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义术
羽戈
袁媛 《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之于历史，大约虚实参半。对我这样有考据癖的三国迷而言，正好一面追剧，一面温故三国史。剧中有一游侠，名叫汲布，三国并无此人，其名似取自汉初游侠季布。他虽是配角，却非无关紧要的宋兵甲之流，而与曹操、曹丕、司马懿、张春华等主角，皆有故事。其中一个，便是仁义木。
曹丕与汲布先后放走了徐庶，命运被迫纠结在一起。在曹操的威逼之下，曹丕立下军令状，三天之内，必抓汲布，否则军法从事。此时汲布正藏在司马懿府中。于是曹丕遵司马懿之计，在东市中心立仁义木，打出仁义的旗帜，召唤汲布投案自首，同时为汲布辩护，以身家性命起誓，保全此等仁义之士，假如汲布被杀，他将血溅仁义木，与其一同赴死。这番表态，赢得了民众的掌声、呼声与荀彧等老臣的欢心，由此构成了曹丕的底牌，与曹操博弈，后者最终只割去汲布一缕头发，以发代命。
这个故事，纯属虚构。倘从历史寻觅蓝本，则与商鞅变法立木取信（《史记·商君列传》云：“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己，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有一定相似之处。不过商鞅立木，针对的是百姓；曹丕立木，针对的则是曹操，所谓百姓，以及民意、舆论等，只是对抗曹操的工具。
至于仁义，在曹操、曹丕这两大主角与权力者手中，更像是手段而非目的。倘若曹操的仁义名副其实，他则当放走徐庶而不必派曹丕追杀；曹丕仿佛表现了足够的仁义，然而由于仁义木所蕴藏的权谋气质，使他的仁义接近于一场悲怆的表演，以此收揽人心，制造道德与政治压力，向曹操公开叫板，无论曹操是否赦免汲布，他都将是最大赢家。在此，仁义木的实质，需要在木字头上加一点，即“仁义术”。
以仁义为权术，三集过后，还有一节故事。不像仁义木，这则不是向壁虚造，在《三国演义》书中，正有渊源：
（曹）操欲试曹丕、曹植之才干。一日，令各出邺城门；却密使人分付门吏，令勿放出。曹丕先至，门吏阻之，丕只得退回。植闻之，问于（杨）修。修曰：“君奉王命而出，如有阻当者，竟斩之可也。”植然其言。及至门，门吏阻住。植叱曰：“吾奉王命，谁敢阻当！”立斩之。于是曹操以植为能。后有人告操曰：“此乃杨修之所教也。”操大怒，因此亦不喜植。
如果认为《三国演义》系小说家言，可读陈寿《三国志》，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引郭颁《魏晋世语》云：“太祖（曹操）遣太子（曹丕）及植各出邺城一门，密敕门不得出，以观其所为。太子至门，不得出而还。脩（杨修）先戒植：‘若门不出侯，侯受王命，可斩守者。’植从之。故脩遂以交构赐死。”不过郭颁此书，史料价值不高，裴松之斥之为“蹇乏全无宫商，最为鄙劣”。所以这个故事，只能姑妄言之，姑妄听之。
《魏晋世语》《三国演义》奠定了故事的来龙去脉，电视剧增加的只是细节：曹洪征讨吴国，曹操令曹丕、曹植分别携丞相令旗犒师相送，倘若辰时令旗不到，将以延误军机之罪严惩不怠……最关键的一处，则在司马懿的作用，他向曹丕献计：不违臣礼，不背子道，不争输赢，只问对错。故而曹丕宁当输家，而不愿杀死阻拦他出城的城门吏。他所举的旗号，依旧是仁义。
曹操本想给两个儿子出一道难题，考验他们的应变能力，到头来，难题却摆在他面前：曹丕为了仁义而延误军机，曹植为了军机而滥杀无辜，到底哪个更适合继承他的大业呢？无论《魏晋世语》《三国演义》，还是电视剧，都显示曹操选择了曹丕，不过原因不同：书中归罪于杨修，他的插手，适得其反，连带曹植不为曹操所喜，反使曹丕成为赢家；剧中，胜负手竟是阻拦曹丕的城门吏，他感于曹丕的仁义，慷慨请死，求曹操赦免因延误军机而身陷囹圄的曹丕，这令曹操无比动容，为其解缚覆衣，并赐生绢十匹，结局是，曹植随父出征，曹丕留守许都——司马懿说，君王出征，世子守都，古有成例——距离世子更近一步，他再次赢在了仁义。
看起来，电视剧的叙事更合乎逻辑。只是曹操其人，被视为雄猜之主，动之以仁义，未必有效。以曹操的胸襟和抱负，加之所置身的时代，他选择接班人，看重经邦纬国的才能必甚于仁义孝悌的德行，仁义也许能治天下，却不能打天下，那样的乱世，急需英雄，而非圣人。反观历史，曹丕与曹植相比，最大胜场，便是经世之才，所以才会被曹操选中。
电视剧这么拍，却也不是今人的一厢情愿。以仁义夺嫡，史有明证。道光皇帝曾面临与曹操一般的困境，诸皇子之中，四子奕詝贤良，六子奕訢聪慧，如何取舍，委实难断。有一天，他命诸皇子校猎南苑。奕詝行前，向师傅杜受田问计，杜受田道：“阿哥至围场中，但坐观他人骑射，万勿发一枪一矢；并当约束从人，不得捕一生物。复命时上若问及，但对以时方春和，鸟兽孕育，不忍伤生命以干天和；且不欲以弓马一日之长，与诸弟竞争也。阿哥第以此对，必能上契圣心。”围猎之时，奕訢猎物最多，奕詝一无所获，被问何故，便搬出杜受田那番话，道光大喜道：“是真有君人之度矣！”
还有一次。道光重病，召两位皇子入对，二人请教师傅。奕訢的老师卓秉恬说：“上如有所垂询，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杜受田则教奕詝：“阿哥如条陈时政，智识万不敌六爷，惟有一策，皇上若自言老病，将不久于此位，阿哥惟伏地流涕，以表孺慕之诚而已。”结果正如其所言，道光大悦，谓皇四子仁孝，储位遂定。
这两个故事，一个以仁动人，一个以孝动人，都被搬进了电视剧（关于后者，可见第十二集，曹操出征，群臣相送，曹植赋诗《白马篇》为父亲壮行，曹丕则扮孝子，恋恋不舍，痛哭流涕）。我的用意，却不在考证，而是借此追索仁义及仁政的本质。皇权社会，仁代表了最高价值观，仁政的地位至高无上，然而如你所见，在争夺皇权的征程之上，仁义所扮演的角色一目了然，它是包装，是招牌，是武器，是权术，这才是它的真实面目。切记，封建王朝，没有什么能高于权力，无论仁与不仁，义与不义，都是通往最高权力的垫脚石与遮羞布而已。
责任编辑：李坚 SF1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