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印度公司的阴影，仍未从全球化进程中消散

　　东印度公司的阴影，仍未从全球化进程中消散

　　严杰夫

　　813

　　2017-03-27

　　严杰夫

　　一

　　哈佛大学历史学家、亚当·斯密研究专家艾玛·罗斯柴尔德在《帝国豪门：18世纪史》中，曾记述了一个生活于18世纪的英国家族的隐秘历史。这个名为约翰斯通的家族很难说是个显赫家族，艾玛提到“在那个时代的公共事件中，约翰斯通家族所扮演的不过是一些微不足道的角色”，但她又发现，“约翰斯通家族的历史是一个关于帝国之多重效应的故事”，例如当时刚渐入佳境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就与这个家族有着紧密联系。

　　艾玛·罗斯柴尔德发现，约翰斯通家族的财产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这个家族的核心成员——约翰·约翰斯通在东印度公司任职时寄回的钱。读到此处，大多数人或许会认为，约翰斯通家族或许就是躺在印度殖民地之上赚取暴利的“蛀虫”，但艾玛·罗斯柴尔德却又立刻澄清，约翰·约翰斯通的财富并不仅是赖于印度任职期间的“便利”，他们的成功“综合着机遇、决心，以及有效利用各种信息的结果……”

　　尽管，艾玛·罗斯柴尔德的这部作品的主角是约翰斯通家族以及他们生活于其中的蒸蒸日上的英帝国，但在这个家族的背景中，我们能些许看到18世纪东印度公司所拥有的野心，以及其内里已开始慢慢形成的致命缺陷。

　　事实上，一直以来东印度公司在大多数作品中总是以负面的形象出现。在亚当·斯密等启蒙学者眼里，它是妨碍自由贸易的“反面代表”，而对于卡尔·马克思等左翼学者来说，它又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但我们又不能忽略，它的确是实施现代企业制度的先驱者，是股份制的最早实践者，也是最先受益于经济全球化的“尝鲜者”。因此，想要穿过历史的迷雾，梳理清楚东印度公司的历史形象，我们就不得不从整体去把握东印度公司的兴衰过程。而日本学者浅田实的《东印度公司：巨额商业资本之兴衰》，就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窗口。

　　二

　　浅田实的《东印度公司》并不厚重，却以深入浅出的语言梳理了东印度公司超过两个半世纪的发展史。有意思的是，浅田实的这部作品虽然主要是围绕英国东印度公司来展开，但他在书中却将“东印度公司”这个历史名词的内涵，覆盖到当时西方设立的所有类似公司之上。尤其是最早崛起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作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早期竞争者，其历史更是被作者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崛起历史穿插在了一起。

　　英国东印度公司尽管在1600年就获得了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的特许而设立，但其并非一开始就拥有垄断地位。它的成功也是与对手竞争的结果。在成立初期，英国东印度公司并没有立刻设立起现代化的治理模式，采取的是早期殖民者通常采用的“单次航海”与“合资”的企业制度，拥有浓厚的临时色彩。也就是说，它最初的经营是抱着的“捞一笔算一笔”的理念，因此稳定性非常差。反倒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甫一成立，就采取了股份制的现代模式，经营的稳定性就强了许多，所以后者也被看成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家股份制公司”，成为后世企业效仿的榜样。

　　直到1657年克伦威尔时代，英国东印度公司实施改革后，才正式确立了有限责任制度，由此步入了现代股份公司的行列。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经营至此才建立起了稳定的商业盈利模式，并在经营上逐渐走上正轨。那么，作为后来者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又是如何实现“超车”，将荷兰东印度公司排挤出国际贸易的主流舞台的呢？

　　三

　　浅田实后来在分析这一问题时指出，这主要还应归咎于地缘政治的因素。荷兰尽管作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国家，在海上有着巨大的优势，但它在欧洲大陆上却始终感受到法国等老牌大国的威胁，相反与大陆相分离的英伦三岛则无须过多考虑其他国家的压迫，而能更无阻碍地走上全球贸易扩张的步伐。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经过改革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在经历了与荷兰的三次海上战争后，逐渐在全球贸易尤其是东印度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正如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指出，荷兰在国际贸易舞台上由强盛走上衰弱的原因，最主要的还是与地理位置有关系。

　　当然，除去国际竞争，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发展初期也面临着来自国内产业工人的压力。工业革命前的英国纺织业还处于资本主义初期的手工作坊阶段，在面对物美低廉的亚洲棉织物时，毫无竞争力。以印度棉织物进口为主营业务的东印度公司的崛起，自然也给国内的相关产业带来了巨大冲击。由此，17世纪末的英国爆发了“小册子大战”，在那些流传在城市里的小册子里，存在大量针对东印度公司的批判，并推动英国议会此后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印度棉织物进口的禁令。

　　然而，从17世纪末的历史潮流来看，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崛起是建立在国际竞争以及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其商业模式符合时代潮流以及市场需求。因此，一系列严苛进口禁令的实施，也难以抵挡由其主导的这股贸易潮流。当然，浅田实同时也提到，由于在前期已经获取了巨大成功，实施了股份制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已吸引了包括英国上层阶级在内的大量投资者，甚至于当时的首相也成为了它的股东。因此，东印度公司已开始与上层统治者之间产生千丝万缕的利益关联，它的发展自然也就不可能因为几道禁令就停滞。

　　不过，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东印度公司与统治集团间的利益开始变得盘根错节，而国内产业界对其他的批评也不绝于耳。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则开始从道德和商业的关系角度，反思东印度公司在海外的殖民贸易模式。这一切都为东印度公司此后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四

　　此后，东印度公司的发展还经历了两个关键阶段：一是17世纪末，为了对抗旧的东印度公司，英国国内成立了新东印度公司，随着1688年光荣革命的爆发，旧东印度公司失去了王室的庇护，到18世纪初，新旧两个东印度公司与国王之间达成协议，并于1709年合并为“联合东印度公司”。联合东印度公司的成立，不仅进一步强化了其在英国对外贸易方面的垄断地位，也使公司在运营过程中逐渐带有国家色彩。另外，联合东印度公司成立后，尽管公司的组织体系得到了巩固，但股东大会的话语权被削弱了，董事会的职能则被强化。这样的转变也使得东印度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开始出现独裁、专制色彩。

　　二是18世纪以后，东印度公司在运营对外贸易的同时，也开始成为英国争夺海外殖民地的机器，尤其在印度，东印度公司成为大英帝国与法国斗争的重要工具。其标志性事件是1757年爆发的普拉西战役。从此时开始，东印度公司作为商业公司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改变。它大量雇佣印度兵参与殖民统治的行为，使得公司的政治色彩越来越浓，最终在历史上留下了臭名昭著的名声。有意思的是，导致东印度公司最终崩溃的1857年印度兵大叛乱，正好发生在距普拉西战役100年之后。东印度公司选择的这条与帝国政治利益捆绑在一起的道路，也葬送了自己的前途。因此，浅田实才会评价道，“公司的怪异行为，导致其培养的印度雇佣兵反而扼住了公司命运的咽喉”。

　　不过，东印度公司的后期发展及其经营模式上的重大转变，也对英国国内带来了深刻影响。18世纪到19世纪初，在英国出现了一个名为“Nabob”的阶层，这一时代也被称为“Nabob”时代。“Nabob”指的是在印度成为富豪后回到国内的英国大富豪、大财主。这一阶层的出现引发了英国社会观念间剧烈的冲突。一方面，许多英国人都向往能够成为东印度公司的职员；而能有机会跻身成为“Nabob”的一员，另一方面传统的英国精英又将这一阶层看作是“暴发户”，对其鄙夷和不屑，并严厉地抨击这一阶层的财富是建立在对印度人的残酷剥削之上的。

　　五

　　回顾历史，英国东印度公司作为世界经济史上受益于国际贸易而诞生的第一个跨国“巨兽”，其本身已带有现代企业的特性，但在某种程度上却依旧还未摆脱中世纪商业组织所惯有的腐败色彩。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命运则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又是它自己对商业利益和商业道德平衡取舍的结果，它的历史也就成为时代困境的真实写照。或许，艾玛·罗斯柴尔德的这句话是对这一困境的最好诠释：“新政治经济体系之所以被认为是不现实且充满危险性，是因为它忽视贸易对文明和美德的要求，而新的政治经济体系却在不断颠覆人们的传统美德观”。

　　正是有了这样的复杂性，东印度公司一开始就给现代经济学提供了丰富的案例素材。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到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再到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在这些经典理论中，东印度公司始终都是最受关注的研究对象。即使是对于今天的跨国公司，东印度公司的模式也仍有着巨大的参考意义：它一方面告诉我们，全球化提供了怎样一幅宏大的商业图景；另一方面又在提醒我们，在商业利益面前，我们该怎样去面对居于人类文明核心位置的那些美德。

　　然而，历史往往并不如愿地向我们向往的方向驶去，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崩溃也不意味着它曾代表的暴戾、丑陋的商业模式的消亡。就在其解散后不久，19世纪末期英国的其他私营贸易商又迅速崛起，填补了东印度公司身后的空白，并在远东地区掀起一场场军事冲突和殖民侵略。更为吊诡的是，这些公司有些直到今天依然在全球商业领域拥有巨大的影响力，这些东印度公司的“继承者”仿佛是时代的“活化石”，在让人回忆起全球化商业刚刚兴起时的风云激荡的同时，也在警示我们东印度公司的阴霾似乎至今未能在全球化进程中彻底散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