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祚来
我们认识春秋时代的郑国宰相子产，多是因中学文言文教材《子产不毁乡校》这则名篇，它出自《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子产的政治开明与宽容精神，千古传颂，令人心生敬意。
春秋时代的政治文明与法治
作为国家（郑国）的“首席执政官”（宰相），子产是国家利益的忠实捍卫者，上任之始（前538年），他就非常重视制定公正的税赋收入政策：《左传·襄公三十年》：子产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大人之忠俭者，从而与之。泰侈者，因而毙之。
重新丈量土地，区别城乡土地与户口，以明确税赋，这是最早的国家税收调节方式，即，让富豪之家，多交税赋，而不富足之家，得到资助。
这一公平而“先进”的税收政策直接侵犯了一些人（泰侈者）的利益，他们用恶毒的语言咒骂子产，子产的回应是“苟利社稷生死以”，意思是 “如果有利于社会百姓，生死都不计较”。
子产新政，多数人开始不理解，甚至要杀掉子产，3年之后，人们发现子产制定的政策公正合理，多数人利益并没有受到伤害，所以，转而尊敬子产，担心他死后无人继承他的事业。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的政治生态的脆弱，依赖一个人的政治，而公众不致力于将一种合理的规则制度化、法定化，显然是传统文化的重大缺憾。
政与治，这两个字已清楚地表明传统中国人对政治深刻的认知。政，从正，从文，政治，首先要确立正确的理念，并形成文字文本；治，则与治水有关，应该像大禹治水那样治理社会，而不应该用封堵的方式禁锢民众。
公元前536年3月，郑国子产把制定的刑法铸在鼎上，有学者视其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成文法（更为全面的成文法应该是《法经》，诞生于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的魏国。古罗马的《十二铜表法》，公元前450年制定，公元前449年公布）。由此可见，轴心时代是一个人文觉醒的时代，也是一个法治精神确立的时代。
但当时中国的主流社会却反法治，认为法治为末端之术，为什么会如此呢？
叔向派人送给子产一封信，通过这封信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权贵反刑法之治的理由：
第一，夏朝制定禹刑、商朝制定汤刑、周有九刑，这些都是末世之法。潜台词是：如果搞法治，就等于进入末世了，离垮台不远了。
第二，《诗经》说：“效法文王的德行，每天抚定四方。”又说：“效法文王，万邦信赖。”像这样，何必要有法律？
第三，如果人们都逐字逐句地按照法律条文来判定自己的行为，那么，官长的意志与王室的权威如何体现？德治在叔向看来，是万世之治，天下归心，而法治则是末世之治，只有一时的疗效。
但子产却强调法治的现世精神，要治理当下的社会，就必须令行禁止，子产去世之前对其继承人子太叔说：德治第一，只是有德行的人能够用宽大来使百姓服从，其次就莫如严厉的法治了。法治如火，令人敬畏，德治如水，容易放纵人性。孔子后来点评子产的法治与德治方式，认为法治与德治应该互相调节，不能一味地讲法治或德治。
要强调的是，子产并不反对德治精神，子产认为“德，国家之基也” ，道德精神是国家的基石。
孔子赞美子产，多赞其有仁爱之心，而子产喜欢的一句话是“视民如子”（《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这是家天下的一种仁政境界，既然天下或邦国由一个家庭承包了，那么，他当然会爱护自己的臣民，不爱民如子，就等于自毁江山。
子产的与民共享意识是基于道德良知，而其宽容言论或允许言论自由，也是基于自己的政治良知，所以才有子产不毁乡校，子产认为：“百姓认为好的，我就推行它；他们所讨厌的，我就改掉它。这是我的老师，为什么要毁掉它？我听说用忠于为善，能减少怨恨，没有听说用摆出权威能防止怨恨。靠权威难道不能很快制止议论？但是就像防止河水一样：大水来了，伤人必然很多，我不能挽救。不如把水稍稍放掉一点加以疏通，不如让我听到这些话而作为药石。” 孔子对此的评论是：“从这件事来看，有人说子产不仁，我不相信。” 《左传·襄公三十年》峻明的法治，对百姓也是一种大爱，这是孔子的观点。
子产去世那年，孔子年届而立，他为子产流泪：“他的仁爱，是古人流传下来的遗风啊。”
如果要总结子产当政的特色的话，应该叫“仁政法治”，内心有仁爱精神，但却刻刑立法，使整个社会既有道德精神，又有法治意识。某种意义上，子产执政代表了传统中国社会的理想状态，所以得到孔子与众多古代著名史家称颂。
不完美的大民主政治
与完美的德法之治
东西方当时完全封闭，各自在寻找自己的政治道路，建立适合自己的政治体制。
历史学家会认为，伯里克利时代是古希腊伟大的时代，如同伯里克利在其著名的一篇演说中所言：雅典是其他城邦的导师，因其民主与自由精神。但似乎没有历史学家认为，子产的郑国是春秋时代一个典范。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从梭伦到伯里克利，雅典城邦确立了一种民主的制度。
伯里克利是雅典官员科桑西普斯的儿子，其妻是阿尔克马埃翁家族克里斯提尼的侄女。尽管其出身显贵，但他却表现出亲民，并不倚仗精英的威权，从情感上，他更倾向于为雅典下层人民发声并成为代表他们的人。当时的城邦执政官一年一轮，因此并无真正的实权或持续的影响力（有趣的是，子产出任宰相时的郑国，也是虚君实相），而伯里克利作为将军，有思想的政治家，更具影响力与执行力，这一点与春秋时代的宰相的权力有些类似。
从公元前462年的改革开始，雅典公民大会在伯里克利的推动下，逐步通过了一系列的法令和措施，影响政治33年，而当将军的时间从公元前443年到公元前429年（因瘟疫而病故），从政十三四年之久。在他的时代，政治、外交、建筑、人文思想，均达到一个辉煌的高度，甚至可以说是雅典或希腊文明的巅峰。
这是一个思想家盛出的时代，而最为重要的是，政治家却让社会有了实质性的转型，在雅典，伟大的政治家梭伦立法，是一次政治转型，另一次政治转型，就是伯里克利。
雅典城邦伟大的政治转型，是从贵族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梭伦的政体有三点最具平民性质:禁止债务奴隶、个人申诉以及陪审法庭制度，当然，还有固有的“民主”方式，陶片驱逐法，让城邦里特别杰出的人士通过民主投票离开城邦，使城邦免受“激进的异端”伤害。这样的民主政治，一方面受到保守的贵族批评或抵制，另一方面，却受到苏格拉底、柏拉图等思想家们的指责，柏拉图的理想国，不是靠大民主普选或抽签方式选择当政者，而是要让有德行、有智慧的哲学家来担当，因为执政是一门技术，如同航海的船长。
雅典大民主显然是不完美的，或者说有严重的缺憾，譬如苏格拉底，被民主审判而获死刑，而一些杰出的政治家也被陶片驱逐法流放到异邦，梭伦完成立法后，害怕被“民主”伤害，去远方旅行，伯里克利最后一次当将军之时，也已备受城邦公民非议。
那么，子产时代呢，子产因何而伟大呢？与伯里克利一样，倡导人文，就是重视人的力量，对平民的尊重与关怀，按照现在的话说，就是以人为本，而不是把人当统治者的工具。
其次呢，就是严明的法治，通过立法，来维系社会公平正义。法治在雅典之时，并没有疑义，但在子产时代，却遭遇到法治与德治之争。
还有呢，就是信仰领域，对神圣的力量有一份敬畏，但不迷信，不会通过占卜的方式或祭拜的仪式，来决定自己或城邦的命运。在这个时代里，理性的觉醒，使开明的当政者与思想家们形成一个共识，人通过自己的智慧与行动，来改变邦国的命运，决定自己的前途。
伯里克利将军（政治家）与子产这样的执政官（宰相），直接决定与影响了一个邦国的命运，他们的思想意识，直接转化为政治意志与行动，并为历史所铭记，通过这些代表性的历史人物，我们更能认识一个时代的精神状态与社会现实。
在轴心时代，政治家或思想家多出身不凡，当他们拥有或倡导自我谦卑、体恤平民的道德精神之时，这个时代必须具有崇高的精神，这意味着一种早期社会中意识形态的转型，当政不再为权贵牟取利益，或视自己为权贵，居功自傲，视平民为被统治工具，不予尊重。某种意义上，民主精神反映一种道德品格，就是充分尊重更多人的生活与政治选择。这个时代不仅有人文自觉，还有道德自觉，人文自觉与道德自觉，决定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创造与政治道德。
子产与伯里克利都出身贵族，但他们都具有平民情怀，这种谦卑反映在政治事务上，就是一种民主意识与爱民意识，在选人用人上，重视人的品格素质，而不讲究其家族身世。在这个时代里，雅典的政治可能更为“进步”，一些职务甚至通过抽签方式获得，并有了大议会与陪审团，这种民主，在当时为苏格拉底与柏拉图所不满，他们认为执政是专业行为，如同航海，执政者需要为城邦选择方向、处理各种事态，而抽签不可能抽出专业人才来。所以，子产的选贤任能方式，属于精英之治，可能是苏格拉底与柏拉图喜欢的方式。
从梭伦到伯里克利，一百多年的时间里，雅典人基本完成了政治文明的价值奠定，并通过政制的方式实践，作为城邦它被外邦所征服，但作为政制与价值体系，它没有失败，它不仅成为当时各城邦的模范，也成为后世民主政治的范本。
与春秋时代相比，古雅典城邦的政治文明已有更深一层次的考量（完成了体制建设与实践），当然也有一种大民主的极端化倾向。古雅典是一次不完美的民主实验，而子产的郑国，则是一次完美的德治兼治，我们要思考的是，为什么子产在郑国的“仁政法治”模式，并没有得到制度性的传承？
（作者为著名文化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