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王振峰
许多年以后，面对《从卡夫卡到昆德拉》这本书，我不由自主会想起，吴晓东老师在北大的教室里面讲述20世纪小说和小说家的那些下午。之所以戏写下这个模仿之句，是因为我至今难以忘怀这个经典句式那独特的美感所带给我的叙事冲击，把我从对19世纪的执迷不悔中抽离出来，去直面20世纪的缠绕复杂、晦涩难明。
“这是一门20世纪欧美小说导读性的课”，如果没有这门课，我是绝对不会有勇气去翻开罗伯-格里耶的《嫉妒》的，因为从故事情节的角度，“它绝对一无是处”。虽然我没有如福克纳所说，“心怀一片至诚”地去读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也无法认同“乔伊斯取代了上帝”这样的说法，但我切身感觉到了“阅读已成为严肃的甚至痛苦的仪式”，而这份痛苦也促使我重新思考小说的本质和经典的意义。
叶芝曾写道：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世界上到处弥漫着一片混乱，以此来形容20世纪的支离破碎和漂泊无依再恰当不过了。对应到现代小说上，则是形式上前所未有的复杂。因此，吴晓东老师借用小说诗学的视野，通过捕捉和分析“在形式上暴露出瓦解其内部结构的缝隙”，去揭示那些为我们所忽视、为很多小说家所回避的更本质的存在。从用地窖中的穴鸟来刻画卡夫卡的形象，到对普鲁斯特“无意的记忆”的分析，从对福克纳的“伟大的白痴”的经典概括，到对《百年孤独》的神话模式的拆解，切中肯綮的同时，也交给读者一把钥匙，一把旋转开叙事机关的钥匙，也或许是一把打开潘多拉之盒的钥匙——那些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一一跃上舞台。在各种理论的众声喧哗中，这本书却始终是贴着文本分析，这点弥足珍贵；同时，也不乏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互动与观照。正是这样一种对整体的把握，促成了这样一次对于小说的可能性的索解。
在那之后，我读到了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在我好奇都有哪二十六位作家及其作品可以位列伟大与不朽之前，我就被封底语的叙述所迷惑。“以崇高的勇气”“充满刺激力和雄辩力”“激起希望”，这些充满力度的词语对应的却是作者在重建经典之后充满“哀伤的结语”。这两本书对我都颇有启发，两者都带有深刻的个人痕迹，只是在呈现方式上，一个有些愤世嫉俗，一个始终温文尔雅，但是他们对文学本身的代入感却是相同的。两者都提出了自己对经典的理解。吴晓东老师认为现代小说经典存在两个尺度：一个是“最能反映人类生存的普遍境遇和重大精神命题的小说”；一个是“在形式上最具创新性和实验性的小说”。布鲁姆在确立莎士比亚为经典的中心的同时，也提出了“一部文学作品能够赢得经典地位的原创性标志是某种陌生性”，同时，他特意指明这种陌生性却并不依赖于大胆创新带来的冲击力。《西方正典》是要建立起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学的“正统”，侧重分析的同时力求梳理出谱系；《从卡夫卡到昆德拉》则是一个时代的断面，它不是总结，而是开启，开启理解一个迷宫的路径。两本书对于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博尔赫斯的解读，正可以形成一种参差的对照。
“我们都是被《旧约全书》的神话哺育，我们可以说，一首牧歌就是留在我们心中的一幅图景，像是对天堂的回忆。”吴晓东老师引用这句话来表述20世纪文学对他这一代读书人的哺育，今天我也借用这句话来表述十几年后重读这本书心中所充满的感怀——“像是对知识天堂的回忆”。(编辑 李二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