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与中国的“边缘革命”
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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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3-27
盛平
根据科斯教授的理论，中国改革开放实际分两种路径：一是政府主导的改革，再就是“边缘地带的革命”。
“文革”结束后，中央政府便启动了经济改革，这个改革最初以“洋跃进”的形式出现。当时的领导人有非常强烈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愿望，并制定了1976—1985的十年经济计划，史称“洋跃进”。“洋跃进”至1979年4月被终止，随即形成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实际是以整顿为主。在工业领域，要求降低重工业发展速度，加速提高对轻工业投资，减少生产领域的资本投入，增加住房和其他非生产领域的政府开支；在国有企业的经营方面推出放权让利政策，赋予地方政府和各类企业更多自主权，以提高积极性。这次以国有企业改革为重点的经济调整虽然取得了一些效果，但并没有将国企从政府高度控制下解放出来，更谈不上对当时经济体制产生革命性影响。
在政府主导的改革陷入停滞时，真正有突破性的改革，在中国经济的边缘地带暗潮涌动：真正的改革先锋不是拥有各种特权、被奉为社会主义掌上明珠的国有企业，而是那些落后的被边缘化的群体，他们在现行体制下受到各种歧视。尽管如此，正是这些处在中国社会边缘地带的经济力量，成就了一系列变革，为日后的市场转型铺平了道路。
科斯在其“边缘革命”理论中，将城市个体户与农村包产到户、乡镇企业及经济特区并列，称它们都是主流政策引导之外的边缘力量。“边缘革命”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有民间自发的性质，但必须看到，耀邦同志对各种边缘经济力量的引导、支持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具体来说，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农村的承包制，二是农村的乡镇企业，三是城市的个体户，四是经济特区。
第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在这个“边缘革命”中，最重大的变革是在农村爆发的。农村“边缘革命”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改革初期中央和地方一些领导的因势利导、鼓励支持。耀邦主持中央工作以来，从1982年到1986年的5个中央“一号文件”，谈的都是农业问题。耀邦说，“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了大部分，农村问题解决不好，国家问题就不好办，改革必须先从农村做起”。
第一个“一号文件”肯定了包产到户为主的农村生产责任制，土地由个人承包，但多年形成的条条框框挡在那里，在当时是绕不过去的。用一个什么名称才能让上上下下的人都接受呢？耀邦回忆，当时他在勤政殿来回踱步，有一天脑子里突然现出这个词，马上用纸写下来。写完后他笑出来了，这几个字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下分田单干、包产到户都绕过去了。
第二，乡镇企业。
与包产到户几乎同一时期，在中国农村上演了由乡镇企业主导的农村工业化革命。
1983年底，耀邦在书记处会议上讨论第三个农村“一号文件”时，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农村重点发展专业户和重点户。耀邦指出：“不能把眼光只放在18亿或者20亿亩土地上，只把眼光放在粮食上。必须要逐渐从耕地的狭小范围内一步一步地、积极地冲出来，离土不离乡。冲出来从事什么业呢？第一是各种各样的养殖业，第二是开发业，第三是山林业，第四是加工业，特别是饲料工业、食品工业，第五是运输业，第六是服务业，第七是建筑业，第八是采矿业。门路不是一项二项，要一步一步地做到本世纪末或者下世纪初从事种植业的人达到三亿左右，占百分之三十的样子。”之后，农村政策中开始大力扶持这一新生事物。
耀邦1984年初在贵州讲话说，要发展专业户，是我党继农村承包责任制之后的又一大政策。
耀邦所讲的发展专业户，不仅要发展种植、养殖专业户，而且要发展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发展交通运输、储存、加工、流通等领域的专业户。这实际上是在发展专业户的说法下，全面发展民营经济的宣言书。
在后来乡镇企业的发展中，农村的重点户和专业户，一开始他们的出身就是农村私营经济的代表。应该说这也是后来农村工业化很重要的一支力量。
1984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四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农牧渔业部和部党组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的通知》，把当年的社队企业定名为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和社队企业在后来农村的现代化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当然，这一类企业的性质在当时是属于集体性质。到90年代以后，在下一轮的改革中，这些“戴红帽子”的企业基本上都转换了所有制性质。
第三，城市个体户。
到70年代下半期“文革”结束之后，“上山下乡”运动终止，大批知识青年陆续返城，当时中央在媒体宣传中使用的是“待业青年”的称谓，但这掩饰不住知青就业的严峻形势。1979年，返城知青安置问题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突出问题。当时，耀邦刚刚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便在一线来处理这些紧急、日常的、大面积的问题。耀邦的认识和思想，对于知青由“待业青年”转为城市个体户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认为没有必要掩盖社会矛盾、自欺欺人。他说，要把城市几百万待业青年安排好，我们用“待业”两个字，外国人说本来是失业，要把这个问题说透。
80年代初中国城市个体经济崛起，成为推动中国改革事业一股重要的经济力量。
第四，经济特区。
在推动中国市场转型的几种“边缘革命”中，深圳及其它经济特区的开创和发展，在推动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过程中起到尤为关键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国门初开，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草创伊始，各方面对开放和创办特区的知识比较缺乏，思想没有完全统一，创办经济特区从起步到建设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坚决反对、坚持不同意见的人很不少，主要是担心搞资本主义。在中央担任一线领导职务的耀邦同志，对经济特区的支持不遗余力。
当时耀邦和习仲勋同志顶住了很大的压力。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长期与耀邦共事的胡启立回忆：“自从耀邦发表支持意见以后，无论广东、深圳出任何一点问题都有人说三道四，向耀邦同志发难，耀邦同志在小平同志支持下，坚决顶住，尽全力支持保护特区的健康发展。”当时耀邦同志保护特区，保护广东，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和探索，是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的，稍有点私心杂念就有可能使改革开放的大局受挫。
袁庚在谈到蛇口工业区所取得的成绩时感慨地说：最主要的还是由于中央和省的支持，那时候胡耀邦、万里、胡启立、任仲夷、刘田夫……都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科斯教授的“边缘革命”理论对中国80年代经济改革的描述是非常准确的。边缘地带蓬勃发展起的四股力量，为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型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正是有了“边缘革命”的发展，中国才有了改革开放后举国上下蓬勃活跃的经济力量，也才有了新世纪国民经济的长足进步。而在研究“边缘革命”的重要历史作用时，自然无法忽视耀邦在“边缘革命”中的重要作用。
“钓鱼台没有经济理论，要到基层去”，耀邦曾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