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色的历史 真诚的摆拍
翁乃强以摄影记者的身份见证了新中国诸多重要历史事件，他拍摄的题材虽不罕见，但却因罕见的彩色，为尘封的历史提供了魔幻而又现实的鲜明记忆
钱梦妮
1968年，一批知青从黑龙江“大兴岛”农场乘船前往另一个新建的知青点。当时，翁乃强在《人民中国》日文版杂志社当摄影记者已有四年，他背着相机出现在船上。
狭窄的甲板上挤满了人。大家穿着蓝棉布上衣、斜挎军绿色布包，与同样色调的水草、天空相融。年轻的人们，沉默不语，脸上透出疲倦。中间一位侧立的女孩，一缕刘海从帽檐里冒出来，闭着眼，微皱眉，内心似有波澜。翁乃强感受到这个安静场景的动人力量，举起相机，拍了下来。
2011年，北京律师陈秀改认出了照片中的自己，她找到翁乃强，拉他去参加“荒友”聚会。照片中18岁的她，如今已67岁。
“历史照片很有意思，记录的是平凡人的生活。我很喜欢纪实摄影，从里面看到环境变了、人变了，也看到社会的发展。”80岁的翁乃强从海南过冬回来，在北京望京的工作室里接受了第一财经专访。两室一厅的公寓套间里存放着数不尽的照片、底片、画册，是他过去半个多世纪留下的宝藏。
2006年北京华辰秋拍，翁乃强的作品《1966年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拍出22万元。随后，更多他拍摄于“文革”时期的作品发表。“文革”主题的摄影作品并不少见，但这一时期的彩色照片少见。“当时周总理和负责外事工作的廖承志都很重视《人民中国》，我们是用外汇进口的彩色胶卷。外面根本没有冲洗彩色片的地方，所以在进口胶卷的同时，也要买好配套药水，自己手工冲洗照片。六个瓶子摆开，还要用温度计量，温度正负不能相差多少，再一个一个地倒。”翁乃强回忆，当时一个反转片的价格，能买三至五个彩色胶卷，或是二三十个黑白胶卷。
在里屋的写字台上，他用巧克力的塑料包装盒保存着当时冲洗出来的底片正片。大部分都没来得及发表，就成了如今珍贵的历史资料。退休后，他开始慢慢地整理以前的照片，其中很多被中国国家博物馆以及民间私人藏家收藏。
翁乃强以记者身份见证了许多重要历史事件，比如1966年大串联，1977年恢复高考，1971年“乒乓外交”，1976年毛主席纪念堂落成。那时他的家就在王府井的校尉胡同，往往一有什么大新闻，他就背上相机跑到天安门广场去，一蹲就是一天。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70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1976年“四人帮”倒台、1985年中国女排战胜古巴队实现“四连冠”……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后人们蜂拥到天安门广场欢呼庆祝，他就在游行队伍中拍下那些兴奋的面庞，也拍下人群散去后广场上清冷的一刻。
“天安门广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那几年很窄小，种了很多树、草地，还有几道墙、几道门，还有小摊小贩，蹩脚的电车从那边经过，看着像是要散架一样。后来这些都拆掉了，垃圾也被清理。现在多漂亮。”翁乃强记录着城市变化。上世纪70年代，王府井大街进行改造时，他去王府井大街北边的金鱼胡同拍了一组反映历史变迁的照片。后来他找到一张相同角度的历史照片，打印出来夹在册子里，展示给记者看。同样的胡同口，曾经是留着长辫子的路人、两排黄包车，后来变成了小汽车，后面的两层小楼里曾经有赫赫有名的“满汉全席”、“台湾饭店”，现则成了高级百货商场。
政治美学的延伸
1936年，翁乃强出生于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富裕华侨家庭。父亲开照相馆和广告公司，与文艺界人士常来常往，给儿子营造出优良的美育环境。“大人给顾客拍照，我在边上看怎么拍，怎么跟对象聊天让他情绪变好，怎么去抓拍某个最好的瞬间。”画家李曼峰是他的义父，华侨进步报刊《生活报》摄影记者周昌平曾经在他家躲风头。1942年日军侵占印尼，父亲和义父因为曾经为中国捐款而遭逮捕，直到日本战败才从集中营获释。
入狱前，父亲好像有所预感，特地给七个子女拍下一张合影。背景是家里的小汽车，车头上赫然横着一张封条，上面写着：大日本军接收。这张照片对翁乃强的影响很大，从那时起，他渐渐明白了摄影的更深层意义。
1951年，14岁的翁家老三翁乃强告别父母，追随两个哥哥的步伐前往祖国。在印尼移民局办公室里，他被告知“如果去了中国就再也回不来了”，还是毅然按下十个手指头的手印。说到这一段，翁乃强从书橱抽出两本大开本画册，里面是伦勃朗、拉斐尔的速写和油画，外面包装的牛皮纸已经破损不堪，书页泛黄。这是刚回国那几年，爸爸妈妈从南洋邮寄给他的。扉页有题字：“强儿存阅，为人民服务”。
1958年，翁乃强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在吴作人工作室学习，师承艾中信、韦启美。1964年被分配到《人民中国》日文版杂志社工作，先做了美术编辑，然后在组长黄祥坤的指导下正式成为一名摄影记者。1990年他被调入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筹建摄影工作室，从此开始了教书生涯。
25年的专业报道经历里，他站在官方的立场、出于宣传目的而拍摄。可是正如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主编冯克力的评论，“本质上属于宣传照片，但相比同时期搞摄影的人来讲，抓拍的内容相对多一些。”
摄影评论家那日松在中信出版社《彩色的中国》一书序言中，把这种“抓拍”称为“真诚的摆拍”，称“翁老真诚地记录了这个时代的荒诞与现实”。“那些带有强烈政治符号的彩色照片，在尘封了多年之后，却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影像’具有特殊代表性的经典作品——有点荒诞，但又非常现实。这是一个时代政治美学的延伸。”
冬储大白菜与“换房会”
退休之后，翁乃强仍然喜欢带着一台单头索尼数码相机到处跑。参加美院师友同学的展览开幕活动，去外地旅行游玩，出门散步赏花，都会时不时拍上几张。不需要换胶卷，一直拍，然后选取最满意的，甚至还能通过Wi-Fi实时传送发布，他认为这一切对于新闻记录来说都是巨大的进步。“甚至连手机都可以拍!但是这样反而专业门槛更高，要做出专业照片反而更不容易。”他对记者赞叹起央视播出的“航拍中国”纪录片，利用无人机以鸟瞰视角拍摄，“把原来看不见的东西让大家看见了。”
他平时常常坐在电脑前整理照片，跟现在常见的超大尺寸专业显示屏相比，他的这个只比iPad大不了多少。主机旁边是一台小小的扫描仪，还有成堆的光盘、好几个移动硬盘，里面全都是经过数字化的老照片。“我这个人没什么逻辑思想，看着什么好就扫描出来。结果现在都不成体系，还有好多都没有弄完。”他不好意思地说。
翁乃强有大量反映百姓生活场景的作品，现在看来要比常见的官方宣传照生动有趣得多。比如“冬储大白菜”。照片里，样板台上放着三种等级的白菜，每家按人头统一按比例分配好菜、坏菜。人们用三轮车把白菜拖回家，整齐地码放在墙根、阳台角落和室外窗台上。还有上世纪80年代初北京的“换房会”，在单位统一分配住房的年代，为了解决夫妻分居、孩子上学等问题，民间展开“换房”活动。露天公园里，大家把自家房屋的基本情况写在纸板上，蹲站成排，方便人了解。
看到他照片里雪天骑自行车上班的人，早市里买青菜的人，坐在爸爸自行车前座皱着眉头的孩子，好像看到了无数个自己。“彩色照片更容易让人产生一种梦幻的现实感，而黑白照片则让我们仿佛看到某种历史的真实。”那日松这样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