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研究军机处？
白彬菊
我一生几乎都在新英格兰（美国的“东北”）度过。1949年，我从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取得学士学位。那时，史密斯学院没有任何有关中国历史或中文的课程。后来，我在耶鲁大学历史系师从芮沃寿和芮玛丽(Arthur and Mary Wright)教授夫妇并取得博士学位，教授夫妇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在中国(主要是在北京)待过很多年。
从史密斯学院毕业以后，我在纽约一所高中教历史，并成为该校的历史系主任。当时，美国高中教授的大多是欧美历史。世界上其他伟大的历史文明，例如亚洲、拉丁美洲以及非洲的文明等，在很大程度上都被忽略了，而仅有的一些相关课程内容，都带有强烈的欧洲帝国主义色彩。我下决心要改变这种狭隘的课程安排，并开始委任能够教授非西方历史的老师。我先后开设了世界史(古代到19世纪)以及中国和印度近代史等课，自己负责教授亚洲史部分。在长时间的物色之后，我也终于找到了可以教授其他地区历史的人选。
然而，物色合格教师的艰难让我意识到，即使在美国的大学也很少有人教授非西方历史。从此，我开始学习中文并研读清朝、民国和近代中国历史的博士课程。我最初的中文课是在哥伦比亚大学上的，课堂里大多数学生不过十八岁，学起中文来要比我这个中年人快很多。但很快我就发现，这些学生学得快，忘得也快，我学得虽慢，但优势是学过的都能记住。这之后，我又学习了日文，甚至是满文——一种对于研究清史非常重要的语言。
在耶鲁大学学习了两年后，我于1970年前往台北，打算使用当时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的清朝档案，研究清代军机处的兴衰（那时，美国人还未能够进入中国大陆)。读者可能会奇怪，我为什么能在台北开始我的博士论文研究，而所有的清朝档案中，只有百分之十在1948年从南京被带到了台湾。幸运的是，我研究的是军机处档案，在南京码头上很大一部分军机处档案是特别选中运到台湾的。所以在这方面我所读到的档案实际超过了百分之十。
此外，军机处从18世纪开始启用了新的档案抄写系统，于是很多档案在北京和台北各存有一份,台北“故宫博物院”甚至还有北京所没有的一些档案，诸如阐明了雍正皇帝同其弟弟兼顾问怡亲王允祥的关系的“雍正上谕档”。因此，虽然台北在其他方面 (诸如内务府和理藩院)的馆藏要远远少于北京，其军机处的档案却多于总量的百分之十。不过，在1980年到1981年，我作为第一批通过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支持而访问中国大陆的学者，在北京得以接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许多重要资料。1985年，我再次访问中国，读到了很多珍贵的满文资料。
我是如何决定研究军机处，又是为何关注它在18世纪的历史的？一开始，我只是研究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历史，因为当我涉足这一领域时，发现当时大多数美国学者的研究重心都在1840年以后。我想要研究鼎盛时期的中国，同时也希望可以用到相关档案，于是我排除了清朝以前的中国历史。我从嘉庆时期开始向上溯源，最终摸索到了乾隆和雍正时期。
我意识到军机处是一个非常有效甚至掌握重大权力的政府机构。在当时，还没有任何以西方语言撰写的关于军机处的书面研究成果问世。因此，我将为西方读者描绘一个异常强大且令人敬佩的政府组织。最幸运的是，许多非常重要的内廷档案，例如宫中档奏折、录副奏折、军机大臣奏片(以向皇帝报告或请旨)，以及最关键的随手登记档等，都开始于雍正或乾隆年间。三位帝王的朱批为帝王掌管政事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另外，政事观察者或参与者如席吴鏊、张廷玉、赵翼等人也都写有回忆材料。
这一历史时期有关军机处的材料如此之丰富，我凭一己之力无法穷尽。我目前的计划是写一本有关清朝档案历史的书，不光记录清朝的部分，也包含20世纪以来的档案处理。我想，这本书将同样以对研究清朝以降的档案工作者和学者的感谢结篇。他们整理、抢救并记录了无数珍贵的历史资料，使得我们今天能够对中国漫长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之一进行细致的研究。
本文为《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中文版作者后记，由周晓莹翻译。
责任编辑：李坚 SF1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