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企业家的消极态度削弱了英国在技术和产业领域的领先优势。
19世纪末，英国尽管在本土建立了良好的制度，却没有在国际社会建立包容性制度。在帝国体系内，英国的制度无法将殖民地的臣民吸纳为公民，致使殖民地离心力不断增长，英国体系内的市场逐渐坍塌。在世界政治中，英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缺乏国际制度建设，难以约束新兴大国，并将其吸纳为战略伙伴。如上制度缺陷导致英国难以维系其海外市场，进而影响了英国企业家利用大市场创新的意愿。
对新兴技术态度消极的英国企业家
尽管英国工程师率先发明了许多新兴技术，但英国的企业家却不愿将这些新技术和工艺应用到生产中。无论在新兴产业还是夕阳产业，英国企业家对待新技术的态度都比较消极。
早在19世纪70年代末，英国人就发明了托马斯-吉尔克里斯特炼钢法。这种技术在19世纪80年代末迅速在欧洲大陆被广泛采用。然而直到20世纪30年代，英国企业家才用它替代了传统的炼钢技术。
这一现象不仅出现在钢铁这样的新兴产业，同样也出现在其传统优势产业。即便一些新兴技术源自英国，但是英国的企业家却态度消极。英国企业家的消极态度削弱了英国在技术和产业领域的领先优势，迫使英国将制造业霸权让位给了新兴大国。为什么19世纪末的英国企业家缺乏技术革新的意愿？
缺乏包容性的制度与殖民地市场的萎缩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前夕，英国通过不断开拓殖民地市场为其技术发展与产业升级提供了巨大的国际空间，也为英国的企业家提供了重要的市场激励。
但是，英国却难以将殖民地的民众纳入其制度体系，而是把在美洲、印度以及其他殖民地的居民视为臣民而不是国民，由此种下了分裂的种子。在19世纪初，当时英国的政治家威廉•皮特曾建议扩大英国国会，吸收殖民地代表，但是支持者寥寥。英国的制度不够包容，尤其不能吸纳殖民地的臣民为大英帝国的公民，在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产生了巨大的离心力，使得庞大的帝国市场难以为继。
美洲殖民地对英国进行反抗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既然北美民众在英国的下院中没有代表，英国就没有向他们征取任何税收的权力，即“无代表，不纳税”。由此，英国殖民地的反抗与独立纷至沓来。1776年美国独立，1947年印度宣布独立，此后马来西亚、加纳等殖民地的独立接踵而至。可见，缺乏包容性的制度极大地削弱了大英帝国掌控帝国市场的能力。
国际制度的缺失与海外市场的萎缩
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教授戴维•莱克指出，英国和美国霸权的一个显著差异就是，美国建立了国际制度来维系庞大的市场，而19世纪的英国缺乏正式的制度与规则来约束国际经济交换。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进一步指出，美国为了让世界各国服从其领导的世界秩序，其制度设计是“战略性克制”的。二战后美国建立的国际制度，限制了权力的滥用，把美国的行为锁定在可预测的轨道上，从而具有报酬递增的特征。例如，在建立关贸总协定的时候，为了保护其国内农业利益免遭欧洲等国家农业损害，美国设计了特殊例外条款。但是，当美国农业变得具有国际竞争力，需要扩展海外市场的时候，欧洲等国成功利用这项制度保护了自己的农业，抵制了美国农产品。
相比之下，19世纪英国主导的国际市场既没有制度建设，更谈不上包容新兴国家的利益，这使得当时各国的经济竞争具有以邻为壑的特征。在国际经济萧条的时期，各国纷纷提高关税，英国的产品难以进入欧洲与北美的市场。
在1873年到1896年间，出现了一轮世界经济萧条。在这一时期，英国的物价下跌了22%,美国物价下跌了32%，其他国家物价的下跌则更为显著。而临经济萧条的压力，各国保护主义压力增大。
法国在19世纪80年代以及1892年两次上调关税。
瑞典在1892年加强了工业保护。
意大利在1878年征收了适度的关税，又在1887年大幅上调关税。
俄罗斯在1877年，1885年与1891年大幅上调了工业关税。
奥地利、匈牙利和西班牙也分别在19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转向贸易保护。
巴尔干半岛国家则进一步转向了更高程度的贸易保护。
1890年，美国的进口关税税率高达29. 6%，德国达到8.8%，而英国仅为4.8%。
这些保护性的贸易政策阻止了来自英国钢铁业的竞争，保护了美国、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市场，使这些国家的本土制造业迅速成长。
海外市场的萎缩与创新乏力的英国企业家
在帝国体系内，英国的制度难以将殖民地的臣民吸纳为公民；在世界政治中，英国又缺乏国际制度来约束新兴大国，也难以将其吸纳为战略伙伴。因此，当欧洲与北美的贸易保护以及殖民地相继独立，英国的海外市场逐步萎缩，其发展模式变得难以为继。需求方的限制严重削弱了英国企业家的市场激励，从而削弱了英国企业家进行技术革新的意愿，同样的市场激励还影响了英国的金融家。
首先，英国企业家不愿意在生产中采用新技术。19世纪末出现了几个引领未来技术潮流的新兴产业:电气工程、化工以及汽车制造，但是英国企业家却没有意愿投资于这些新兴产业，而是停留在传统行业中。
需求增长乏力使英国企业家不愿舍弃现有的机器设备。由于英国工厂现有的生产效率足以供给有限的海外市场需求，英国的企业家无须采用新兴技术来提高企业的绩效。他们依然停留在传统的产业，如工业引擎、橡胶、煤炭、造船、肥皂、纺织品等。
在一战爆发前夕，纺织品、钢铁与煤炭制品占据了英国出口总收入的三分之二。然而，这些出口导向型产业的技术却仍停留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的水平，这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经济最大的弱点。
其次，英国企业家不愿意扩大公司规模和资本密集度。19世纪末，大型企业开始出现。这些企业利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迅速占领国际与国内市场。
而英国的大企业则非常少见，小型的家庭企业仍是英国最主要的企业形式。
与企业家类似，英国的金融家也倾向于将资金投向海外而不是国内。
英国的对外投资从19世纪50年代与60年代开始增长，到1870年至1914年间，每年的净投资额能达到该时期英国年储蓄的30%。巨大的资本输出是英国工业衰退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由于英国的海外市场逐渐萎缩，英国的投资者认识到国内工业的资金需求与投资回报率正在减少，而新兴市场的投资回报率则相对较高，理性的金融家选择了投资海外。
而对逐渐萎缩的海外市场规模，英国企业家不愿投资新兴技术，金融家也不愿为国内制造业提供资金。这样的转变削弱了英国技术变迁的动力，也削弱了英国作为世界政治经济霸权的经济基础。
英国技术能力与产业竞争力的下降
由于缺乏制度化的支撑，英国难以维系其庞大的海外市场，致使英国企业家投资和采用新技术的意愿降低，这影响了英国的技术水平和产业竞争力。
1.英国技术能力的衰退
由于国内企业家没有意愿来投资、采用新兴技术，英国在研发方面的投资水平要明显低于德国与美国。在美国，更大的国内市场规模带动了19世纪末快速的工业发展，因为投资新技术的高额成本，可以迅速被数量庞大的消费群体分担。相比之下，逐渐缩小的海外市场以及狭小的国内市场，使英国不愿承担制造业部门的高额研发费用。与美国的通用、柯达和贝尔以及德国的拜耳公司相比，英国缺乏足够的研究型实验室。
2.英国产业竞争力的下降
在资本积累以及资金规模方面，美国与德国的企业都远远超过了英国。与此同时，英国不仅在新兴产业落后于美国和德国，其传统优势产业也开始失去竞争力。
在传统产业，美国与德国企业家通过扩大公司规模以及提高资本密集度，迅速抢占了由英国长期主导的海外市场。同时，新兴产业的崛起使英国传统产业更难以在全球市场中继续竞争。海外市场份额的萎缩改变了英国企业家而临的市场激励，进而造成了英国企业家对新兴技术所持的消极态度。这一转变长远地削弱了英国的技术能力和产业竞争力，为英国世界政治经济霸权的终结拉下了帷幕。
从英国技术衰落看中国的创新
19世纪末英国技术衰落的案例为当前中国的技术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与借鉴。
首先，庞大的国内市场是大国抵御海外市场波动的重要根基，为大国参与到全球化时代的经济竞争提供了回旋余地。尽管英国的崛起依赖海外市场，但与国内市场相比，在国际竞争加剧的时期，海外市场显得更为不稳定。此时，庞大国内市场的优势就逐步显现，因为通过开发国内市场可以化解全球市场波动的风险，也可以将庞大的国内市场作为对外经济战略的重要筹码
其次，包容性制度为市场开发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支撑，而吸纳新兴群体的能力是包容性制度的重要方面。在帝国体系内，英国的制度难以将殖民地的臣民吸纳为公民，造成殖民地离心力不断增长，大英帝国体系内的市场逐渐坍塌。因此，包容性制度不仅需要建立明晰的产权、良好的法治等，还需要具有吸纳新兴群体的能力。
在15世纪和16世纪，葡萄牙对异教徒的迫害导致这些群体大量逃离，随之带走的是财富、经商技能与生意关系。这些新兴群体的离开削弱了国内市场的发展动力，促使国家的经济走上衰退。到了1700年，葡萄牙已经从原来的海上强国变成了欧洲的一个落后国家。相比之下，美国的制度通过持续吸纳新兴群体，激发了市场源源不断的创新能力。许多美国企业之所以能够引领全球科技的前沿，离不开包容性制度的支持。
再次，建立包容性的国际制度对海外市场开发也非常重要，而关键在于保持“战略性克制”。本文展示了，大英帝国难以建立包容性的国际制度来维系庞大的海外市场，是促使其在19世纪末陷入衰退的重要原因。当北美与欧洲市场纷纷关闭、殖民地相继独立，而对急剧缩小的海外市场，英国企业家失去了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的动力，英国经济也由此走向衰退。
同时，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也证明了建立包容性国际制度的重要性。二战后，欧洲通过高度的制度化形成了统一的市场，而亚洲的一体化进程则因为缺乏制度保障而显得困难重重。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当美国向日本关闭国内市场时，日本企业难以寻找制度化的区域市场作为替代。相比之下，德、法通过制度化的方式有效融合了欧洲市场，使其能够在而对美国的压力时利用欧洲市场化解困境。
此外，这样的制度建设还需要对自身进行“战略性克制”。美国建设全球经济秩序与欧洲统一市场的过程都表明，权力被分享让权力更强大，而权力受制度约束也会让权力更持久。（作者：黄琪轩，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蒋佶颖，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生；编辑：吴亚博）
欢迎关注思客微信（sikexh），随时查看我们的最新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