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香港学者的“跨境”人生
林泉忠
编者按
“铁塔凌云 望不见欢欣人面 / 富士耸峙 听不见游人欢笑 / 自由神像在远方迷雾 / 山长水远未入其怀抱 / 檀岛滩岸点点粼光 / 岂能及渔灯在彼邦
俯首低问 何时何方何模样 / 回音轻传 此时此处此模样 / 何须多见复多求 / 且唱一曲归途上”
这首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响遍香港大街小巷的粤语老歌《铁塔凌云》，原唱者是“香港歌神”许冠杰。流行歌曲虽难登大雅之堂，却往往能真切折射时代心声。“九七回归”前那些人心浮动的岁月里，很多对前途忧心忡忡的香港人，听到它流露着淡淡忧伤的旋律与歌词时，常常会百感交集，欲语还休。
如今，20年光阴转眼过去，香港这个“游子”的回归之路走到何处了？从法理意义上说，20年前7月1日的那个凌晨，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新翼五楼大会堂内冉冉升起的那一刻，香港已经正式“回家”了。但本是同一个大家庭中的至亲，遭到动荡的近现代历史人为割断、天各一方达一个半世纪之久后，要重新亲密无间、不分彼此地融合在一起，又谈何容易呢？
可我们也乐观地相信，不管你是“何时何方何模样”，我们也须“多见复多求”。无论游子漂荡多久，都要回到温暖安稳的家乡。
且唱一曲归途上。
我曾经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内地少年，如今却过着名副其实的“跨境”学者的生活，这种状态最先最重要的起点，就是香港。
开埠100多年来，香港一直都是个移民社会。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新一代香港移民，在移居以及融入本地生活过程中，我以及我的家庭所体验的种种甘苦，算得上是当代香港社会的一点小小缩影吧。
转眼之间，香港回归已经20年了。在这么一个特殊的时刻，我很乐意跟大家分享一下，围绕这一方积淀了过于沉重的历史、汇聚了太多恩怨的“弹丸之地”，多年来我的一些体会、观察、思考和期待。毕竟我家在香港，我个人的学术关怀与家国情怀，也都与这片小小的热土息息相关。
最大的梦想：当一名“白领”
我出身于福建一个华侨家庭，祖籍泉州，生在厦门。
据长辈们说，抗战爆发后，1938年5月日军攻陷厦门，我外公就在那个时候跟随乡亲和兄弟们逃难到菲律宾，以行医为生，一住就是几十年，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叶落归根。而我外婆则在上世纪60年代初移民去了香港。
正因为有这样一个家庭背景，在大陆实行改革开放的早期，我才有机会跟随妈妈申请移居香港，当时主要是为了照顾日渐年迈的外婆。我妈妈继承了外公的衣钵，也是学医的。
我的童年在厦门度过，小学上的是集美学校。集美是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的老家，他捐资办学，造福乡里，还一手创建了赫赫有名的厦门大学。小学阶段我成绩很好，几乎年年都能评上三好学生，还当上了少先队大队长。2013年“纪念陈嘉庚先生创办集美学校一百周年”庆典在母校举行时，我很荣幸地作为“海外杰出校友”受邀出席。
虽然那时候我年纪还小，但已有一定的认识能力。十多年内地家乡的生活经验，对我日后家国情怀的塑造，对我持续关注中国“两岸四地”的发展，以及进一步思考华人世界在全球范围内的地位等更宏大的议题，都有很深远的影响。
我第一次离开内地到香港时才14岁。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刚开始那会儿，香港与内地各方面落差是非常大的，甚至可以用“天渊之别”来形容。记得我是那一年圣诞前夕的平安夜到达香港的，第一次过罗湖海关，要排很长的队。我好奇地看到，对面有位大哥哥拿着一个蓝白相间的小盒子用管子在吸，还以为他在喝药水呢，后来才晓得，那是香港人很喜欢喝的饮料——维他奶。那是我头一回见到纸盒包装，而且是可以“吸”的“饮料”，那种物质上的新奇冲击，完全颠覆了过去的所有生活体验。
刚到香港的那段日子里，初见世面的我所遭遇的诸如此类的物质和文化冲击，可以说接二连三，一言难尽。
我们是新移民，家里经济条件不太好，我没有办法直接进本地的普通中学继续念书，白天得帮妈妈到工厂打工挣钱，每天至少要干8小时，有时还加班，一周要上五天半。我只能利用晚上空闲上夜间中学课程，同时恶补英文。还好原来学习底子不错，总算顺利毕业了。
按香港的教育制度，中学毕业生都要参加统一会考，以决定学生未来的发展方向。只有至少五门科（包括中文、数学和英文三门主科）合格，才有资格当上“白领”，即公司企业里的文职工作，与工厂里的“蓝领”工人相区别。
当年的香港跟今天不一样，工厂还很多，“白领”与“蓝领”之间所标示的贫富差距、社会分层非常明显。我当时最大的梦想或者说奋斗目标，就是不用再到工厂打工，要当一名白领。有时候，路过高级写字楼林立的港岛中环商务区，看到同龄人或比自己稍稍年长的人，西装笔挺、精神焕发地去上班，心里难免会很羡慕。
幸运的是，我会考成绩不错，得到一家公司聘用，如愿地当上了白领。可是，梦想实现后，我反而没有当初预期中的喜悦和兴奋，内心里总是有一种隐隐约约的不满足感。我想，大概不少跟我有同样经历的年轻新移民，都有类似的心路历程吧。
与香港一起“回归”
那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互联网还离现实生活很遥远，我和香港年轻人一样，工余喜欢听听广播电台，特别是那些讲梦想、讲人生、讲社会的节目。有一天，我鼓起勇气给电台的主播写信，诉说我当上了“白领”后心中仍存的疑惑。不久，主播回复我，讲了一个渔翁捕鱼的故事，大意是渔翁的最大快乐来自捕鱼的过程，而不是最后的所得。这个小插曲，对正在人生十字路口上迷惘徘徊的我，起到了很大的启发作用。
不久，我开始业余进修设计课程，并最终拿到了文凭，准备转入设计行业。这时候，有一个特别的机缘，一位同事偶尔提到他的朋友到日本念书，让我突然萌生了同样的念头。那时候获取资讯的渠道很有限，家庭经济状况虽有改善，但还没到足以供我出外留学的程度（听说每年的留学费用至少1万美元），亲戚朋友里也没有任何的留学经验，对我来说，这只能是又一个梦想。
还好，那位同事很热心，设法帮我打听与留日有关的各种信息，我反复权衡比较，最终决心先去申请东京一个语言学校学习日文，再作下一步打算。1989年，在香港生活了11年后，我收拾行囊，踏上前往日本的旅程——这是我一生中第二次的“跨境”生活。
20世纪80年代末的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很不错了，但东京毕竟是当年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的首都，无论是经济水平还是科技进步，都排在世界前列。所以，我对此次留学之旅充满期待。
前后近20年的留日生涯，说来话长，本文主要谈香港回归，故不必展开，仅交代一下大概：我在东京一所语言学校先读了一年日语，顺利考上大学，从本科一直读到博士，2002年获得东京大学法学博士学位。随即赴冲绳琉球大学任教10年，在此期间先后赴加拿大留学半年及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进修两年。2012年起，进入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至今。
从履历上看，这二十多年里，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海外，真正待在香港的时间不算多，但是我从写作本科毕业论文起，特别是攻读硕士、博士，进入研究阶段后，对中国两岸四地的问题一直非常关心。由于自己既有中国内地和香港的生活经验，又是闽南人，对台湾的情况比较感兴趣，更有常年留居日本的经历，故学术关怀不离族群变迁、国家认同等方面。
还有一个原因，我刚移民到香港那几年，香港人基本上是不说普通话的，平时主要讲广州话，工作语言是英文，学校也分中英文校。我到工厂打工时，自己既不是广东人，又不会讲广东话，族群上明显属于“异类”，经常受欺负和歧视。这也是我潜意识中苦苦追寻“族群认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以至于影响到后来学术研究方向的重要心理背景。
其实，1999~2002年期间，我从日本回到香港生活了3年。那时候东京大学的博士课程已修毕，博士论文写作是不要求必须留在学校的，我就回来了，顺便多陪陪妈妈。那段时间正好是97回归后最初几年，香港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的猛烈冲击，加上纽约“9·11”恐怖袭击余波所及，经济和社会出现了一些动荡，所有的亲见亲闻，都让我对回归前后的香港的变化，有了近距离直观对比的机会。
“边陲之地” 离合悲欢
2002年，我第二次离开香港到琉球大学任教。此后长达10年的又一次“跨境”生活里，尽管我对中国内地、香港及台湾的发展变化依然持续关注（此时已可以通过日渐发达的互联网获取资讯），在学术研究上，却没有再触碰香港问题。为什么呢？我的想法是：要先了解东亚地区其他一些社会的情况，回过头来才能更加深入地认识香港。
现在不妨结合我个人生活的观感与研究心得，谈谈我的“香港观”。前面提到过，香港历来是一个移民社会，移民家庭就是香港社会变化的生动缩影。而1997年之前，长达一个半世纪里，香港都是英国的殖民地，毋庸讳言，这片近代以来经历过太多波折和磨难的“边陲之地”上的人们，对文化的变迁、国家权力的变化以及族群的认同，是相当敏感的。
客观地说，现在我们大部分人心目中的香港，其基本面貌是1949年之后才逐渐形成的。在此之前的很长时间里，尽管香港主要受港英殖民政府统治，但与内地之间的海关口岸几乎是完全开放的，人员来往自由。这就是为什么晚清至民国期间，为数众多的国内各界精英分子都到过香港。比如前些年上映的电影《十月围城》，描述辛亥革命时期的历史，很多场景就发生在香港。
据老一辈回忆，民国时期出入香港不需要什么特别证件，最多是在疫症流行时要持一张防疫证明。那会儿穗港两地大受欢迎的粤剧团明星，经常是今天来香港演出，明天又上广州登台。
但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东亚成为东西方冷战前沿。加上朝鲜战争爆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中国大陆实行“禁运”，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与资本主义的香港之间，自此出现了藩篱与隔阂，双方出入境管理变得格外严密，香港与内地正常交流被迫中断。
这样的人为阻隔，让十分依赖中国大陆进出口中转贸易的香港，面临一次极大的转折，原有经济命脉切断，必须另寻出路。幸好，这时有一批因躲避内地战火而涌入香港的上海及江浙一带资本家，如后来声名卓著的世界船王包玉刚家族、东方船王董浩云（香港回归后首任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之父）家族等，带来了可观的资金、技术和生产、管理人才。他们在香港重新设厂，尤其是大量纱厂，带动香港制造业振兴，并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经济起飞奠定根基。
纵观世界上所有发达的大城市，几乎都要经过工业化阶段，开埠100年来香港都是一个贸易中转港，谈不上工业化，而冷战导致的内地与香港的阻隔，反而意外地促使香港走上了工业化之路。
深圳河两岸来往长期中断的另一个结果是，“香港人”的本土意识慢慢萌生。过去海关口岸管理松散时，因为人员流动很大，很难形成对本土社会的稳固归属感，很少人有“香港是我家”的明确意识。根据人口统计数据，直到1966~1967年，香港常住居民中本地出生的人口才第一次超过总人口半数。随着新一代“土生土长”的人口成为主流，本土意识与身份认同问题就越来越凸显。
我们以前更多关注的，是国共内战导致的海峡两岸过去数十年来的长期隔离，往往容易忽视香港与内地之间的隔离及其后果。这种情况，直到内地实行改革开放后才逐渐得到改善。1997年香港回归前，以及回归20年来，香港社会发生的一些波动及现象，往往可以从中追根溯源，很值得我们认真思索。
共举“青年中国说”
回头再说说我和我的家庭。移居香港三十多年后，我们已自然而然地视香港为“新家”。因为当初是举家迁港，老家泉州只有一些亲戚而没有直系亲属，我本人又在厦门出生和度过童年，没有回原籍祭祖的机会及体验，“家乡”的观念不是那么强烈。
我在日常观察及访谈研究中发现，对绝大部分都有移民背景（只是时间上或早或迟）的香港民众来说，“香港是我家”或“我是香港人”的意识，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萌发，到1984年中英关于香港前途谈判之后，“97回归”日益成为现实时，才逐渐清晰起来。
毋庸讳言，“97回归”之前，香港社会一度弥漫着某种恐慌情绪，尤其是中产阶级争相以投资或技术移民等方式移居海外，人数估计达数十万人之多。但“97回归”后，香港整个社会环境变化不大，确实是“马照跑，舞照跳”，同时内地经济和社会面貌持续提升，原先的恐慌情绪消散，部分移民海外者选择“回流”，说明“一国两制”的制度安排，还是行之有效的。
从另一方面看，有趣的是，上世纪80年代内地与香港之间重新开放交流后，因两地物质、文化、社会氛围乃至经济形态、管理制度之间的显著差异（我本人就是受到这种差异冲击的好例子），彼此接触多了，反而更加凸显出“不同”，也让香港人自我的身份意识有所增强。
不过话说回来，随着香港与内地交流日趋频密，双方距离是在不断拉近的。加上中国大陆近年来在世界上不断有惊艳表现，当初两地物质上的落差逐步缩小，文化上互相交融，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从社会重新融合的角度说，这也是一种可喜的现象。
我注意到，“97回归”前，香港已有学生组团赴内地观光考察，“97回归”后，很多学校里甚至各个年级、各个班都有组团回内地交流的活动。这样频繁的来往，当然有助于香港青年学生增长见闻，加深他们对国家的认识和感情。
如果问我对这样的交流访问安排有什么小小建议的话，我倒是希望内地方面在接待香港青年来访时，能不能少一点官方色彩和程式化的安排，而让他们到处多走走、多看看，用自己的眼睛和双脚，真切地感受一下脚下这片如此广袤的土地。
我个人由于学术研究的关系，跟两岸四地的青年人一直有密切交流，也十分乐见这些年轻人之间能够有更充分全面的交流互动，对彼此所身处的社会和文化环境有更深入的理解，懂得换位思考，求同存异。
在香港回归20周年庆典后数天，即7月5日，我会应邀出席在香港举行的“港澳台大陆四地青年共举‘青年中国说’大中华青年论坛”，有机会与两岸四地的学者及青年一起讨论，在新的历史发展关头，青年人所能够和应该扮演的角色。
毕竟我们都很清楚，中国以及中华文化的未来，就在他们身上。
作者为原籍内地的香港学者，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凤凰卫视特约评论员。本文由本报记者谭洪安根据访谈内容整理，经作者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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