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的以身作则：托尼·朱特的重估历史
思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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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3-26
思郁
一
我们的时代对待历史的态度正在变得暧昧不清。有种观点正在迅速走红，这个时代瞬息万变，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在消散，一切固有的观念都是陈旧的，人类的经验跟不上变化的速度，无法给这种变化提供有效的参照，历史正在分解为无用的信息，无效的碎片，除了提供给我们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之外，不具备任何可供参照的经验。我们力所能及的只有踉踉跄跄地跟随这种变化的步伐，从这种变化之中抓住瞬息中的万一，就可以成为时代的弄潮儿。
这当然是一种历史的幻觉，这种新世纪的幻觉并不新鲜，人人都渴望成为全新的一代，没有过去的羁绊，没有过去的沉重，摆脱历史的负罪感，成为道德上的新人，卸去负重，自由飞翔。这种幻觉在每个时代中都有类似的影子。但是这种幻觉是如何发生的呢？大概是一种对历史的无知造成的，就好像我们可以跟历史，跟过去一刀两断，互不亏欠。但事实是，我们都是历史的人质，时代的影子，谁也无法摆脱地球引力，摆脱历史对我们生活的影响。但是，我们对历史越来越陌生，这也是真实发生的。正如历史学家托尼·朱特所言，我们对过去的陌生化感到不安，其原因就在于，全球化的速度让人来不及思索生活中的变化，只能在经验中不断累积这种变化，于是本来距离我们不算久远历史被挤压到了记忆的最底层，并且迅速被新的经验代替，然后遗忘。
试着回想一下，现在有多少人还能记得柏林墙倒闭、苏联解体这样的历史事件，就连“9.11”事件都仿佛发生在遥远地过去。但是仔细回想起来，我记忆深处还能打捞起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的一些沉潜中的影像，原来我们也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并非只是从教科书中得到只言片语的解释。这种错觉源于我们对历史的理解错误，我们自然地认为历史发生在过去，现在发生的一切只能说是事件，事件经过时间的沉淀，历史学家经过整理，纳入到一整套的历史学叙事中，才能具备成为历史的资格。这种观点当然是荒谬的，因为历史的形成有赖于有距离的旁观者，也有赖于介入的见证者。
二
朱特生在二战后伦敦，受业于剑桥国王学院，留学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任教于英美两国的各大高校。新世纪之后，因为身患一种运动神经元疾病，四肢瘫痪，逐渐丧失行动和说话能力，直至2010年去世。他的一生感兴趣的话题很多，学术研究也多次转向，马克思主义、法国知识分子、犹太复国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巴以冲突，美国与欧洲等等。他的代表性著作大都被翻译成了中文，其中最后一本文集《事实改变之后》刚刚出版，由他的遗孀珍妮弗·霍曼斯编选和作序。用这本书作为朱特一生的总结是恰如其分的。其中收录的大部分文章和主题都是熟悉的，我们阅读每一部分文章的时候都会联想到他其他相同主题的著作和文章，比如关于社会民主主义的文章会想到他的《沉疴遍地》；关于欧洲的文章会联想到他的《论欧洲》；关于加缪《鼠疫》评论会想到他的研究法国知识分子的专著《未竟的往昔》；甚至那篇充满温情的与儿子之间的对话文章都能让人想到他去世前写的那本小册子《记忆小屋》。这本文集提供了了解朱特一生思想历程的最好见证。同时，这本文集还见证了朱特的思想的变化历程。
据珍妮弗说，《事实改变之后》这个书名源于经济学家凯恩斯的一句话：“当事实改变之后，我的想法也随之改变，您呢？”如果了解朱特的著作，就能知道凯恩斯、茨威格、霍布斯鲍姆这些人在他的文章中代表了一战前的那个世界，这几位几乎是同时代人，他们的童年和青年时代都成长于一战前的黄金时代，和平稳定，繁荣幸福，充满希望，就仿佛这个太平盛世永远不会发生变化。随着一战的爆发，然后就是二战，中间还有世界经济的大萧条，这个世界变得千疮百孔，也让经历过黄金时代的人们彻底丧失了信心。茨威格选择了自杀逃避，霍布斯鲍姆选择了投身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凯恩斯选择了用政府干预经济方式弥补这个世界的缺口。
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学家凯恩斯，朱特并不赞同凯恩斯与哈耶克之间的论战。这场经济学方面的论战其实代表了战后经济发展的两个方向。要知道，凯恩斯与哈耶克的观点其实都源于他们各自独特的经历，凯恩斯的思想是在经济衰退时政府可以干预经济，他害怕那种自由放任的经济会毁坏这个世界。凯恩斯成长于一个稳定和繁荣时期的英国，在一战结束后，他还参加了凡尔赛宫举行的和平会谈，他体会过这个世界最好的一面，也看到了这个世界坍塌的全貌。他从战争和法西斯主义中总结的教训就是，人类的发展根本上不可预测的，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的发展，都有一种让人产生恐惧的不可确定性，所以需要政府时刻的监控和干预。而哈耶克正相反，他是来自奥地利的流亡者，他从自身的经历中得出的经验，一旦政府干预经济，这个政府迟早都会变成独断专行的独裁者。他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想要捍卫自由主义，捍卫一个开放社会的自由，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政府远离经济生活。
三
朱特的经历是另外一回事，生于战后伦敦的普通家庭，受益于战后英国的福利制度，他才能够接受到高等教育，进入剑桥大学，成为知识分子精英。所以，朱特才会对战后英国的福利制度充满了感激之情，在他看来，解决现在这个不平等和共识丧失的时代最有效的药方就是重启福利社会的制度，但是还要避免福利社会的弊端，而社会民主主义正好可以兼顾双方。收录在《事实改变之后》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生与死》是这本文集中比较重量级的文章，可以看作他对现代生活危机的一种最初的思考。这篇文章是朱特在2009年10月19日在纽约大学做的最后一次演讲，虽然是最后一次演讲，这之后朱特的身体不允许他参加公共活动，但是他的思考并未停止，他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思考延续到了他的另外一本书《沉疴遍地》中。
我们生活在一个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共识丧失，愈加没有安全感，感受不到未来的时代里，我们对这时代的失望，归根结底是对一种社会价值的失望。每个人都在努力向上游，但是溺水的感觉反而越来越强烈，我们对工作没有热情，对收入没有期待，对未来更说不上充满希望，只是这样活着而已。
在朱特的《沉疴遍地》里，他开篇的序言就是“给困惑者的指南”，而他开出治疗药方就是社会民主主义。在他看来，社会民主主义虽然是一种早被历史抛弃的杂牌政治学，但是能够兼顾社会主义的公平和资本主义的民主，也只有社会民主主义所建构的福利国家模式，可以重建社会共识，提供阶层之间的互动，个人价值得到充分实现，社会凝聚在政府的领导之下，为人民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朱特念念不忘的就是当年的共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在他领导下的实现了英国现代史上最伟大的改革，为英国走向福利社会拉开了序幕，保证为人民提供一份值得去过的生活和一个为民造福的政府。但是福利社会的弊端同样不可忽视，政府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多，会陷入泥淖之中，撒切尔夫人上台之后，开始采用了哈耶克提供的治疗药方，把很多公共责任交到私人企业手中，让市场来决定一切。多年之后，我们的危机出现了。
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朱特重提社会民主主义的是为了拨乱反正，但是他对社会民主义的思考有种审慎的乐观，这也是他在《社会民主主义的生与死》中提到的，如果说社会民主主义能有未来，那么它得是“带着畏惧之心的社会民主主义”，也就是要抱着“当事实改变之后，我的想法也随之改变”的开放态度。没有什么完美的政策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我们都是在不理想的情况做着不完美的改进，这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生活态度。
四
在《事实改变之后》这本文集中，朱特涉猎到很多议题，欧洲与美国，以色列和中东，历史与记忆，国家和国际关系，甚至还有一篇关于加缪《鼠疫》的文学评论，看似其中没有多大的关联——除了大都是发表在《纽约书评》上这一共同点之外——但是本书最核心的议题依然没有变化，那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对二十世纪历史的关切，以及这种关切可以给我们这个千疮百孔的时代有何种指引。回顾他的著作，比如《思虑二十世纪》，《战后欧洲史》《重估价值》《沉疴遍地》等等，标题已经明显体现了内心的焦虑，我们可以说，朱特的一生都在思考这个话题，二十世纪的历史如何给这个不满意的现实世界以教益。正如“我们学到了什么？”这个让人警醒的问句所提示的，我们对二十世纪的历史遗忘得过于匆忙和慌乱，仿佛二十世纪只是一个充满了战争、灾难、大屠杀、集中营、法西斯和希特勒的世纪，所以对于那段历史，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快速遗忘。但是，遗忘历史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问题，比如，我们无法了解到真正的历史，只能通过博物馆、历史景点、改写的历史剧等形式来了解历史发生了什么。这就导致新一代人对历史的理解建立在误读之上。
举个简单的例子。有位以色列记者汤姆·色格夫在他的著作《第七百万人》中描述了一群以色列高中生要到波兰参观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活动。这种活动是以色列公民教育的一部分，所以出发前，以色列教育部会确保这些学生对这趟旅程准备充分，比如推荐他们阅读相关的书籍，观看相关的电影，甚至还对幸存者进行访问等等。但是，色格夫发现，在参观之前，他还是发现这些学生有些焦虑，他们会担心，参观完之后，他们会变成不一样的人吗？他们会精神崩溃吗？他们会从这次不一样的经历中收获什么？带着这样的焦虑和疑问，年轻的犹太学生会对参观奥斯维辛集中营这样的活动产生一种复杂的情结，比如一种沉重的负罪感，以及由此而衍生的对以色列的强烈的爱国主义。
要知道，参观奥斯维辛集中营，让新一代的犹太年轻人了解这一历史事实，一直都以色列宣传部门的重任，因为他们想传递这样的信息，犹太人只有在以色列才是自由的和安全的。以色列如果早点建立起了，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就不会发生。他们一直都在强调，甚至灌输这样的一种观念，奥斯维辛与大屠杀一直都是属于犹太人这个族群的特别事件。他们用这种方式建立共识，团结犹太人，同时还能让外界其他族群对犹太人产生负罪感。
五
朱特曾经撰写过很多文章批评以色列的这种做法，在他看来，巴以冲突很大程度上就是源于美国对以色列的纵容，因为在美国的犹太人对以色列有有着很大的负罪感，他们没有承担大屠杀的灾难，没有承担以色列建国中的危机，所以他们对以色列建国过程中犯下的错误保持了集体沉默。另外，朱特继承了阿伦特的观点，无论战后对纳粹战犯艾希曼的审判，还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参观和宣传，都遮蔽了很多东西。他们对历史的解读只选取了对自己有利的那一部分，对自己不利的部分，要么视而不见，要么有意遮掩，就当不存在。这就造成了他们对奥斯维辛和大屠杀历史的断章取义的解读。很多年轻犹太人把奥斯维辛和大屠杀当作只属于独特身份的的一种标记。然而，二十世纪除了奥斯维辛还有各种对少数族群的大清洗和大屠杀，暴力从未过去。这就是朱特一直都在呼吁的，我们对历史的了解不应该只关注那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关注那些可以被政治操纵和利用的特殊事件。历史应该被全面接受和普及教育。
身为历史学家的朱特在《事实改变之后》中提到过这样的观点，由一个个碎片拼接出来的图景不能构成一个能将我们联合起来的共同历史，所以我们需要学校教育来进行历史教学，“这种历史教学通过参照过去赋予当下以意义：今天的人名、地名、铭文、思想和典故都可以装入我们记忆里对昨日的叙事中。可是在我们的时代，相反的事情发生了，过去只有通过人们当下关切的众多事情（极不相同的事情）才能获得意义”。
所以，相比较于尽快地遗忘历史，我们需要做的却是回溯二十世纪的历史，审视二十世纪的历史，而不是逃避历史，所谓思虑二十世纪，建立在对二十世纪的历史全面的了解之上。这不仅是个体的责任，历史学家的责任，还是政府的责任。只不过，历史学家在其中的作用不仅仅是厘清历史事实，还要以身作则，用榜样的力量去教导和影响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