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华新录
大儒孙奭斗“天书”
虞云国
孙奭是北宋著名经学家，他为汉儒赵岐的《孟子注》作的疏解流传至今。《宋史》说他“守道自处，即有所言，未尝阿附取悦”。晚年，他以翰林侍讲为少年宋仁宗（1022~1063年在位）授课，尤重立身“端庄”。上课时，小皇帝难免左顾右盼，甚至足敲御座，他便拱默不讲，仁宗不得不“竦然改听”。
话说仁宗的父亲宋真宗（997~1022年在位）正为订立澶渊之盟（1005年初）而沾沾自喜时，大臣王钦若别有用心挑唆道：“这可是寇准以陛下为赌注，孤注一掷换来的城下之盟。”城下之盟，《春秋》所耻，宋真宗是知道的，顿时像吞吃了苍蝇。于是，寇准罢相，王钦若执政。他揣摩迎合，鼓动“神道设教”，自创“天书”，把皇帝哄抬成“天命所归”的伟大君主。
偏偏此时禀性耿直、无私无畏的孙奭站了出来，上演了一出勇斗“天书”的拍案惊奇。
“天何言哉！岂有天书？”
1008年正月初三，天书祥瑞如期而至，降落在汴京皇城承天门楼上，上写“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大意说，赵宋受命于天，“付于恒”就是传给宋真宗赵恒，他才是“守于正”的正统所在，而“世七百，九九定”无非形容赵家国祚绵长。宋真宗当月改元为大中祥符元年，“大中”即天书说的“守于正”，“祥符”就是“天瑞”之意。一时间天下争言天书，群臣竟贺祥瑞。真宗打算借天书搞封禅，召问孙奭，他径引孔子话作答：“臣只知道‘天何言哉！’岂有天书？”一点没给皇帝面子。
大中祥符三年，继泰山封禅后，宋真宗却动议远赴汾阴（今山西万荣西南）祭祀后土。孙奭列举十条理由，上疏坚决反对。他提醒皇帝，兴师动众祭祀地祗，是“轻弃京师根本，而慕西汉虚名”；天下连年灾害，陛下理应修德，岂能听信妄议，远劳百姓，巡游不已，忘乎社稷；圣王都先恤人民，后祀神祉，陛下连年大兴土木，水旱交至，饥馑居多，却劳民事神，神灵岂会接受！陛下所为，不过效法汉武帝与唐明皇，崇尚虚名，夸耀后世而已；唐明皇不惜太平，终致祸败，现在有人竟援为故事，倡导仿效，我深为陛下不取。
在尖锐批评后，他请皇帝“少赐清问，以毕陈说”。宋真宗派内侍去征求意见，孙奭再次上疏，言辞更加激烈。他警示皇帝：倘若执意远巡，祭祀汾阴，不念民瘼，不恤边患，怎么知道今日戍卒里就没有陈胜，饥民里就没有黄巢呢! 撰造祥瑞，假托鬼神，才毕东封，便议西幸，轻劳车驾，虐害饥民，指望安然往返，便自以为成就了大勋绩。陛下以祖宗艰难之业，为奸邪侥幸之资，这是我所以长叹而痛哭的啊！《春秋》说，国之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我不敢妄议，请陛下裁择。
其时气象异变，秋旱冬雷，皇帝仍恬然接受群臣奏贺祥瑞，孙奭忍无可忍，上奏责问：陛下这样做，打算欺罔上天吗，则上天不可欺；打算愚弄下民吗，则下民不可愚；打算迷惑后世吗，则后世必不信！有识之士，腹诽耻笑。皇明之玷，不堪其忧啊！
大中祥符六年，皇帝崇道，花样翻新，拟议亳州祭奠老子，孙奭又上书，批评他事事慕效唐明皇。在历数明皇无道之举与祸败之迹后，吁请朝廷抑损虚华，罢兴土木，不蹈危乱之辙，免召不及之悔。宋真宗拒绝采纳，却亲撰《解疑论》，强词夺理地文过饰非，同时摆出宽容的姿态，也不罢黜孙奭，“容之而不斥”，令其上言自生自灭。
“始于章句，终于德行”
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天书闹剧波澜再起。京师巡检朱能与内侍主管周怀政串通，预先将天书放在永兴军（今陕西南部）境内乾祐山上。寇准自罢相出掌永兴军后，大有失落感。有内线的女婿王曙暗通消息，他虽知其中猫腻，却耐不住寂寞，奏报了这一“祥瑞”。皇帝照例下诏，煞有介事地派人远迎天书，送入大内时，“屈至尊以迎拜，归秘殿以奉安”。孙奭听说，上疏再斥祥瑞虚妄，仍以唐明皇为例，论其“曲奉鬼神，过崇妖妄”，终致民心离散，变起仓促，希望宋真宗“鉴明皇之召祸，庶几灾害不生，祸乱不作”。
所谓“天书”闹剧，纯粹是皇帝自树权威的自娱自乐，却劳民伤财地前后持续十余年，是两宋史上近乎疯魔的宗教狂热与政治笑话。满朝群臣出于名利的拿捏，各自作出了选择，或积极参与做政治交易，或佯装不知求明哲保身。其中，不仅有丁谓那样的佞邪之臣，也有杜镐、陈尧叟、陈彭年这样的儒学之士。就说陈彭年吧，尽管博通书史，却“急希进用”，就妄赞符瑞，为东封西祀参订仪制，把学问连同良知都卖与了帝王家。
有个叫张知白的，曾经请刚登基的宋真宗禁止各地奏“祥瑞”，但天书闹剧拉开大幕，一看主演是皇帝，便识时务者为俊杰，厚着脸皮改口道：那年奏禁符瑞乃西北有事，如今天下太平，请在玉清昭应宫绘制《泰山诸瑞图》，副本入藏秘阁。张知白清楚孰是孰非，却出于私利而放弃原则。
在专制集权体制下，尽管双方都心知肚明，皇帝出于自塑圣君形象的需要，臣子基于身家名利的考量，任何一方都不愿正视与说破事实真相，听凭这种假话导致祸国殃民的严重恶果。
当天书闹剧以风行草偃之势一边倒时，孙奭却挺身而出，对“皇帝的新衣”大声说出真相，堪称疾风知劲草，更与张知白辈适成对照。当时，也有个别人发过异议，却远不及他执著与无畏。
孙奭敢言直谏，与北宋士大夫群体中“以天下为己任”的新儒家人生观正在形成大有关系，当然也须个人有担当的勇气。他要求弟子“始于章句，终于德行”，自己也是这么做的。其履践的也许只是《孟子》的两句话，一是“我善养吾浩然正气”（《公孙丑上》），一是“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尽心上》）。
在“一国君臣如病狂”的宗教痴迷前，孙奭能秉持浩然正气，坚守有所不为与有所不欲的底线，无愧于南宋史家王称在《东都事略》（纪传体北宋史）中的点赞：
“劲正挺特，忠言剀切，贤矣哉！”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知名文史学者，主要从事宋代历史与文献的研究。撰有《宋代台谏制度研究》、《细说宋朝》等专著，主编《宋代文化史大辞典》，近期出版随笔集《从陈桥到厓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