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姐， 最后的自梳女
李刚
[唐景锋出生于香港，在利物浦大学接受医护训练，后在欧洲、美洲及亚洲游历工作。2003年起成为全职摄影师，同年凭借印度残障儿童专题相片夺得路易斯·巴尔图埃纳国际人道主义摄影奖。他于2006年取得伦敦传播学院纪实摄影硕士，并开始由其华裔及家族背景取得灵感，创作个人作品。]
87岁的颜姐，十年前从服务了37年的唐家搬出，因为不习惯与其他自梳女老人一起住姑婆屋，她一个人搬进香港地区政府提供的公屋，生活至今。颜姐是如今香港十几位自梳女中的一个。
对于这些靠在香港做佣人生活的自梳女，很多香港中年人都有难忘的回忆。她们没有自己的小家庭，把爱都给了雇主家的小孩，与雇主家庭关系亲密。随着她们老去，自梳女的时代也成为了遥远的往事。
作为中山穷人家的长女，颜姐不愿意在父母安排下盲婚，遂在20岁左右时束发自梳，随后到香港做家庭佣人。摄影师唐景锋1977年出生时，颜姐已经在他的家庭里服务了七年。儿时，他和两个姐姐不止一次因为妈妈对颜姐的严厉态度而生气。他这一辈，已经把颜姐“当作第三位祖母”。
唐景锋少年时即到英国求学，后来组建了自己的家庭，待大女儿出生，他愈加发现自己对自身文化的无知，他之后的作品都围绕着自己的华裔身份和家族背景展开。家族的经历、祖辈的记忆、故乡唐家湾的过去与现实，在他的作品中一一呈现。
《颜姐——唐景锋个展》源自他对视为家人的颜姐的个人历史的好奇与持续追问。在喜玛拉雅美术馆幽暗的展厅里，与颜姐相关的影像与装置作品，共同讲述了这位独立女性平凡却足以自豪的一生。
87岁的颜姐在并不太老的时候，只有七幅自己的照片。展厅里与白色空格并置的这些证件照，似乎是对颜姐平淡一生的忠实呈现。但是，接下来要怎样讲述她的故事呢？
唐景锋只能从母亲的相册里寻找颜姐的影像。那些照片里，颜姐永远不是主角，她只是出现在边缘角落，若隐若现。唐景锋去颜姐家里，拍下她仅有的日常用品的照片，再用这些照片挡住老照片里作为主角的唐家人，从而把角落里的颜姐凸显出来。
清朝年间，因为丝绸贸易的兴盛，广东顺德等地的部分女性得以通过工作实现经济独立，她们扎起长辫，象征着具有了独立自主的能力，也往往可以决定自己的婚嫁事宜，成为最早的自梳女。后来，自梳女成为一个独立女性的群体，她们穿浅色短上衣，褐色长裤，立誓终身不嫁，对父母不再有责任，自给自足。
民国时期，丝绸贸易衰落，很多自梳女失去了传统的工作，就前往东南亚地区，当保姆和家佣谋生。尽管立誓自梳，但原生家庭亲情仍是颜姐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上世纪50年代，家乡饥荒，米和布等物资又无法入关，颜姐便从雇主家和餐厅里收集饭焦（锅巴），包裹在宽大的布袋中，定期带回家乡，家人用饭焦果腹，用布袋子制作衣服，得以活下来。
展览上，唐景锋把饭焦用拓印的方式来表现，对于不识字的颜姐来说，这样的形式最容易理解。家乡贫困，颜姐承担外甥和侄女们的学费，还帮助兄弟、阿姨和外甥建造了房屋，后来还出钱给外甥做生意。如今，生意最成功的一个外甥，已经是资产几千万的老板。他的照片也出现在展览中，颇有成功人士的气质。展厅中央，一个个纸箱里装着成打的衣架，都是颜姐外甥工厂的产品。当年颜姐出了一万元给外甥办厂，展览中那些价值一万元的衣架，是对往事的朴素回应。
发达了的家人想接颜姐回老家养老，但她不喜欢麻烦别人，还是决定留在政府提供的公屋里生活。“外甥会给她钱。”唐景锋笑着说，加上政府的救助金和唐家给的退休金，颜姐颇有些积蓄，但她依旧简朴，年轻人很难想象。最近唐景锋偶然问起她最新的一件衣服，她回答说，“你爷爷去世时买的。”“那可是四十多年前了。”唐景锋唯有惊叹。
“我去看望她时送的礼物，她永远都是要拿回商店退掉，再把钱还给我。什么也不要。”对于颜姐的执拗，唐景锋也没有办法。自立自强，不麻烦他人，这就是自梳女的气节吧。
“你觉得颜姐是女性主义者吗？”面对第一财经专访时的问题，唐景锋笑着说：“这么称呼不太合适。她只是一位独立的女性。”
展览在香港举办时，颜姐也到现场观看，她搞不懂当代艺术，只是指着一些老照片念念有词：“这是我弟弟，这是……”
“勤劳、无私、独立的麦颜玉，可以说正是最后一代自梳女的代表。”展览前言中如此评价颜姐。2011年起，唐景锋开始探究自梳女这一正在逝去的群体和社会现象，对他来说，颜姐的故事是了解历代自梳女的起点，他想为这些并未得到主流关注和颂扬的女性发声，让她们不被历史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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