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话题 坚定结构调整力度应对美联储加息
范欣
与市场普遍意料一致，北京时间22日凌晨，美联储再次加息，决定上调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区间至1.5%~1.75%。出乎意料的是，美联储上调了2019、2020年的加息预期，预计2018年加息3次，2019年加息3次，2020年加息2次，比耶伦时代的预期分别多了1 次。
作为回应，我国央行22日进行了100亿七天期逆回购，最终招标利率为2.55%，上升 5bp，加息幅度小于美联储。如果仅对此次美联储加息而言，其对我国总体的影响已小于2017年加息时。原因在于2017年我国处于去杠杆的攻坚阶段，人民币贬值压力较大，而当前美元指数一直处于90附近的弱势，人民币贬值压力已大幅减小。整体影响虽不大，但在局部特别是我国香港市场影响仍较大，且随着未来美国加息频率的提高，对我国利率的牵引作用、对资产价格的冲击仍会逐渐显现。
对我国总体而言，美联储加息短期影响在减小，但长期影响特别是叠加贸易战影响仍不容忽视。2008年以前，我国债务的增速与经济的增速基本匹配，经济健康程度较高。但2008年~2017年的这10年，我国走上了依靠加杠杆提振经济的道路，债务增速高于经济增速，10年间，企业、政府和居民纷纷完成了一次加杠杆动作，平均债务增速达20%，全社会杠杆率由2008年的128%升至2017年末的247%，债务增速大于了经济增速，且金融过度创新，M2已超170万亿元，银行表内表外资产也迅速扩大，对应吹起了楼市的巨大泡沫。
在美联储2016年末启动加息政策后，全球货币政策开启了转向正常化的模式，我国继续增大债务拉动经济的模式也必须得以改变，经济增长的动能需从追求要素投入到追求效率提升、追求创新引领的新经济上转变。于是我国加大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并启动了一系列金融经济去杠杆和支持创新发展的政策。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大幅压缩无效产能，破除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在金融去杠杆方面，加强了金融监管并逐步收缩货币供给，降低金融空转使金融业更加服务于实体经济；在楼市调控方面，落实“房住不炒”的大原则，使用“五限”的非常规手段让楼市降温，其中限售政策锁住楼市的流动性，利于防止楼市泡沫刚性破裂，同时开展了加大城市土地供给、探索租售并举、房地产税立法等重要工作，以逐步建立房地产调控的长效机制；在降低地方政府债务方面，逐步降低基建投资力度，防止地方债务规模扩大；在创新发展方面，不断加大创新引领的支持力度，对移动支付、互联网快速发展采取包容态度，在全国范围内构建了一张信息和数据交换的大网，互联网企业可对其搜集的海量信息流进行大数据处理，并根据居民生活习惯开发出对应产品，打破了传统经济学中规模效应递减的规律，实现了规模效应递增。
一年来，相关政策已初见成效，经济增长的韧性在加强，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PPI触底反弹带动工业企业利润大幅回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逐步见效；二是金融过度创新被有效压制，M2与商业银行资产扩张增速全面回落，利率稳步上涨、货币乘数有所下降；三是以一线城市为代表的成交量和房价开始下降，居民新增长期贷款增速高点回落；四是以包头地铁被叫停为代表地方投资“饥渴症”得到初步抑制，2013年以来一直处于20%左右高位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累计同比指标从2017年初开始下降，到2017年末已降至14.93%；五是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新经济快速发展，信息服务业全年增速近30%，拉动了GDP增速1%以上，有效弥补了工业增速的下滑。
总体而言，通过一年多的努力，全社会杠杆率快速攀升的趋势已得到控制，金融风险大范围爆发的概率在减少，但警报尚未解除，仍不能忽视美联储加息频率的提升和即将开打的贸易战对我国资产价格乃至经济的冲击。为避免外力冲击，此时需要做的是加强自身的防御。必须坚定结构调整的力度并保持去杠杆政策延续，继续抑制金融过度创新、有效控制债务规模、逐步降低楼市价格，实现内部风险的缓慢释放。只有坚持这条道路，才能释放出国内的消费潜能，我国具有其他依靠外需拉动经济起飞国家所不具备的庞大内需市场，做大、做深、做厚内需市场是保证经济平稳增长和有效应对外力冲击的重要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