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证一票”难成黄牛“解毒丸” 根除“牛魔王”还需加大处罚力度
本报记者 郑熹燊报道
尽管黄牛党泛滥的问题一再被媒体曝光，但这些年来，在大型文艺演出、体育赛事上，依然是“牛来牛往”，黄牛的身影无处不在。
近期，阿里收购大麦并在杨千嬅的广州小型演唱会上首次尝试“一证一票”(一张身份证一张演唱会电子票的入场方式)，打响了对黄牛宣战的“首枪”。
其实，演艺业一直是黄牛党较为聚集的一个行业。在各大订票网上，特别是热门的明星演唱会门票，常常是刚开始售票，最普通的门票就出现售罄，而剩下的往往是几千元的高档票。如此看来，想要欣赏到演出的人，要么去买更高档次的票，要么就得去接受黄牛“一刀”。
售票渠道多样化
黄牛党，通俗地说就是“票贩子”，按北京的行话叫“拼缝儿的”。小到超市积分兑换券、大到知名医院的专家预约号、车站贩售火车票，甚至连购买最新版的iPhone都会出现黄牛的身影，“只要是你想要的,黄牛总会满足你”。
记者通过调查发现,在文娱演出圈子里，目前黄牛票的售卖渠道主要在演出场所外、微信、淘宝网及微博上等直接售卖。
就读于南昌大学的大二学生郑晓颜告诉《中国产经新闻》记者，之前观看过几次演唱会，都是通过正规渠道购买门票。不过，在演唱会门口经常会看到黄牛交易，而且他通过朋友介绍，也加过几个黄牛的微信号，只要是你想看到的演出，票都是可以提前预定的，或者在演出场所外直接购买。除此之外，黄牛还会给一些淘宝链接。
就读于福州师范大学的大一学生小宇还告诉《中国产经新闻》记者，只要是比较热门的明星演唱会门票，几百至一千的普遍座位就肯定得通过黄牛来买。因为在正规购票网站，经常抢不到普遍票，剩下的只有VIP的高价票。黄牛大概会涨几十或是几百元，但不会超过原价的一半。而且上网一搜索就可以联系到黄牛，有时候在演唱会外就可以直接买到票，相较起来，我们就更愿意去购买黄牛票。
为此，记者以购票者的身份，通过微信咨询了一位黄牛，他表示，“各种演唱会球赛都能弄到票，火车票也行，而且价格实惠。”但是黄牛交易作为涉及炒卖的违法行为，他们往往会在一些隐蔽的地方如巷子或网络平台进行交易，如果在现场交易，为避免被检查发现，他们会互相把风。
其实在早期，黄牛党通过提早囤票来造成短缺，最终压榨溢价空间。但记者发现，如今这种类型的黄牛票已经较少，只有在主办方票务渠道非常紧的情况下才会存在。
如今的黄牛党其实已经做得更“高级”了，更有甚者，可以走“大客户”，似乎很“正规”。相当于一个没有网站的票务代理公司，可以和出品方直接沟通的。
总得来说，黄牛党会先大量购入热门赛事或很受欢迎之公开表演进场门票，之后在销售点外或者是通过网络、手机等其他途径，以更高的价格向其他想参与却无法从合法途径购到票的观众售出黄牛票。
一位在交通广播频道工作的不愿具名的人士告诉《中国产经新闻》记者，由于台里经常会举办一些演出活动，手上会有一些多余的票。而这些票有时候就会送给亲戚朋友，有些要是相对比较热门的演出票，他就会通过朋友售卖出去。
记者继续询问，朋友又是如何售卖出去时，他表示其实只要这些票是大家比较热门的，在演出场所外就会有不少黄牛前来询问你“卖不卖”。
“因为在演出场所外，有一些是‘纯交易者’。也就是一些黄牛不一定手里有票，但是就在演出当天，通过直接的购入并以更高价格卖出，赚取这当中的差价。”他补充道。
黄牛仍有漏洞可钻
黄牛党如此猖狂，那么阿里在收购大麦之后的首次尝试“一证一票”能产生多大效果和影响？能否将这些“牛魔王”赶尽杀绝？
阿里内部人士表示：“现在一张身份证可购买两到四张票，入场时不需要票证合一，很多黄牛会凑在一起，在票务网站上与歌迷一起抢票。如果采用票证合一，歌迷在大麦购票，通过实名制的支付宝支付，可获得一张电子票，入场前再对电子票二维码和身份证进行扫描。这种方式类似于我们搭乘飞机时登机前的身份验证，设备和技术都是很成熟的。这种方式也不是首次被应用于演出活动，在足球比赛中早有实施。”
这样看来，阿里此善举不仅能够有效遏制黄牛抢票，还有可能将黄牛“灭于无形”。
对此，中国戏剧与传记文学家、旅美作家朱启表示，目前，我国的各项法规制度正在建立健全中，黄牛党泛滥，甚或各个领域运作不够规范，都是客观现实。阿里收购大麦，开始“一证一票”遏制黄牛，这是很好的现象。
“正像车票实名制实施一样，自然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尽管黄牛党不可能彻底地根治，但就像前些年北京制止随地吐痰和拥挤乘车那样，治理总是会出现明显效果的！只要重视并实施得力措施来规范包括演出市场在内的各项法规制度，其效果还是显著的。”朱启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进一步指出。
但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要彻底杀绝那些黄牛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只会把自己进化得“更为高级”。“尽管实名了，但仍然有可操作的空间。”朱启强调，“内鬼”现象，将是黄牛党有隙可乘的巨大隐患。
的确，在当下“高级”的黄牛党完全靠关系，他们可以打通内部关节，从“内鬼”手中拿票。“黄牛和主办方都是朋友，是经济利益的伙伴，甚至有的票务公司员工自己就是黄牛。”郑晓颜告诉记者。
记者发现，黄牛党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你提供身份证号他帮你抢票。第二种是内鬼的帮助，先圈票然后再退票，通过关系再给你换成你的身份证号。
即便实行“一证一票”，黄牛党仍然有渠道得到车票。而这些对于政府相关部门来说其监管难度着实很大，只能是内部监督，但有些内部人员却与黄牛相互勾结，实现共同利益。只要内部与外部的利益关系链不铲断，大多数的票依旧还是掌握在黄牛的手上。“一证一票”在当下或许可以收到不错的成效，但终究治标不治本。
如此看来，“一证一票”也并非是黄牛“解毒丸”，仍难叫黄牛“求饶”。
严惩是有效手段
不难发现,不仅是各大演唱会门票,黄牛党还常常现身于各大医院、火车站、车管所等地。
朱启向记者举例道，以火车票为例，为了打击黄牛党，铁路方面做了很多措施，火车票实名制网络购票的实行确实很好地整治了黄牛党倒票、囤票现象。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黄牛党自然会使用新的手法，包括高科技等手段来套购车票，并非法出卖给急于出行的旅客了。
的确，尽管火车票实行实名制，但黄牛党也是进一步地“升级”了。他们从售票窗口转移到互联网上，通过部分不良软件商和网络平台给黄牛党提供的技术支持，利用各种插件、抢票软件等非法手段囤票。
黄牛党不仅影响正常的购票秩序，还可能出现售卖假票等影响人们利益的情况。
“要想彻底根治黄牛党，必须先搞清楚黄牛现象屡治不止的主要原因，这样才能从源头上根治。”从事各大户外演出活动的策划总监傅静分析道，总得来说，主要包含三点：首先是有些消费者急需购票，不惜以高价购买，给黄牛党带来了极大的利益；其次是内部人员为他们不断地提供“内幕支持”；最后是对于黄牛党的惩治力度还是不够，罚款较轻，很难起到威慑作用。
因此，在整治黄牛党的过程中，政府层面还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傅静告诉《中国产经新闻》记者，其实可以看到，近年来相关监管部门也在严查黄牛倒票现象，但仍有很多黄牛顶风作案，因此这就需要相关部门完善相关法律，加大惩治力度，让黄牛及幕后不敢再伸黑手。的确，目前惩治黄牛党的力度还是太低。即使被抓到，无非就是罚点钱而已，相比于高额的利润回报率，黄牛们根本不在乎被抓，无非是很小的损失而已。
对于黄牛，严惩或许也是最行之有效的手段。正如在新加坡这个奉行严治的国家，哪怕是扔一个烟头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因此国民遵守法律的效果很好。
再者，“各行各业的服务质量应当不断优化且要加强社会公德的教育和推广，让‘一切向钱看’逐步转化为‘君子谋财，取之有道’。令那些乘人之危、谋取私利的行为越来越失去市场，成为过街老鼠那样人人喊打。这样黄牛党就会越来越无隙可乘，力求把这类违规违法行为的人次遏制到最低限度。”朱启建议。
除此之外，每个公民都应该积极主动地抵制购买黄牛票，让黄牛党无利可图。朱启认为，只有法律法规的建立健全和人们道德标准的树立提高，才能成为根治黄牛党在内的一切不良社会风气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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