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章玉贵 |
中国金融体系在21世纪上半叶或将面临三方面的重大考验：既有金融体系长期积累的系统性风险对金融防波堤的不断考验；可能爆发的下一场世界性金融危机对业已深度融入全球体系的中国经济的重大考验；人民币高度国际化之后中国作为全球金融体系重要担保人应尽的全球责任与风险防范能力持续供给之间的矛盾。因而，明确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相关指标，控制经济金融化边界，持续整固制造业竞争力，构建弹性金融体系是守住金融安全底线的根本。
本月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就今年三大攻坚战之一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出了具体部署，要求包括国企在内的有关市场主体进一步采取市场化债转股等措施降低企业杠杆率。而在早先召开的央行年度工作会议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往年相比则被置于更为重要的任务序列，且明确要求加强对金融风险的研判及重点领域的风险防控，完善金融风险监测、评估、预警和处置体系，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特别是要加强对影子银行、房地产金融等的宏观审慎管理。再读中财办主任刘鹤日前有关金融风险是中国经济各类风险中尤为突出的风险，中国争取在未来3年左右时间，使宏观杠杆率得到有效控制的讲话，所有这些都说明国家对当前局部领域金融风险点的担忧已经上升到高度警戒级别。
毋庸置疑，金融作为“国之重器”，是中国迈向全球性强国进程中极为倚重的力量杠杆。不过，从全球经济与金融史的变迁来看，先后只有英国和美国真正将金融打造成了实现其全球战略的“完美”力量工具，英美两国借助金融这个力量杠杆获取的国际收益当以万亿美元计。但是，正如全球第一场金融危机1825年率先爆发在英国，21世纪最为猛烈的金融危机策源地在美国一样，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在享受金融业高度发达和本国货币作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带来的巨大收益时，本身也得付出相应的代价，甚至是本国金融体系遭受严重冲击的代价。因此，就金融制度变革的历史演绎而言，没有哪个超级金融强国能与金融危机绝缘。
我国正在大力发展金融业，这既是我国工业化和经济体系升级换代的内在逻辑必然，也是基于全球经济与金融竞争的经验启示。中国经济在1994年启动银行业改革以来的高速增长，相当大程度上得益于金融业高速发展的鼎力支撑。但是在另一方面，迄今为止，我国对金融深化过度的负效应，尤其是金融复杂性的认识依然是不全面的，还难以做到深度把握。微观金融在我国的发展与普及程度，更远不及美英等超级金融强国。我国用了不到40年的时间就建成了美英等国至少耗费了100年才完成的庞大金融体系，尤其是商业银行体系。但是，正如高寒区针叶林的坚硬度要比南部地区的速生林强得多一样，美英两国尽管爆发过多次系统性金融危机，但其国民经济体系并未因此一蹶不振，这除了得益于两国凭借机制化霸权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转移金融风险分摊成本之外，还因为两国金融体系的自我修复与反思能力也相当强。例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的经济复苏恰恰就是从金融体系的自我修复开始的。而且美国对过度金融化也作了一定程度的反思，此后，“再工业化”成了美国连续三届政府的重要国策。
与美英两国相比，尚未全面完成工业化的中国，经济过度金融化的倾向较为严重。以金融业增加值与GDP之比这个显性指标而言，2006年是4.54%，但到了2016年便已上升至8.35%。其间个别时点甚至超过9%，大大高于美英等国的7%的水平。尽管在金融去杠杆的背景下，2017年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对GDP的占比下降到了7.95%，但这一数据依然高于多数发达国家。而稍微懂得金融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如果一国金融业主要依赖规模扩张而非在国内外高度联动的市场中获得内生性发展，且尚未真正经历过风险系数较大的经济与信用周期考验，在监管能力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则该国金融体系可能如速生林一样，看起来壮观，却是极为脆弱的，而且更容易受到各种害虫的侵蚀。
事实上，梳理当前各种金融乱象与金融风险点的问题本质，除了有关参与主体的败德行为是重要原因之外，也与多年来未能解决的金融需求与服务之间的不匹配不平衡不无关系。在不完善的金融供给体系下，金融业的非理性繁荣的背后往往是各种通道与套利支撑的结果，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运行是某种程度上的两张皮，债务率高企是整个经济的“堰塞湖”。鉴往知来的教训告诫世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长期的高杠杆率中还能免予债务危机，而且经济环境越不稳定，往往越容易爆发金融危机。因此，包括金融降杠杆和通过金融助推降低整个宏观杠杆率，已是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的关键之举。
从更长的时间光谱来看，我国金融体系在21世纪上半叶可能面临的重大考验，大体来自三个方面：其一是既有金融体系长期积累的系统性风险对金融防波堤的不断考验；其二是未来可能爆发的下一场世界性金融危机对业已深度融入全球体系的中国经济的重大考验；其三是人民币高度国际化之后中国作为全球金融体系重要担保人应尽的全球责任与风险防范能力持续供给之间的矛盾。基于此，明确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相关指标，控制经济金融化的边界，持续整固制造业的竞争力，构建适应于21世纪全球经济竞争的弹性金融体系，是让我们最终能守住金融安全底线的根本。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 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