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视野下的“永历西狩”（下）
李伯重
上篇回顾/“永历西狩”决策之时，这个南明最后的小朝廷看起来有很多选择：
一则向东，可以入闽投靠郑成功。从广西到广东，再到福建沿海，路程较近，水陆交通也较便利，何况郑成功一直非常忠于明朝。二则向南，可以到安南和暹罗。安南在文化上与中国很接近，曾应永历政权之请，派出三百艘战船合力抗清，暹罗一向与明朝友好，朝廷内部讨论过主动迎接永历帝前来避难。三则向西，先到云南，再到缅甸。与前两项相比，“西狩”似乎是最不利的一个选择。
问题是，势孤力穷的永历帝为何哪儿也不去，一心要“西狩”呢？
南明永历政权“建都”贵州安龙（1652~1656年）后期，因清军不断进逼，不得不再议“西狩”，打算退入云南地界。
现在大家会觉得，地处边疆的云南跟内地省份差别不大，但三百多年前的明末，那还是非汉人民众居绝对优势的一个省份，他们大约占常住人口的七成，汉人顶多只有三成，且主要是朝廷派驻的卫所军人。为了管治好地方事务，明朝官方给当地非汉人地方政权的首领以各种官职，即所谓“土司”。土司们有时候效忠朝廷，有时候又背叛，中央与地方关系很复杂，到动荡的明末，就更不用说了。
南明隆武元年（1645年）十二月，蒙自土司沙定洲发动叛乱，夺取云南首府昆明，世代镇守云南的明黔国公沐天波，被迫逃往昆明以西的楚雄。永历二年（1648年），联明抗清的原大西军将领李定国率部进攻沙定洲，双方相持数月，不分胜负。到了当年八月，沙定洲滋生麻痹轻敌情绪，李定国侦知后，突然带兵包围沙军营寨，环以木栅，断绝水源。几天后，沙定洲支持不住，唯有率众出降。
可是经此一役，明朝在云南延续二百多年的统治也摇摇欲坠了。
“南诏亡唐” 前车可鉴
如今的云南以出产烟草驰名，且风景秀美、气候宜人、民俗多彩。除此之外，大多数身处内地的中国老百姓，对这片偏远的红土地未必有太多了解。其实千百年来，云南居于控制中国西南与中南半岛的关键地位，甚至一度是“地区超强”。
唐朝中前期国力极盛之时，西部的外围自北至南，分别与回鹘、吐蕃和南诏三大强国为邻。兴起于今大理洱海一带的南诏国，军队打仗很彪悍，与唐朝之间爆发过多次冲突。唐玄宗统治的“开天盛世”后期，曾两次出兵攻打南诏。天宝十年（751年），唐将鲜于仲率八万大军远征南诏，大败，唐兵死六万人。天宝十三年，唐将李宓又带七万大军前来，大理一战，全军覆没。如今游客到大理，还可以看到一处名胜“将军庙”，就是为兵败身亡的李宓所立。南诏还把战死的唐军官兵尸体掩埋在一起，建了“大唐天宝阵亡战士冢”（俗称万人冢），当地人年年祭拜。
白居易《新丰折臂翁》诗有云：“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爷娘夫别妻。皆云前后征蛮者，千万人行无一回。”说的正是天宝年间两次征南诏之战给中原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安史之乱”（755~763年）后，唐由盛转衰，南诏反而更强，不断侵扰唐朝及其南疆藩属，曾两陷安南，迫使唐中央政府不得不调重兵镇守南方最大的要塞桂林，酿成“庞勋之乱”（868年，戍守桂林逾期不得归家的徐州、泗州籍士兵，在长官庞勋带领下集体哗变北返）。这次波及自岭南到江淮大片地区的兵变虽最终被平定，却进一步削弱了唐朝的根基，使之无力镇压10年后爆发的破坏力更大的黄巢起义（878~884年），以至于统治最终崩溃。
南诏不仅与唐朝作战，也积极向西、向南扩张。有记载说，南诏的军队一直打到暹罗湾（今泰国湾，位于中南半岛与马来半岛之间）。南诏一举成为中南半岛超级强国，其他所有地方政权都不得不承认它，或臣服于它。
10世纪初，即唐朝灭亡前后，南诏也走向了衰落，段氏建立的大理国乘势兴起。大理与稍后一统中原的大宋之间关系很好，彼此没有发生过战争。它也继承了南诏的政治遗产，成为威震中南半岛的地区强权。
为什么大理国跟宋朝能和平相处呢？因为宋太祖很明智，他说南诏对唐朝造成了重大伤害，我们不要重蹈覆辙，也不强求大理必须对大宋特别表示恭顺。据史籍记载，宋军占领蜀地后继续进兵西南，逼近大渡河边，太祖玉斧一挥，在地图上画了一道界线，说大渡河以西都给大理好了，大理方面自然也乐意接受这样的安排。
上述“唐亡于南诏”的教训，不仅年代较近的宋太祖引以为戒，现代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也从学术角度予以肯定的论证。可见偏居西南一隅的云南，确曾关系到中国历史上最鼎盛王朝的灭亡，我们能说云南的地位不重要吗？
群雄迭起 桀骜不驯
大理国的疆域，与它取而代之的南诏差不多，大致说来包括了今云南省和川西南地区，以及今缅甸东北部、老挝北部和越南西北部。
大理国经常恃强欺负安南。如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大理国出动二十万大军进攻安南。南宋初年，大理国又介入安南的王位继承之争。原来安南国王李乾德有一个庶子（无王位继承权），从小作为人质送到大理国寄养，改名赵智之。绍兴八年（1138年），安南国王李阳焕（李乾德之侄）死，大理派军队护送赵智之归国，与李乾德嗣子（有王位继承权）李天祚争夺王位，而南宋朝廷支持李天祚。这场角力最后虽以赵智之的失败告终，不过也足见大理国当年在中南半岛确有一定的影响力。
元代时云南正式归属中央王朝管辖。蒙元统治者治理云南，一方面借助大理段氏后裔的势力，另一方面也依靠蒙古人和来自西北的色目人组成的军队。明太祖朱元璋将蒙元势力逐回漠北后，欲以和平方式解决云南问题，曾多次派使者前往谈判，均被元朝册封在云南的最高统治者梁王杀害，遂决定用武力征服云南。
洪武十四年（1381年）九月，明太祖命颖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将军，永昌侯蓝玉为左副将军，西平侯沐英（前文提及的黔国公沐天波之先祖）为右副将军，率大军三十万征云南，梁王派遣达里麻将兵十万驻屯滇东重镇曲靖抗拒。双方经过激战，洪武十五年一月六日，梁王兵败自杀，云南成为明朝大一统版图的最后一块“拼图”。
但明朝对云南的管治，仍然遇到意想不到的麻烦，因为那时候以今中缅边境重要口岸瑞丽为中心，兴起了一个麓川政权（元朝曾在该地区设立过比行省低一级的政区“麓川路”），有的海外学者称之为“麓川帝国”——顺便说一句，五十年前我下乡插队，去的就是那个地方。
麓川政权是掸族人建立的，“掸族”是缅甸方面的习惯称呼，也就是我们中国境内的傣族。麓川政权在元朝中期兴起，名义上臣服于元朝，其实是土皇帝。经过多年经营，到了明朝，它变成一个拥有二三十万军队的地方强权，跟明朝、缅甸两方不断地打仗。缅甸在麓川政权的持续威胁下，难以发展，而自15世纪40年代初起，明朝先后发动了五次战争，前后历时数十年，好不容易才将其压制住。
16世纪中叶前后，麓川政权在新兴的缅族东吁王朝接二连三的打击下瓦解。1551年，东吁王朝由莽应龙继位。他率军灭掉掸族建立的阿瓦王国，完成缅甸的再次统一，填补了麓川政权衰落后中南半岛出现的权力真空。但一直到1604年，麓川政权才最终灭亡。
跟明朝一样，“麓川帝国”前后也存在了近三百年，它东边的地盘，基本上就是原来南诏及大理国西部的领土。
“缅地转大，几埒天朝”
莽应龙统治时期，东吁王朝成为缅甸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国土东到林城（今老挝首都万象），西至印度东北部的曼尼普尔，南抵印度洋，北达现中缅边境缅方一侧的九个掸族土邦，占据了大半个中南半岛。莽应龙曾亲率军队进攻暹罗，一路势如破竹，逼着暹罗国王签城下之盟，乖乖前来上贡。
1567年，莽应龙向暹罗王摩诃查克腊帕克求娶其女（当时东南亚国家之间流行两国政治联姻，这种婚姻与中国婚配要讲辈份的习俗不同），遭到拒绝，于是大举兴师问罪。他所调动的军队数量，有说法称竟达九十万之众，今人经考证认为可能没有那么多，但几十万应该是有的。自1568年11月起，缅军包围暹罗首都阿瑜陀耶城，围城十个月之久，暹罗方面坚决抵抗，城内的葡萄牙雇佣军用火器向缅军扫射，造成很大的伤亡。
直到1569年8月，缅军方才攻克阿城。莽应龙盛怒之下将暹罗王处死，大肆劫掠之后，将该城大部分臣民劫掠到缅甸南部的白古，只留下不到一万人。缅甸由此开始了对暹罗长达十五年的统治，国土面积大大增加。
东吁王朝与明朝的关系又如何呢？明朝初年，中央政府在现缅甸北部和云南西部的掸族地区，设立了好几个宣慰司，统治着广大的地区。这些地区，目前有些还留在中国境内，但大部分已经不在了。东吁王朝统一缅甸之后，极力扩张，不仅攻打暹罗，也不时挑衅明朝。
嘉靖（1522~1566年）到万历（1573~1620年）年间，中缅双方进行了持续半个世纪的战争，规模和强度都很大。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三十四年（1606年），缅甸两度大举进攻明朝，每次出动部队达到三十万（或者号称三十万）。
与同一时期发生在欧洲的战争相比，上述两次中缅之战是什么规模呢？十六世纪后半叶，法国胡格诺战争（天主教与新教教徒之间的宗教战争）一些最重要的战役里，参战双方人数大体上各为1万至1万5千人。到了“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欧洲国家内部混战）期间，兵力投入大大增加，但没有一次是单一战场投入兵力达二十万人的会战。直到十七世纪晚期，才有像维也纳会战（1683年）这样的二十万人级会战，这次会战中，九万人的波兰与奥地利联军，击败了十五万人的奥斯曼土耳其军。显然，那个年代欧洲国际大战的规模，比不上晚明时期的中缅战争。
由于明军在对缅作战中失败，前面提到的明初在缅北设立的孟养、木邦、缅甸、八百、老挝、古喇、底兀刺、底马撒等宣慰司，以及孟艮御夷府均被东吁王朝控制了。这使明朝丧失了大片领土，而缅甸则大大拓展了疆域。明末文人沈德符（1578~1642年，著有笔记体裁的《万历野获编》）说：
“此后缅地转大，几埒天朝，凡滇黔粤西诸边裔谋乱者，相率叛入其地以求援，因得收渔人之利，为西南第一逋逃薮，识者忧之。”
言下之意，他认为缅甸国土之大几乎与明朝（即“天朝”）相等，这并非故作惊人之语。那时候云南等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首领一旦反叛明朝，都会跑到这个雄踞中南半岛的超级强权去求助。缅甸一时成了对明朝西南边疆形成重大威胁的敌人。
彩云之南 复兴所倚
既然明代的云南地区七成以上都是非汉人居民，地方反叛和外部军事侵扰又如此频繁，在当地维持统治很不容易，为何中央政府一直不肯放弃这片蛮荒的疆土？因为云南是中国乃至东亚少见的矿产宝库。
喜好游历的晚明人文地理学家王士性（1547~1598年）说过：全国其他省的矿石都很少，找矿就像抓野兔，所谓“走兔在野，人竞逐之”。但云南的矿太多，就像在市场售卖的兔子一样，太多了，看都不想看，所谓“积兔在市，过者不顾”。明末清初大科学家宋应星也说，“凡银中国所出……不敌云南之半”，即云南是中国最大的“银山”。众所周知，“倭寇”危害明代中国那么长时间，就因为日本的银矿出产大量银子，拥有强大的购买力，而明廷又严格限制对日贸易，日本浪人、游商便以亦盗亦商的方式大举参与中国沿海的走私贸易。既然云南也有大量银子，如果不牢牢控制住，说不定会成为中原王朝统治的又一个祸害呢。
上面说了这么多，归根到底是要强调一点：自唐代以来，历经到宋元明三朝，前后上千年的漫长历史里，看似偏远荒僻的云南，其实是与中央王朝国运攸关的一片土地，其政治、军事、经济以及“国际”关系诸方面的价值，谁也不能轻易低估。
这就回到本文最初提出的疑问：为何四处颠沛流离的永历小朝廷，既不往东渡台海依郑成功集团，也不往南入安南或暹罗避难，反而选择看上去最为不利的“西狩”之路呢？
我们再来看看，永历帝“西狩”途中最依赖的是谁？永历政权麾下直接“掌握”的主要军力，是原张献忠麾下的大西军余部。可讽刺的是，大西军曾是明朝不共戴天的死敌。崇祯八年（1635年），正是张献忠带领人马攻下明朝“龙兴之地”中都凤阳城，把明太祖朱元璋的祖坟都给挖了。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张献忠攻占武昌，将明楚王朱华奎处死并分食其肉。同年八月，张献忠攻克四川成都，杀死明瑞王朱常浩，迫使成都王朱至澍、太平王朱至渌自杀。
大西军诸主将中，李定国是真正效忠永历政权的，孙可望则暗自盘算想自己做皇帝。因此，永历朝廷君臣在安龙讨论逃亡路线时，几大将领之间发生激烈的争执，孙可望反对到云南，而李定国坚持要去。最后，李拔出宝剑以自杀相威胁，众将夺下宝剑，这才达成妥协，采纳他的西迁建议。
由此可知，依靠这样一支前有宿怨且人心不齐的大西军，对硕果仅存的南明永历小朝廷来说，风险实在太大了。但永历帝既然不得不“西狩”，大西军却又是唯一一支他可以指望的抗清武装。
问题的关键是，此时此刻，对永历帝忠心耿耿的李定国，一心坚信“西狩”云南乃至缅甸，才可安邦定国。他这么想的最主要原因，应该是云南拥有丰富的矿产，能以丰厚财力支持永历朝廷和军队作战。对云南及周边地区的历史和现状，相信他也有所耳闻。在晚明时代中南半岛三大强国中，缅甸的武力最强、领土最广。如果永历政权要找一个“复兴基地”的话，云南无疑是上选；要找一个庇护者的话，缅甸无疑比安南、暹罗更有资格。
从后世人的眼光看，清朝统一中国近四十年征战中，如果算上“三藩之乱”时期（1673~1681年），以云南为大本营的吴三桂之降而复叛，云南的抵抗无疑是最激烈、最持久的。这大体证明了“永历西狩”的最终拍板，是李定国基于当时所见所闻，反复考虑后力排众议的结果，可以说有相当的合理性。
“咒水之难” 英雄气短
李定国是陕北农家子弟出身，十岁时就跟随张献忠起事，被收为义子，南征北战。他固然上阵勇敢，也有谋略，肯担当重任，但对当时云南本地的实况，以及周边变幻莫测的国际局势，恐难有真正的把握。况且战局危急，戎马倥惚，又兼通讯不便，情报不畅，他更不可能去做细致的调查。
而在“永历西狩”成行之前，云南和缅甸都已今非昔比了。在嘉靖、万历两朝与缅甸的几十年战争中，云南作为主战场受到严重破坏。史籍记载，滇西南地区“三宣（宣慰司）素号富庶，实腾越之长垣，有险而不知设，故年来俱被残破，凋敝不振”。万历十一年（1583年）缅军“分道入寇，伤残数郡，蹂躏一方”，留下一片“白骨青磷”，以致数年以后，“人犹切齿”。
万历年间曾任重庆府知府的朱孟震所著《西南夷风土记》一书中，记载了缅军在战区进行的残忍屠杀：
“凡有罪者，群埋土中，露头于外，以牛耙之，复覆以柴草举火焚之，彼自纵观以为乐。江头城外有大明街，闽、广、江、蜀居货游艺者数万，而三宣六慰被携者亦数万。顷岁闻天兵将南伐，恐其人为内应，举囚于江边，纵火焚死，弃尸蔽野塞江。”
南明初期蒙自土司沙定洲之乱（1645~1648年），更是火上浇油，令滇云大地残破不堪。一度强横的缅甸东吁王朝，也苦于多年内外征战，国力消耗，内部各种矛盾日益尖锐。在国王他隆死后，平达力在位统治时期（1648~1661年），更是江河日下，已很难有余力支持永历政权对抗清朝大军。
形势极端不利，决策难以周全，“永历西狩”的最终结局，可想而知。
南明永历十三年（1659年）正月，吴三桂部占领昆明，“西狩”云南不过三年的永历帝慌忙经腾越（今腾冲）越境入缅甸，成为有史以来逃难到外国的唯一一位中国皇帝。吴三桂继续以强大武力相威胁，逼迫缅甸交人，后者无力抗拒，只好答应引渡永历帝，以换取清军撤兵。1661年8月，缅甸国王派人在一个叫咒水（名字听起来就很不吉祥）的地方把永历帝抓了起来，并追杀其随从大臣官员数百人，史称“咒水之难”。
同在这一年，清顺治帝在北京得天花病死，而郑成功为开辟新的抗清根据地，挥师渡海，打响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的战役。
第二年6月初，吴三桂在昆明缢杀永历帝朱由榔父子，南明最终灭亡。仍在滇西南坚持抗清的李定国，闻讯后忧愤而逝（郑成功也几乎同时在台湾去世）。“永历西狩”的悲壮故事，至此黯然落幕。
三百年间 犹有余绪
“永历西狩”是数千年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小事件，在“十七世纪总危机”的全球史视野中，却是一个大事件。只短短维持了十余年的永历政权“死于非命”，而历史的车轮继续滚滚向前，自那时至今的数百年岁月里，云南地区以及缅甸、安南（越南）在中国的内政和外交上，仍然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先说吴三桂。他降清后受封平西王，为新主人前驱，打遍大半个中国。后据守云南，野心膨胀，欲自立为帝，于是打起反清旗号。他的部队主力都是从辽东带来的，又在云南本地补充了很多精悍兵员，战斗力相当强，一旦兴师“北伐”，不免势如破竹。跟他一样因功受清朝册封的平南王耿精忠、靖南王尚可喜，分别起兵于福建和广东，与之遥相呼应。此即著名的“三藩之乱”。
在清朝入主中原268年的历史上，直至鸦片战争爆发以前，“三藩之乱”是它遇到过的最大统治危机。这场危机最初的引爆点，就是“边远”的云南。
从有清一代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的关系来说，同样是打打停停，扰攘不断。越南（安南）对清朝不像对明朝那样主动挑衅，但彼此时有摩擦，特别是越南国内发生朝代更迭时，清朝作为宗主国都要进行不同程度的干预，甚至为此发动过战争。双方累计参战人数相当多，而清军即使能打赢，往往只是一场惨胜。
清朝与缅甸之间也屡有战事，“武功”极盛的乾隆年间（1736~1796年），曾四次出兵攻打缅甸，动员大量兵力，前后一共花了九百多万两白银的军费，仅仅与对方战成一个平手。清军在越南和缅甸出师不利，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多由北方军人组成的部队，备受中南半岛流行的热带病困扰，比如一次与缅甸的战事中，参战清军大约四成的士兵都病倒了。
到了民国初期，1916年袁世凯复辟称帝，把“中华民国”改成“中华帝国”，曾训练云南新军并率众响应武昌起义的蔡锷将军，又一次在昆明发动护国运动，誓师北伐。尽管他“出师未捷身先死”，但反袁运动获得成功，蔡锷与滇军应记首功。
蔡锷的副手唐继尧接管云南，野心很大，自己取了个号叫“东大陆主人”，率滇军四出征战，先后占据两广及四川南部很多地方。1917年夏天，孙中山在广州发动“护法运动”，驻粤滇军就是他倚重的主力，孙出任广州护法军政府大元帅，唐继尧为麾下两元帅之一（另一位是旧桂系首领陆荣廷）。可后来孙、唐关系恶化，竟至于兵戎相见。
放眼中国现代军事史上，云南的深厚尚武传统也起了极大的作用。僻处西南一隅的昆明，有著名的云南讲武堂，与保定军校、黄埔军校并称民国“三大军校”，中共的两大元帅朱德和叶剑英都出身于这里。抗战初期鼓舞全国人心的台儿庄大捷，滇军是作战主力。1945年8月日寇战败投降后，奉命派到越南受降的，同样是滇军部队。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在国境以外接受战败的敌军投降，真可谓一雪前耻，扬我国威。
而那一年，恰好是“永历西狩”起行三百年祭的前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