传，合而为一，故佛教实有功于中国甚大。
在人类文明史上，“海上丝绸之路”作为世界各国各民族交往的主要渠道之一，书写着世界历史发展、文化交融的华彩篇章。而中国既在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也由之获益良多。借用陈寅恪先生的上述论断，我们也可以说，海上丝绸之路，“实有功于中国甚大”。
作者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所长、广东海洋史研究中心主任，《海洋史研究》主编，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副会长等职。著有《明代海外贸易制度》《濒海之地——南海贸易与中外关系史研究》《海上丝绸之路》《“南海I号”与海上丝绸之路》等作品，部分已译成多种外语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