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巅之城”：美国的出世、入世与弃世
庞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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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2-27
庞溟
无可奈何的出世：
以退为进，迂回反击
1630年的春天，在驶向美洲大陆的“阿贝拉”号上，新英格兰清教移民领袖、后来的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首任总督、牧师约翰·温索普对一千多名清教徒移民发表演讲：“我们将如山巅之城，为万众瞩目。因此，如果我们在已经着手进行的事业中欺蒙我主，使主收回目前赐予我们的庇佑，我们必将成为世人笑柄，天下丑闻。”用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美国人》三部曲的作者丹尼尔·布尔斯廷的话来说：“事后三百年，没有人能够比他更好地表达美国的命运感。”
“山巅之城”一词出自《圣经·马太福音》第5章第14节：“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许多人把它看作是美国外交政策中具有主导性的孤立主义和“例外主义”倾向的生动象征。清教徒怀着宗教信仰自由的理想到达美洲大陆，正如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默克所说，他们相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相信自己的使命是以纯正廉洁的方式“身体力行地超度旧的世界”：为这个世界树立一个榜样，但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距离。
不少学者甚至认为，这种源于清教徒与欧洲分割开来的乌托邦愿景，“在本质上是孤立的、被动的，也是克制性的”，此后乔治·华盛顿警告不要与他国过分亲密的“告别演讲”以至于著名的门罗主义，都与之一脉相承。“即便是当美国已经上升到全球霸权地位，其触角和影响力席卷整个大陆而且漂洋过海的时候，美国人仍然深信他们的国家天然倾向于被动、隔山观虎斗和与世隔绝”。
但在历史学家、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之一、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根看来，美国从早期殖民地时期到1898年美西战争间“野心勃勃、侵略成性”的对外扩张，足以说明美国外交政策的主流传统是理想主义与干涉主义，是单枪匹马挑战旧世界秩序，而不是现实主义和孤立主义。
卡根在《危险的国家》一书中指出，内向、被动、超然物外、漠不关心……这种种清教式的美国形象，都是美国人对自己认知的偏差与误导。“只有受到威胁时才会做出反应的孤立主义和天性被动的美国”，是一个虚假的手制的神话。是殖民地早期各种客观的艰苦环境限制了清教思想的发展，而非清教徒们心甘情愿自我孤立、与世隔绝。
用清教徒思想研究学者佩里·米勒的话来说：“清教徒移民并不是要从欧洲撤退：这是一个迂回进攻”。清教徒坚信自己被上帝派到新英格兰，是为了最终返回母国，加快英格兰和苏格兰改革的步伐，是为了传播欧洲文明，而不是在逃避它。
积极贪婪的入世：
既不神圣，也不和平
卡根指出，美国对外扩张的基因事实上具有对自由的追求，包括“个人自由、经济利益、个人成就、贪婪、对土地和利润的欲望”。美国幅员辽阔、地广人稀的自然条件吸引个人大胆冒险，同时“一个建立在自由原则之上的政府”并不容易阻挡自己的公民扩展生存空间。在移民中不断产生的自由意识、独立观念以及对土地的强烈占有欲，最终稀释和瓦解了教义中的服从和自我控制的观念。到18世纪初，信奉清教的新英格兰地区也已经形成了盎格鲁-美洲地区的“新兴的世俗和商业文化”，新英格兰人“放弃了他们建立山巅之城的宏伟理想”。
“积极的扩张主义和贪婪的物质主义，以及一种促进两者并为其提供合法性的支柱性文明思想体系”，让美国社会变得日益世俗化和现代化。贪婪利己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现代精神构成了美国社会的基石，“这比美国革命宣布自由和追求幸福是所有人的自然权利还要早一个半世纪”。“它一点也不神圣，一点也不和平”，并成为移民们对外扩张的强大动因，让这些新殖民者相信自己的文明“无论对于推动者还是被推动者都是有好处的”，相信自己能凭借自由和宗教施恩于未教化的印第安人，相信自己优于“嗜血成性的西班牙人和奸诈的法国天主教徒”等其他欧洲殖民者。
与此相反，其他国家和民族对美国的印象却实在欠佳。自17世纪早期以来，在整个北美大陆一直遭到驱赶的印第安人对18世纪20年代后期一个墨西哥委员会的结论应该没有什么异议——美国人是最为“狼子野心的民族，毫无诚信，总是觊觎着邻国的土地”。先后被美国人赶走的西班牙人、法国人、俄罗斯人和英国人，估计也会这么看待“单枪匹马”、“好战”、“不安本分”的美国人——“一个可怕的敌人”。一位法国外交官更是这样抱怨这个具有侵略性的国家：“美国人获取路易斯安那之后，他们似乎已不能忍受其周围的任何栅栏了。”
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自己的告别演说中提出，乔治·华盛顿在很久以前就已形成了某种愿景，认为美国应该“要顺着落基山脉的西部斜坡一直扩展到眺望密西西比河的广大区域”。用卡根自己的话来讲：“这不是在心不在焉中偶拾的帝国，但也不是通过精心设计而得到的。每次领土获取都带来一种新的视野，新的抱负。一个心愿的实现又催生了另外一个。也许最准确的描述是，这是通过坚定的机会主义路线获得的帝国。”
三位一体的普世文明：
宗教、商业与共和政体
那么，什么是美国人心目中的文明？卡根认为，“美国人没有古老的神话可引以为豪，没有君权或者教会可以当成国家精神的象征”。美国人之所以能团结在一起，更多地是由于某种超国家的、普世性的道义，出于“对某种自由、民主、共和的共同理想，而不是对土地或者对国家的某种个人象征的历史性忠诚”。
另一方面，许多美国人习惯于像亚当·斯密那样认为“国际贸易是一个物质问题，也是一个道义问题”，像洛克那样相信拥有了土地所有权就拥有了自由权，像约翰·昆西·亚当斯那样确信商业是“人的自然权利和责任之一”。他们将土地和自然资源看作可以增值、购买和出售的东西，“每个人都有权利和义务开发大自然给予的礼物，财产的源泉在于劳动以及公民社会的相应规则，政府的作用是保护和培育获取财产的不同路径和不一样的能力”。相比之下，印第安人缺乏财产观念，占有大量土地却任其丢荒、不予充分开发利用。这些行为都成为非法占领印第安人土地的美国移民们鄙视与反对的对象。
卡根在此借用了安德斯·斯蒂芬森的分析，指出美国的使命是一种“神圣-世俗的二元计划”，美国传播的“文明福音”从本质上说既是政治的、经济的又是精神上的。大部分美国人认同宗教、商业以及共和政体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并且共同促进人的文明、进步、发展以及自由化。他们笃信，“美国的原则是普世适用的，普世获益的，并且是普世向往的”。
正因如此，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在时刻警惕爆发革命的欧洲列国眼中尤为危险。18世纪末，西班牙驻法国大使认为美国“这个联邦共和国诞生时可谓是一个侏儒”，但它可怕的力量源泉在于共和、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以及一个新政府的优势”，“不出几年，我们将内心不安地注视着这个专横的巨人的存在”。
卡根指出，“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不只是保护这个国家和人民，而且还要维持和保护其独特的体制及其史无前例的自由”，这一目的影响到美国外交关系的本质和发展方向，“也使它区别于18世纪其他具有不同政府形式和政治经济形式的国家”。
从这个角度看，就不难理解著名的“门罗主义”其实在欧洲与美洲之间划出的并不是地理上、地缘政治上的疆界，而是意识形态上、政治原则差异上的界线：美国不仅反对欧洲国家在西半球开拓殖民地和获取领土，更反对与美国共和制全然不同的欧洲君主制。
“美国优先”式的弃世：
国家唯我主义的回归？
当然，外交政策归根结底源于国内政治的投射与考量，并涉及到对自由这一核心意识形态的不同理解。早在建国初期，乔治·华盛顿就已预言唯有根除蓄奴制，才能够“在一个共同的原则纽带基础上巩固联邦并使之永存”。南方种植园主倾向于向南扩张至墨西哥、古巴等国并推行奴隶制，北方工商业阶层则因为警惕奴隶制的扩张而极力主张向北夺取加拿大。在扩张方向上的分歧虽然延缓了美国作为一个整体的扩张步伐，但也让南北双方在政治上的裂痕愈发难以弥合。曾任国务卿的约翰·昆西·亚当斯在1824年的总统竞选中被来自弗吉尼亚的国会议员严厉指责将有可能成为“两个蓄奴州”的得克萨斯与佛罗里达的领土让给西班牙，从“南部利益”中骗走了4名参议员的名额。南北战争的爆发，最终无可避免。
不过，卡根也没有否认，美国既是理想主义者，又是“现实的理想主义者”，在对外政策上灵活使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两套话语以及平衡外交和实力外交两种路数，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在自己实力很弱时推行“弱者的战略”，毫无心理障碍地与不同的欧洲强国结盟；在实力强大时，则呐喊出反对欧洲“旧世界”在西半球开拓殖民地和获取领土、向“这个半球的任何一部分”扩展“它们制度”的“任何企图”。实力的增长也反过来提升了美国的诉求与野心。美国著名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约翰·C·卡尔霍恩说得好：“一个虚弱的美国所能容忍的，是一个更加强大的美国所不再能容忍的”。
在最近的评论文章中，卡根指出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鼓吹的“美国优先”背后，并不是重返传说中的孤立主义，而是一种国家唯我主义的回归：明确放弃更多的国际责任，不愿参与更多的国际事务，但并未放弃以狭隘得多的方式来维护美国的利益。
当“阿贝拉”号上的清教徒们面对惊涛骇浪时，或许不会想到一百五十年后美国国玺上会刻下“合众为一”、“天佑吾业”、“旷世新政”的热切期盼。当“山巅之城”的理想成为“山巅之国”的现实，到底是做出世的典范、入世的领袖还是不被这个世界改变、掉头而去，这些美国先贤们没有想过的难题，无疑需要当代美国人在当代美国的政治生活情境中去思考、选择与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