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商郑观应：练得一手“忍”功夫
熊月之
近代中国处于一个全面、深刻而持续的转型时代，国家所处的国际环境、国内环境，社会的生产方式、经济结构，社会流动的横向与纵向渠道，人们的知识来源、知识结构，人们的伦理观念、价值观念，都处于迅速变动之中。面对这样的变局，身处其间的个人，何以自处，何以选择自己的发展路径，何以调适自己的行为方式？为什么有的人能顺时应变，成为时代的弄潮儿，而有的人则抱残守缺、四处碰壁？这是整个时代的重大课题，也是每个人都面临的切身问题。
粤商郑观应（1842-1921）一生都处在大转型时代。这是一个在事功发展路径、治学、修身等方面都相当成功的人，是一个对时代变动有敏锐感悟的人，一个恰当地选择自己的事功发展路径、顺时调适自己行为方式的人，一个既善于读有字之书、也善于读无字之书的人，一个由中华文化孕育出来的大聪明人，一个难得的通人。
发展路径，商儒兼业
郑观应80年生涯中，决定其一生事功的关键时期，是他到上海习商以后的开头24年，即1858-1882年。
幼年时代，父亲郑文瑞给郑观应设计的发展路径，是那个时代年轻人通常都会走的路径，即读书―科举―做官。郑文瑞本是读书人出身，想必也参加过科举考试，但不顺利，然后在家乡设帐授徒。他要郑观应走科举道路，是顺理成章的事。17岁那年，郑观应参加童子试，攀登科举考试的第一级台阶，结果未中。第一次应试未中是很正常的，那个时代，三试、四试未中也都是司空见惯的。但是，郑观应一试未中之后，父亲就不再要求儿子继续应试，而是改弦更张，让他到上海学习经商。
郑文瑞为什么没有坚持要儿子在科举道路上继续走下去？可能是他自己对科举一路不那么有兴趣，可能是他认为郑观应的资质不适合科举考试，可能是他受家乡许多人经商、当买办的影响，觉得经商更有发展前途，也可能几方面兼而有之。郑文瑞本人是一个比较通达的人，他认为子弟正确的发展路径，首选读书，其次经商，但经商不忘读书，所谓“子弟读书非甚颖异，即命之经商，而戒不得废书”。他赞赏古人“学者以治生为急”的观点，不赞成一个人不顾自己天赋资质与生存环境而走科举考试的独木桥。
如果说人生路途中的第一个重大转折，即放弃科举，赴沪习商，主要是出于父亲的主张，那么，到上海以后的路，就主要是郑观应自己走的了。他到上海那年，17岁，按照传统的说法，正是从十五志学向二十弱冠过渡的阶段，是过了少年进入青年的阶段，也是人生观形成阶段。
在上海的头24年中，郑观应的精力主要投放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经商。郑观应在新德洋行习商、宝顺洋行当买办、生祥茶栈做通事、合伙经营公正轮船公司、参与创办太古轮船公司、参股于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造纸公司、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企业，都可以归纳为经商一途。郑观应经商很成功。到1882年，他到底有多少资产，无法确知，但是，从他投资那么多企业，从李鸿章专门为他在赈灾中的重要贡献而奏请将其事迹载入方志，可以想见其资产一定相当可观。
二是读书。内容有三方面：一是英语。在新德洋行习商期间，他曾跟随叔父郑廷江学习英语。在宝顺洋行期间，曾有两年时间，在英华书馆夜校，向傅兰雅学习英语。英华书馆是当时上海最著名的业余英语学校，1865年开办，设在石路（今福建中路），每月学费为5两银子。二是西书。当时的上海是西书荟萃之地，先前墨海书馆所出版的西书还在流通，新的西学知识大量涌入。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京师同文馆新译的西书，传教士出版的《教会新报》（后改《万国公报》），《上海新报》《申报》上刊载的新学知识，以及在买办生涯中可能接触到的西书，都是郑观应留心阅读的内容。三是中国传统文化典籍。郑观应到上海以前，已经研读过许多中国典籍，到上海以后，他研读了一大批儒家、道家、佛家的典籍。
三是著述。重视立言本是儒家传统，郑观应先是编辑《道言精义》《陶斋志果》等书，而后撰写《救时揭要》《易言》等书，直接介入时务问题的讨论。对时务问题的兴趣和讨论，导致他日后名著《盛世危言》的诞生。
四是赈灾与捐纳。1870年代后期，华北地区发生严重旱灾，郑观应带头捐献巨款，并组织赈灾活动。为赈济山西灾荒，他与经元善等人创办筹赈公所， 将办公地点设在自己家中，还遵母遗嘱将积存的1000两白银捐给直隶赈灾。与赈灾相一致，郑观应纳资捐得郎中、道员衔。捐纳让郑观应获得了绅士的身份，在某种意义上弥补了他没有科举功名的缺憾，为他与官绅打交道提供了方便。
郑观应的精力财力投放方式，有其过人之处。众所周知，近代早期上海买办，多为广东人，莫仕扬、郑廷江、曾寄圃、徐荣村、徐润、唐廷植、唐廷枢、唐瑞芝、唐国泰、杨桂轩……一长串的买办名单，构成广东籍的买办群体，用王韬的话，即上海买办 “半皆粤人为之”。郑观应如果单是当买办，经商，并不突出，但他在经商、读书、著述、赈灾四方面齐头并进，综合优势就是别人不可相比的。经商是聚财，赈灾、捐纳是散财，光聚不散，便成守财奴。郑观应恰当地处理好聚财与散财的关系，使其财富在人生意义中发挥了更大的更多方面的效益。读书是蓄才，著述是亮才，光蓄不亮，无以赢得名声与地位。郑观应成功地将求利与求义、蓄才与亮才、求利与求名结合起来，即其所谓“求利中不失其求名之望，求名中可遂其求利之心”。1882年以后，他被李鸿章等洋务大员看中、提拔，先后走到上海机器织布局、上海电报局、轮船招商局等多家洋务企业的领导岗位上；他能与盛宣怀、经元善、谢家福等江浙绅商建立深厚的友谊，建立起对日后发展极为有用的人脉关系，就与他兼通中西的综合实力、亦商亦儒的复合身份有关。
治学路径，中西兼习
“经书烂熟方西学，博古通今事大贤”，这是郑观应《训子》诗中的两句，也可以看作是他夫子自道。郑观应的一生，是不断学习的一生，学习的内容不分中西，中西兼习。
从《易言》、《盛世危言》到《盛世危言后编》中，从《罗浮待鹤山人诗草》中，可以看出他的传统学问的功底相当厚实，不但对四书五经能纯熟地引用，而且时常引用二十四史以及汉唐至明清诸名家的著作。他对于道家著作的研究，对于传统强身医术的熟悉，已经达到了专家的水准。至于西学，前已述及，他相当留心阅读西学书籍，这从《盛世危言》中对西书的广泛征引可以看得很清楚。他与传播西学的李提摩太，与通晓西学的容闳、王韬、何启、胡礼垣、伍廷芳、陈炽等人有广泛交往，在著述中时常引用欧美哲人名言，自称：“涉足孔孟之庭，究心欧美之学。方言略晓，漫诩通才。” “究心”二字，并非自夸，是他认真研究西学的写实。
郑观应对西学的关注，是长期坚持不懈的。民国年间，他与陈省三通信，讨论中国时局，多处引用《密勒氏评论报》所载美国韦罗贝博士关于中国时局的演说内容；晚年在致子弟信中，多处引用美国、英国、德国哲人语录，甚至在《新解老序》这样比较纯粹的学术序言中，他还道及西人最新的关于佛、老之学的研究成果。
西学资源，在郑观应那里，不只是富国强国之学，也是强身之学。他曾经将中外卫生方面的知识，汇编为《中外卫生要旨》一书，认为西人在卫生方面有许多可采之处。
修身路径，儒道兼修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两大资源，两千年来一直在发生重要影响，即儒家与道家，一刚劲有为，一清净无为，一进取，一退避，一入世，一出世。这两大资源，相互补充，对许多人产生过影响。进而为儒，退而近道，是支撑许多传统官绅进退的文化资源，最典型的是苏东坡。值得指出的是，这两种文化资源，在一般士人那里，是在不同时期、不同境遇下交替发生作用的，仕途得意，则奋发进取，仕途失意，则归隐山林，但在郑观应身上，则从青少年时期开始就同时发生影响，直到老年。
郑观应与道家的因缘，在于他自幼体弱多病。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家中，道家在治病强身方面，资源最为丰富。这是郑观应走近道家的最初原因。道家思想本自成体系，治病强身与避世自保、出世成仙源于同理，郑观应在接受其治病强身理念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之中接受了那些避世自保、出世成仙的观念。他在搏击商场、尽职官场、身体强健时，其心灵深处起作用的主要是儒家文化资源，在他商场失意或体弱多病时，道家的文化资源就不知不觉地占了上风，浸润着他的心灵。特别是晚年，他对道教的信仰已进入痴迷状态。
传统时代，儒、释、道三大教中，道教被认为是中下层人信仰的宗教，一般读书人不大会公开宣称自己信仰道教。郑观应则不然，他公开表明自己的信仰。他信道、修道，受到家人指责，友朋引为笑柄，但他不为所动，笑骂由人，自己信仰如故。这说明他对道教确实有不同于凡俗的理解，说明他在信仰方面不人云亦云。
后人论及郑观应对道教的信仰，正面评价少而负面评价多，这不足为奇。从唯物论立场来看，所谓阳神、阴神、金丹、关窍、华池、炉鼎、性命双休、长生不老之类，简直迷信之至，愚不可及！但是，道家思想、道教信仰，在郑观应生命系统中，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其作用也不全是负面的。在为善积德一面，已有学者论及，在德性修养方面，它为郑观应在商场受挫、官场不顺时，提供了安身立命的避风港，使他不至于在挫折、困境中一蹶不振。郑观应一生，自称遇到“七险九难”，在与无能无德的彭汝琮共事问题上，在上海机器织布局经费亏空问题上，在太古洋行因替人担保受累而被拘捕的问题上，在受到上海小报《苏报》恶意毁谤问题上，郑观应都受到意想不到的沉重打击，猝然临之，无力招架，以致身心交瘁， “上司朋友责于外，父兄妻孥怨于内，进退维谷，申诉无门”。但是，他都没有因此倒下。郑观应的性格中，本有耿直、刚烈、不随流俗、嫉恶如仇的一面，依着他的天性，在那些场景下，他会拍案而起，据理抗争，乃至玉碎珠沉，但他没有那样做，而是退避忍让，甚至代人受过，最后都挺了过来。“忍”的功夫，将郑观应性格中的耿直刚烈转化为宏毅坚韧。郑观应晚年将陈白沙、尹和靖、富弻、曾国藩等先哲关于“忍”在人生修炼中的重要性的语录抄示子弟，谆谆告诫他们，要学会“忍”字，称自己一生“命途多舛，惟有忍耐顺受之而已”。
如果将郑观应的人生事功发展路径、治学路径、修身路径作为一整体来考察的话，可以归结为一点，即不走极端，兼顾两头，商儒兼业，中西兼习，儒道兼修。这一特点，在他的生活中，还可以找出许多例证，如上文已经述及的聚财兼顾散财，结交朋友，兼顾故乡（广东人）与他乡（江浙人），为人处世兼顾义利，也兼顾原则与人情。对于后者，有一典型的例证。他对于康有为激进变法的那一套主张不赞成，有原则分歧，曾明确地对康有为作了表示。但是，戊戌政变以后，康有为遭到追捕，其亲属被人接到澳门避难，郑观应“念其救国之心，罹此重祸，甚可扼腕”，特地汇洋100元，供康亲属日用。
郑观应所处的转型时代，是一个旧的秩序逐渐破坏、新的秩序正在建立尚未完全建立的时代，身处这一时代、并且对这一时代的特点有所感悟的人，在事功发展、治学、修身方面，都会用自己的理性来审视一切，从而作出自己的抉择。郑观应是对这一时代的特点有敏锐感悟的人，所以，他一只眼睛看中国，一只眼睛看西方，一只眼睛看历史，一只眼睛看现实，虚心学习，潜心思索。他的一部分知识、一部分原则、一部分价值观念来源于中国文化，另一部分来源于西方，对于事功发展、治学、修身诸方面的大关节处，他都经过自己的理性思考。郑观应以他的大聪明，恰当地处理了这些转型时代的矛盾，成功地书写了属于他自己的历史。对此，郑观应没有总结过，但有过类似的表达。在《盛世危言》中，郑观应写了一段隐然以通才自况的话：
今之公卿大夫，墨守陈编，知古而不知今；游士后生，浪读西书，知今而不知古，二者偏执，交相弊也。夫中国生齿四百兆，其中岂无一、二通才洞悉古今利弊、统筹中外局势、思欲斟酌损益，为国家立富强之基？
这其实可以看作是郑观应对自己行事哲学的自述，即综核古今，融合中西，洞悉利弊，统筹全局，斟酌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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