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0：中国由富转贫的分水岭？

　　1820：中国由富转贫的分水岭？

　　李伯重

　　以《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的东方》一书为中国读者所熟知的西方学者贡德·弗兰克曾经说过：

　　1800年以前，中国具有异乎寻常的巨大和不断增长的生产能力、技术、生产效率、竞争力及出口能力，这是全球其他地区都望尘莫及的。由于中国强大的经济力量，特别是工业生产的力量，所以中国的出口也占据世界上领先的地位。

　　换言之，在19世纪以前，或者更准确地说，到1820年为止，中国经济呈现富裕繁荣的景象。而在那之后，这个传统财富大国的衰落和动荡持续了一百多年，直到1979年以来新一轮经济奇迹的爆发。

　　三百年前 “世界工厂”

　　根据贡德·弗兰克的研究，在1800年以前的国际瓷器贸易中，中国垄断了世界市场。大约占全国瓷器输出总量八成多的中低档产品输往亚洲各地，占16%的高档产品输往欧洲，因为欧洲人比较富有，买得起高档货。

　　几年前，我曾邀请一位研究瓷器的德国学者莫克莉到清华大学做讲演，她讲得非常有意思。她说，从17世纪到19世纪初期，一旦中国有内乱或其他特殊变故，欧洲的瓷器制造业马上就发展起来；等中国恢复平静后，欧洲瓷业又很快衰退了，因为欧洲瓷器竞争不过中国的瓷器。换言之，尽管中国的瓷器得绕过半个地球运到欧洲，卖得并不便宜，可正常情况下，欧洲瓷器厂商还是难以挑战强大的中国对手。

　　那丝绸贸易呢？欧洲的法国、意大利，都是有名的丝绸生产国；亚洲也有日本及波斯、孟加拉等国出产丝绸。但中国丝织品在国际上仍然几乎没有对手。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当局在呈递给本国国王的报告中说，从智利到巴拿马，到处都可以看见价廉质优的中国丝绸，其价钱只是本地丝绸厂产品的1/3，敌不过中国丝绸。殖民当局曾经想禁止中国的丝绸进口，但本地消费者不干，最后只好继续放开，因此美洲的丝绸市场亦为中国货垄断。法国也屡次下达中国丝绸入口禁令，试图保护它国内的丝绸产业，可始终未能奏效。

　　即便普通消费品，情况也是如此。比如棉布，印度曾是世界上最大的棉布输出国，18世纪后期为中国所取代。棉布是清代中期中国最主要的出口商品之一，但国产棉花产量不足，于是从印度进口，先运至广东织成布，再卖到英国和美国去。非常有意思的是，那时候中国一边输入棉花，一边输出棉布，已经有点“世界工厂”的味道了。

　　1762年，英国发明家阿克莱特设计出第一架水力纺纱机时，英国全国棉花的消耗数量，只是同期广东省从印度进口棉花的1/6。到了19世纪初期，英国工业革命已进行了半个世纪，但印度棉花分别输出到广东和英国的数量，还差不多相等。严格来说，此时英国棉纺织业的规模仍不及广东，因为广东棉布厂商还能得到一些中国国内的棉花供应。

　　在重工业品方面，中国同样据有重要地位。19世纪初期，广东是整个东亚最大的铁器生产地。北至日本，南至今天的印度尼西亚诸岛，东亚各地都要购买广东铁器，连自认工业技术领先东方人一筹的欧洲殖民者也不例外。

　　从十三行到广交会

　　由于贸易规模变得越来越大，到18世纪中叶，中国的外贸管理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明朝基本沿袭前代制度，曾分设广州、泉州、宁波三大市舶司，管控海外朝贡和贸易事务。到了清代，旧有体制逐渐跟不上形势，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朝廷下令在广州设立公行，即政府指定特许的商人管理外贸。此后近百年间，实行广州“一口通商”，直至鸦片战争爆发。

　　后世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对“公行制度”批评很厉害，可比起过去的市舶司，那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从专业化的角度来说，“公行制度”之下，外贸由一批有经验的商人（通称广州十三行，又称行商）主持，可以适应更大规模贸易活动的需求，故还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到了19世纪，积极进行全球扩张的西方人鼓吹“自由贸易”，说公行是在搞“垄断”，他们发动鸦片战争，强迫清朝取消了这个制度。

　　但“公行制度”的影子，直到20世纪后半期还隐约可见。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只有政府指定的厂商，才能跟同样得到特定许可的外国商家，一起在“广交会”（全称为“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自1957年起每年春秋两季在广州举行）上进行贸易，一切完全在中国官方管制之下。因此有外国学者戏称，“广交会”就是两百年前清代“公行制度”的再版。

　　清代对外贸易规模之大，由从事外贸的公行行商坐拥的惊人财富也可见一斑。

　　广州十三行中，同文行及同孚行的潘家，与怡和行的伍家，都是公认的头面人物。我们不妨做个比较：19世纪初期西方最富有的人，一般认为是著名的英国犹太金融家内森·罗斯柴尔德（1836 年去世），1828年时其财产价值530万美元。而差不多同时代的怡和行行主伍秉鉴的财产，1834年（清道光十四年）时估计达2600万银元，折合约5600万美元，足足是前者的十倍以上。

　　据说伍秉鉴晚年时，忍受不了官府的苛索，三番两次想要退休，都得不到朝廷许可。1826年，他提出以90万元（或90万两银子）的代价，将在官府注册的怡和行，改由其儿子接手，但清廷仍然坚持要求他本人担保所有行商的经营责任。甚至还有说法称，他愿意把名下十分之八的财产（约2000万银元）捐给政府，以换取政府允许他结束怡和行，以便安享余下的十分之二财产（约600万银元）。

　　最后，伍秉鉴写信给美国的友人，说如果不是年纪太老了，他真想移民到美国。

　　四海之内 皆为利来

　　明代中国贸易来往最密切的，是东亚的日本、朝鲜及东南亚各地，然后是新近来自西洋的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总的来说，最大的贸易伙伴是日本。到了清代，中日、中朝贸易如故，而与东南亚之间的贸易量远远超过了明代，一个主要原因是大量中国人移居到了东南亚。当时一些来自东南亚的朝贡和贸易使团，实际上主要由华人组成。

　　更重要的是，英国、法国及稍后的美国等西方新兴强国，相继到达东亚和东南亚，经过工业革命洗礼的这些国家，经济实力比早期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强得多了。同时，中国北方内陆边贸也有重大的变化，持续向亚洲东扩的俄罗斯，成为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

　　在明代，中国和朝鲜之间通常还是官方主导的“朝贡贸易”。按照明廷规定，朝鲜贡使三年来北京一次，顺带做生意。清承明制，而朝鲜贡使几乎每年来一次，使团规模也越来越大。朝鲜贡使每年在中国采买的绸缎，价值达白银七八万两，有时多至十万两。官方贸易之外，还有民间贸易，如河北所产棉布，朝鲜就是重要的顾客。中朝过去一千多年文化交流很多，政治关系也相当密切，但经济上真正频繁往来却是在清代。

　　前面说过，明朝时期日本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到了清代，尽管统治日本的德川幕府，一度实行长达二百余年的锁国政策（1633~1854年），但依然特许日商在长崎与中国人及荷兰人做生意。康熙二十九年（1683年）清廷统一台湾以后，下令开放海禁。很快，日本因大量购买中国货，又没有什么值钱的产品卖给中国，出现大幅贸易逆差。日本只好用黄金和白银（该国盛产白银）支付，导致国内黄金、白银大量流出。德川幕府对此深感忧虑，一限再限。

　　中国输往日本的多为生丝、瓷器等制成品，而日本出口到中国的，虽有一部分是制成品（如刀剑等）以及海产品，但最重要的是铜。日本是亚洲最大产铜国之一，中国正好缺铜，中日贸易因互补而变得越来越红火。1688年，长崎设立了“唐人坊”，成为日本最繁忙的对外贸易区，那里的进出口生意，基本上控制在中国商人手里。直到一百八十年后的明治维新时期，情况才发生改变。

　　明清之间，中国与北边邻邦的贸易情况大不相同。明朝跟蒙古彼此始终怀有敌意和戒心，仅有一些政府控制下的边境贸易（即“互市”），规模不大。到了清代，蒙古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商业流通变得十分频繁。中国和俄罗斯的贸易也在迅速增长，中国商人向俄罗斯输出陶瓷、丝绸、茶叶等制成品，输入商品以皮毛和人参为大宗。起初，清朝统治者并不视俄罗斯人为欧洲人，仍把他们当成类似蒙古人那样的北方草原民族，照例给予一些贸易上的优惠。

　　“马”失前蹄 “牛”气冲天

　　中俄边境的恰克图贸易逐渐兴盛，起初年贸易额不过一万卢布，后来增长到一百万卢布，到19世纪初更激增至一千万卢布。恰克图买卖城中有众多商号，几乎都是山西商人经营。他们不光从事中俄边贸，生意还遍布俄罗斯，远至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并从俄罗斯向中国进口货物。

　　当年山西的“羌货庄”就专卖俄罗斯货，普通中国老百姓不知道俄罗斯人是何方神圣，觉得跟自古以来游移西北的羌人差不多，便把俄国商品称为“羌货”。

　　这里要提一下对蒙贸易最著名的商号大盛魁。鼎盛时期，它有员工六七千人，商队骆驼近二万头，活动地区覆盖今蒙古国大部分地区，以及内蒙各盟旗和新疆的乌鲁木齐、库车、伊犁，还有俄国的西伯利亚和莫斯科等地。大盛魁资本有多雄厚？当时有人说，它可以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铺一条从库伦（今乌兰巴托）到北京的道路。

　　在清代，中国与日本、朝鲜、俄罗斯等国的贸易扩展得很快，但增长最显著的，还是与西方人的海上贸易。

　　18世纪中叶以前，跟中国做生意的西方国家很多，但没有哪国商人能占绝对优势。1736年，有十来艘欧洲商船抵达广州，其中英国五艘、法国三艘、荷兰两艘，瑞典、丹麦各一艘，最多的英国也没能占到一半以上。而到了18世纪后期，中英贸易迅速增加，很快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如1775年抵达广州的欧洲商船38艘，英国商船差不多占了2/3。

　　英国为什么能在对华贸易中后来居上呢？原因大家都知道，自18世纪六十年代起，英国率先发生了工业革命，一跃成为西方最先进和最强大的国家。18世纪初期，中英每年贸易额不过白银50万两左右，到了18世纪末，激增到1000万两以上，占了同期广州外贸总量近八成。进入19世纪，英国顺理成章坐上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交椅。

　　1793年，英国马嘎尔尼爵士率领一个500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到访中国，他带着英王乔治三世的国书，迫切希望中英两国正式建交，清廷向英商开放更多港口。但在乾隆皇帝眼中，英吉利不过是个僻处海外一角的蛮夷之国，怎么可能与堂堂天朝上国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

　　马嘎尔尼设法贿赂乾隆帝的宠臣和珅，说他们是特来祝贺乾隆皇帝八十大寿的，并在双方争议最激烈的是否行“三跪九叩”礼问题上作出让步，老皇帝才终于点了头。但他没在北京紫禁城接见英使，而是让他们到承德热河行宫去。

　　那次马嘎尔尼一行究竟有没有对乾隆皇帝行下跪大礼，事后双方各执一词，真相至今成谜，反正马嘎尔尼回去时是一肚子气。乾隆皇帝让他转交给乔治三世的那封回信，口气也非常傲慢：

　　“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不假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巾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须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有用资，并沾余润。”

　　成败皆因“全球化”？

　　年事已高的乾隆皇帝说话这么“牛”，是不是完全出于无知？最近西方出了一本书，描述马嘎尔尼使团访华的细节。书中提到，使团从广州北上，先到宁波，之后坐船沿大运河进北京，途中的每一天清廷都派人监视他们，设法了解使团里都有什么人？想来干什么？清廷还把使团携带的科学仪器，跟之前来华传教士进呈的同类仪器作比较，结论是两者功用差不多，无非是新一点而已。

　　更重要的是，当年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确实处于非常强势的地位，乾隆皇帝当然能“牛”得起来：你来做贸易，不是我求你，而是你求我。

　　英国隆重其事地派马嘎尔尼使团访华，不仅因为它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更因为这种贸易关系对英国比对中国更加重要。英国大量进口中国茶，单是茶叶进口税一项，每年就达到100万英镑左右，后来降低茶税，此项收入仍占英国年度财政收入的10%。可除了钟表之外，中国人似乎对其他英国货都不是很感兴趣。

　　中国的有钱人觉得，英国自己最得意的出口商品毛呢，穿在身上感觉远不如丝绸那么舒服，何必花钱买难受呢？在中英贸易里，中国输入的最大宗货物是印度棉花，但印度棉花产量有限，英国国内纺织企业也有不少需求，无法进一步增加对华出口。

　　那怎么办呢？英国只好跟其他国家一样，使用硬通货白银来填补巨额贸易逆差。为什么必须用白银？因为中国的货币是白银，中国在世界市场上地位如日中天，国际贸易往来只收白银——比如最近几十年来美国经济世界最强，美元自然就成为国际市场上的头号硬通货。

　　关于明清时期白银流入中国的总量，历来学界有不同看法。贡德·弗兰克近期的研究表明，在17、18两个世纪，有48000吨白银从欧洲和日本流入中国，再加上中国自产和从东南亚、中亚输入的白银约10000吨，进入中国的白银一共高达60000吨，占同期世界白银产量的一半。

　　全世界白银硬通货，有一半都跑到中国来，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中国是当年国际贸易中名副其实的龙头老大。

　　综上所述，19世纪初期以前，或者说直到1820年左右为止，中国经济在广泛而活跃的对外贸易支持下，呈现了持续数百年的繁荣（当然其间也有震荡起伏，甚至导致王朝更替）。而19世纪中期以后，尤其是鸦片战争以来接二连三的内忧外患，中国的对外贸易乃至整个国际关系，一步步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中国经济也几乎同步衰落。

　　最明显的标志是，大体上自1820年以后，中国商品出口总量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不断下降。到了1913年，中国出口所占世界市场份额只剩下1.7%，1952年降至1.6%，1979年更跌到只有区区1%。1973年，中国人口总量占全世界23%左右，贸易总量却只有全世界的1%！

　　对于一个在17、18世纪的“盛世”，几乎占据全球贸易半壁江山的老牌经济大国来说，此真乃匪夷所思之事。

　　作者为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曾任香港科技大学讲席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兼任哈佛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东京大学、法国国家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与美国国会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等多所名校及学术机构的客座教授（研究员）。有《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等著作若干种。近著《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2017年1月三联书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