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如何看“改革开放”？
李伯重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十年前我在海外教书，给学生讲中国经济史，经常以英国大作家狄更斯在小说《双城记》里的这句话作为开场白。这句话非常有名，引用的人很多。我为什么也引用呢？因为我觉得，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可以说今天我们中国人身处的就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和“最坏的时代”。国防大学金一南少将同样说过：“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接近民族复兴的目标，当然，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充满巨大的风险。”这应当可以代表部分官方人士的看法。话里的意思，不就是“最好”和“最坏”吗？
“中国，请你慢些走”
确实，今天中国的经济状况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最早提出这个判断的，是德怀特·珀金斯教授，他做过哈佛大学经济系主任、哈佛大学国际经济发展研究所所长。早在1990年，他就写道：
“18世纪中期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随后横扫欧洲其他部分（包括前苏联阵营）和北美，用了250年的时间，才使这些地区实现工业化，提高了今天世界23%的人口的生活水平。而中国今天的经济发展倘若能够继续下去，将在四五十年内使得世界上另外23%的人口生活在工业化世界中。”
也就是说，中国只需用西方五分之一甚至更少的时间，就能进入工业化社会了。他二十多年前的预言如今已经成为现实，到目前为止，如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GDP）实际上超过了美国。
我这一代人，成长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心里向来都有一份“俄罗斯情结”。但大家看看，现在俄罗斯虽然还是世界上一个重要的国家，可它整个国家的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只大致相当于我国的经济强省广东省。
有人说俄罗斯人口少，人均GDP比中国高。而最近的统计数据表明，俄罗斯的人均GDP也比中国少了。据俄罗斯媒体报道：2015年，俄罗斯人平均月工资约为3.3万卢布，折合人民币约3200元，俄罗斯人收入历史上首次少于中国人。因此，当年的“老大哥”，被我们甩在身后了。
不过中国近40年来史无前例的超高速发展，也带来了很大的问题。《纽约时报》曾刊发过一篇文章《Accelerated Pace and Growing Pains》（直译为“速度与阵痛”），后来翻译成中文，标题套用了20世纪50年代我们国内很有名的一首歌“马儿你慢些走”，为《中国，请你慢些走》。文章中写道：“中国啊，请你慢些走，停下飞奔的脚步，等一等你的人民……”
对中国如此惊人的经济增长，国内外经济学界有不同的评价。例如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一向非常乐观，但更多的经济学家有所保留。民生证券研究院院长管清友就提醒道：“有人说中国经济将进入漫长的大萧条，有人则称当下为100年未有之变局。”
张五常先生是很受尊敬的经济学家，他也说：“我是对中国最乐观的人，我跟进（中国经济）35年了，前30年我都很乐观，最近五六年我转为悲观了。
“中国处在十字路口”
西方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的前途同样感到困惑。10年以前，西方舆论界谈到中国经济时一片乐观，而最近英国《金融时报》却提出“中国经济模式神话破灭了？”的讨论。《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说：
“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不连续状况的可能性是几十年来最高的，这种中断局面可能不是短暂的；政策制定者面临着巨大挑战，他们必须在不崩盘的情况下，对不断放缓的经济进行转型。”
剑桥大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彼得·诺兰教授，是对中国非常友好、在中国也很受欢迎的经济学家。他前些年出了一本书《China at the Crossroads》，中译本名为《中国处在十字路口》。在这本书里他也尖锐地发问：“中国的政治经济已经走到十字路口，将会走向何方呢？”
诸如此类的问题和疑惑，不能不引人深思。因此，我们注意到，在2017年的“博鳌论坛”上，以往对中国经济前景普遍乐观的基调也出现微妙变化，多了一些保守和谨慎。
要找出解决问题的路径，就应当回头看历史，从中有所借鉴。如诺兰教授所言：
“在寻求前进的道路上，中国领导人首先可以转向中国的历史来寻找灵感的源泉。这种丰富的历史能够为‘探索前进的道路’‘从实践中获得真理’提供思想营养，从而以务实的、探索性的和非意识形态性的方式制定政策来解决具体问题。”
“探索前进的道路”“从实践中获得真理”，用我们更为熟悉的改革开放早期的口号说，即“摸着石头过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至今正好40年了。到底什么叫改革？20世纪中叶英语世界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1921~1988年），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书中对“改革”（reform）一词作了这样的解释：“改革，意即回复到事物的最初形式”。过去40年中我们进行的改革，实际上就是把1979年以前30年中否定了的许多东西作了再否定（也就是恩格斯说的“否定之否定”），回到之前的形式。
改革开放之前近30年间，我们一度对以往的历史，哪些是经验，哪些是教训，几乎全然不顾，一概加以否定，想“在一张白纸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但是，这样的“白纸”在人类社会里是没有的。只有正确地了解过去，才能更好都把握今天。
现在大家都在谈“中国特色”，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的这样，“中国特色”的那样，等等。那么，什么是“中国特色”呢？“中国特色”就是中国长期历史所发展出来的传统。珀金斯教授在1990年就预见到中国经济将会继续前进，乃至“起飞”，因为中国的过去为中国经济这一次的起飞作好准备了，用他学术味十足的原话说就是，“经验与复杂的组织和制度的预先积累”。
正是有了这种预先积累，只要外部条件合适，就能够发生经济奇迹。你把各种优惠条件给一个不具备这种预先累积的国家，是不会出现持续快速经济增长的。所以，要了解中国特色，就必须回顾我们的历史。
从十八世纪“追寻现代中国”
“清代经济史留给我们的经验教训”，是我近来研究和思考的一个重要话题。为什么是清代？为什么要以清代经济作为反思现实的一个讨论和比较的对象，而不以年代较近的民国，或者较远的明代，甚至很多人心目中中国最辉煌的时代——唐代——为参照？我这样做的理由，主要是因为清代与今天有较大的可比性，这些可比性包括：同样是政治统一，疆域广大，多民族和谐共处，经济繁荣，而且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大家在地图上可以看到，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很大一部分没有在明朝中央政府的直接管治之下。明朝中央政府能真正管治的，只是我们通常说的中国内地。而民国的情况更复杂，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但东北、西北、西南和华南广大地区，基本上还是各个地方军阀势力半割据，内战不断，后来又遭受长达十余年的外敌入侵。考虑到当年动荡不已的政治现实，民国时期的中国算不上是一个真正统一的国家。
清代的情况就不同了。清代中国领土比今天的中国大得多，陆地面积除了现有的960万平方公里之外，还多出300余万平方公里。这300余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晚清时才被我们的邻国（主要是俄罗斯）强占了。因此，就实际控制的国土疆域而言，清代跟今天是最接近的。
从人口来说，当今的中国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由许多少数民族共同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多民族国家”这个口号就是清代末年第一次提出的，当时叫做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清代最强盛的时候是18世纪，那时中国人口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峰——4.5亿，即后来习惯说的“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在中国历史上，清代的人口数量也相对是与今天最接近的。
曾当过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史景迁，是美国著名的中国史研究专家，他在《追寻现代中国》一书中写道：
“我希望，着力于对现代中国‘追寻’的过程，将会弄清中国的历史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我们洞察它的现状。……在单一的政体中统治十亿公民，这是史无前例的。但是就在十八世纪，中国首次出现沉重的人口压力，从那时开始，可以清晰地看到不断增长的人口对土地、经济和民间社会管理的影响。”
由此可见，18世纪中国就由于人口众多而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挑战，这跟我们改革开放前后的境况，不无相似之处。
“中国从先进到落后的三百年”？
以前我们对清代的看法就是四个字——“落后停滞”，历史教科书里的标准说法为：明清是没落的封建社会末期。所谓“没落”，不仅是停滞，而且是衰落。改革开放后不久，国内学术研究逐步复苏之时，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研究员王宏钧写了一篇有名的文章《中国从先进到落后的三百年》，断言“从万历到乾隆是中国从先进到落后的300年”。这可以代表当年大多数关心国家前途的国人的共识。
宋史界权威学者漆侠（1923~2001年），也对2000年来中国历史的变化作了一个宏观的描述。他说：我国封建时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呈现“两个马鞍形”模式，即秦汉时期达到第一个高峰，魏晋以下低落，隋唐有所恢复和回升，到宋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从而达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峰；元代急遽下降，明代中叶恢复到宋代水平，以后虽有所发展，但在一定程度上显现了迟缓和停滞”。
以上是几十年来我们对清代历史的主流认识。可能很多人没有意识到，我们这种自卑情结，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近代以来西方人对中国历史的看法所左右的。
哲学家黑格尔说过：“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他又说，中国没有进步，只有“纹丝不动的单一性”，所有的“变化”，即战争、杀戮、掠夺、篡位，不过是“重复那终古相同的庄严的毁灭”。这是19世纪时西方思想精英对中国的评判，支配了西方学术界很长的时间。
黑格尔之后，西方此类观点有进一步的发展。例如德国学者赫尔德打了个让人不寒而栗的比方：“（清朝）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描画有象形文字，并且以丝绸包裹起来；它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就如冬眠的动物一般。”
西方对中国的上述观感，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后期，如法国学者艾蒂安·巴拉兹就说：“要批驳黑格尔关于中国处于停滞不变状态的观点很容易。……然而，黑格尔是对的”。法国政治家兼学者阿兰·佩雷菲特（1925~1999年，其代表作之一《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讲述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访华之行）回顾他对中国的访问时说：
“1960年八九月间，我从香港出发，对中国进行了第一次探索。我马上就吃惊地看到，这个社会同马戛尔尼的伙伴们描写的社会十分相似。简直可以说每个中国人的基因里，都带有乾隆帝国时的全部遗传信息。”
1964年初，法国总统戴高乐冲破西方阵营的阻力，宣布中法建交。但同一年他也写道：“在中国，事情当时已到了这种地步：除了极端的行为外其他一切都被排除了。”
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中国史学界才出现了新的声音。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权威费正清（1907~1991年），自1932年起到全面抗战期间，曾在华生活多年，对中国人民艰苦卓绝地抵抗日本的侵略感到很敬佩，他质疑和挑战传统的“中国停滞论”，提出了“冲击—反应”模式。他认为，中国的社会经济在近代并未停滞，相反倒是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这大多是外力作用的结果。
按照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西方是中国近代转型的推动者，是西方规定了中国近代史的全部主题。具体来说，即中英鸦片战争以后，来自西方的政治、经济、社会、宗教及文化等一系列冲击，改变了中国社会的走向，而中国对西方冲击的反应，大体上表现为适应现代化进程的一系列改良和革命。
这种来自西方的“新观念”，再一次“冲击”了国内中国近代史学界的研究取向，进而通过新时期大中学历史教科书的调整修订，影响了年轻一代中国人对近代史的一些关键认识。
谁能判定“大国的兴衰”
到20世纪后期，西方学界出现了对清代中国非常不同的看法。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1926~2010年）在他那本引人瞩目的专著《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1960~2030年》里，综合西方学界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得出了如下结论：17世纪末到19世纪初，清代在接近一个半世纪的统治（就是康、雍、乾三朝）里，经济上表现极为出色。麦迪森的原话是“Extremely well”，不是说一般的好，而是极好。但他接着说：“从19世纪中国经济表现得令人失望。”
严格来说，在他之前很久，史学界就提出了类似的看法，何炳棣先生（1917~2012年）是中国在西方最有影响的华人历史学家，早在1959年便出版了一部名作《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年）》。他认为，“18世纪中国生活水平呈上升之势，1726年中国近1％的人口超过70岁，其中还有活到百岁的老人。18世纪中国农民收入不低于法国，肯定高于普鲁士和日本。”
活过70岁，今天似乎不算什么，北京现在人口的平均寿命是80岁，全国人民平均70岁；全世界平均寿命最长，妇女是在日本，男人是在香港，都是80多岁。但18世纪的时候，全世界都是“人生七十古来稀”，一般人能活过70岁，那真是非常了不起的事了。
对清代中国经济作出更宏观评价的，是耶鲁大学政治系教授保罗·肯尼迪。他在1987年出版的《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一书中，作了如下估计：
18世纪中期中国的工业产值是法国的8倍，英国的17倍，到了鸦片战争前十年，中国的工业产值是英国的3倍，是法国的差不多6倍。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国的工业产值才刚刚赶上中国，而法国只是中国的40％。
另一位颇受争议的学者贡德·弗兰克（1929~2005年）在他的名作《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得出以下结论：
“1820年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地位，远远超过今日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1800年以前，中国在世界市场上具有异乎寻常的巨大的和不断增长的生产能力、技术、生产效率、竞争力和出口能力，这是世界其他地区都望尘莫及的。”
这些论断，与我们以往的历史教科书呈现出来的那个“清朝是一个衰败垂死的没落的朝代，近代西方经济一片蓬勃发展，而中国经济则一片漆黑”的图像，截然不同。
许多其他西方学者也持有类似的看法。20世纪末期，法国经济学家贝洛赫与列维·列波伊尔提出：1800年世界“发达地区的人均收入为198美元，所有 “欠发达”地区的人均收入为188美元；那时候国与国之间的差别很小，但中国人均收入高居世界第一，为 210美元；考虑到当时中国的人口大概占到世界的三分之一，所以整个世界的人均收入都让中国抬高了。
这里我要提醒大家，以上西方学者的研究大都依靠二手材料，其估计和判断并不是很精确和严谨。但他们的研究还是给出了一个重要的提示：我们过去对清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看法，极有可能是错误的，而这也会妨碍我们更客观、更积极地看待40年来改革开放得以成就斐然的历史渊源。
作者为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曾任香港科技大学讲席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兼任哈佛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东京大学、法国国家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与美国国会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等多所名校及学术机构的客座教授（研究员）。有《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等著作若干种。本文由作者日前在北京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发表的演讲记录整理而成，标题为编者所拟，内容经作者审阅。感谢该所所长梁治平先生的支持。
责任编辑：刘万里 SF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