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润熙
因缘际会得以与本书出版者有所交集，其推荐的这本《Changing Fortunes》 中文版《时运变迁》，是最近我读到的水平最高、最权威的关于汇率理论和国际货币实务的文本。译者序中提到这本《时运变迁》原英文版是25年前出版的，国内读者读到可能有点晚了。但“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回顾25年前日美金融博弈的历史，在当前国际贸易和金融体制出现重大转机之际，奋起直追，努力切换思维轨道，可能是我们唯一的机会。愿我们抓住中国向国际体系再次转轨的宝贵机会，积极行动起来，在历史的时运变迁中把握自己的命运。
由于本人水平所限，对保罗•沃尔克及行天丰雄两位前辈所述内容或许不能完全理解。也因70年代已久远，对很多时代背景缺乏感受，难以形成直观把握。故我不尝试对货币理论和当时的国际经济作过多评价，而尝试从货币理论之外给出一些理解。本书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大家都是人，日本人、美国人，或是将来的中国人，在大部分实务性问题上都是一样的。面对具体的贸易、金融问题，简单的诉诸国家主义并不能解决问题，遑论各种各样的阴谋论。书中各国经济领袖、金融大师长袖善舞、纵横捭阖的故事也完全按照事实和理性进行，如同登上月球是严格遵循物理规律的结果。
本书一个主要背景就是国际贸易摩擦和冲突。虽然看起来写的是“金融”和“货币”，实际上各国矛盾的焦点却在国际贸易上。由于国际贸易牵一发而动全身，左右了主权国的国际收支和国内产业及就业，进而影响到产业结构和人民收入，并形成显而易见的政治压力，所以这种压力再反作用到货币、金融政策上，形成了貌似“金融”实则“产业”的双层结构。而从长期看，产业结构的变动绝非一朝一夕之事。
国际贸易摩擦和冲突
1，顺、逆差皆不可行。
本书一个核心矛盾点就是日美的贸易摩擦和日美的贸易余额变动。如我们所知，战后日本长期顺差，美国长期逆差，贸易结构严重不平衡。这种情况长期存在，以至于两国经常为此发生矛盾，尽管他们是政治上的盟友。而如今中国与美国贸易同样存在更严重的不平衡，更可能是引发系统性金融失衡的根源。
从本书两位作者的描述看，其实后发国家（日本）积累一些顺差是可以理解的，更重要的是日本需要进口材料，保持一定外汇余额在日元未实施完全自由兑换前确有一定必要（如同今天的中国）。但是由于当时的产业结构和劳动力成本等的关系，日本大量积累顺差，造成美国长期逆差，确实同时影响了两国经济增长。 日本在高顺差下面临资产泡沫和通胀威胁，美国则不断负债，形成不可持续的结构。
无独有偶，在当前的国际贸易格局下，长期顺差本身也是不可持续的。国际贸易不是两个人做生意，一个人赚了另一个人的钱这么简单。在国际贸易中，接受某种产业进口的一方会造成国内同产业的损失，最终会形成内部的政治压力。这看起来是产品进口国“亏”了，大家应该多鼓励出口而尽量少进口，但如果这样就会引起贸易战，最终与“国际贸易增进所有参与者福利”的理论矛盾。
但是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指的是参与贸易的两国都可以出口自己擅长的产品，换取进口对方擅长的产品。如果美国在进口日本某种产品同时，可以通过出口其他优势产品平衡逆差，在另一个产业中“补”回就业损失，就是一个典型的“双赢”结局。但如果日本不愿意进口美国相对优势产业的产品，而一味的出口本国优势产品（如汽车），实际上就是损害了部分美国国内产业的利益，假如说国际贸易是有利于双方的事，长期顺差就变成损人利己，对方不可能不产生抵触。
可以理解的是，后发国家总是想打一些小算盘，如鼓励出口的同时实行保护主义抵抗对方的进口，“培养”本国产业。 但是时间长久，就算开始对方因为战略军事等原因容忍了，也不可能长期容忍，早晚要以某种方式爆发出来，结果不是逼迫顺差国货币升值，就是同样以保护主义对抗，还是那句话，损人利己的小聪明不能长期、大量的做。
所以，长期顺差或者逆差，对于两个贸易主体之间都是有害的，不可能长期持续。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推论，现代脱离了金本位的汇率作为一种调节工具，也提供了当局对失衡的贸易结构的纠偏作用。很多时候汇率和“贸易保护“是一回事，完全脱离这些因素而讨论什么汇率的“购买力平价” 是没有意义的。
2，国内政治压力是贸易保护的原因。
对贸易结构的调整通常都有显而易见的政治压力。国内政治压力通常是导致贸易调整的主要原因，在一国内部，当遇到逆差和国内就业损失时，通常要求采取保护主义政策、降低本国汇率等手段，对外则是要求对方升值，或是要求对方开放进口。本书中美国多次对日本施压要求其开放进口，尽可能平衡贸易。当然书中说广场协议并非“被迫“，因为顺差国长期坚持不升值也会在本国国内引起通胀，这种压力通过升值可以缓解，所以日本方面多次主动让步，让日元多次升值。但允许进口却缓慢许多，因为升值毕竟是间接竞争，而开放进口则对于这类产品的国内厂商构成了直接竞争。
两国能够长期进行贸易的前提就是双方都获益，或许可以有一方暂时吃亏，但没有人长期受太大损失。毕竟地球上的主权国有限，天天都要打交道，谁也不可能长期占谁的便宜，偏差早晚要纠正回去。为了和某国“合作”，或者达成某种政治目的而导致本国内一个大产业倒台的事情总不能持久。
这让我联想起奥巴马批评中国搭便车，日本战后早期也出现过“搭便车“的现象，和中国早期类似，那时因为总量小，欧美国家可以承受，而日本后期和中国目前总量已经很大，继续长期顺差会导致欧美经济内部出现问题，此类合作就无法继续下去了。如不开放进口，或是升值货币，还抱着积累外汇和保护国内所谓民族产业的心态，别人不会和你继续玩下去了。毕竟面临洪水一般的中国制造，美国中部大批中产阶级面临贫困化，产业面临空心化，而中国又拒绝购买类似软件、服务、影视之类的美国优势产品（不论是因为何种原因），美国国内的问题只能越来越严重，而这必然会反映到美国国内政治上，最终导致川普等贸易保护主义者上台。
川普总统当选后，提出要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即是此意，这不能怪美国，而是再这样下去，美国将“国将不国“，美国的工人阶级已经朝不保夕，总是要采取抵抗。如果我们再拒绝合作，平衡贸易的话，地球上也没有太多可供合作的对象选择了。
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
1，国际货币体系不是固定的。
本书详细介绍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和瓦解过程，以及在体系终结前各方为挽救它所作的努力。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取消并不是“被解体”，而是金本位不再适应于时代。在黄金体系建立之后的一段时间内，这个体系也曾为世界贸易和融资提供过正面作用，促进了十年美国、日本、欧洲的快速增长。不能说布雷顿森林体系是错的，而是形势发展太快，过早的结束了它。
国际货币体系（无论是金本位，还是美元本位）都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强迫的，而是在特定时期内各国共同的最优选择，或者说是别无选择。货币本身只是清算符号，并没有实际价值，货币体系是清算符号的使用规则，本身就是人为规定的，适应当时环境的产物。无论货币体系以前发生过多少变化，以后也会继续变化，未来无论是人民币，还是现在的美元货币体系，都有很大的进化空间。因此根据过去的货币形制“总结”出来的“经验”，在未来的时运变迁后，未必还有一样的预测能力。
2，货币体系是协商的结果。
国际货币体系的根本目的是服务国际贸易和金融，因此必须得到参与到这个贸易和金融活动中的各方的承认。和国内的“法定货币“不同，任何人不能“强迫”你使用外国的货币。如果这个制度让你的交易对手感到不公平，他会自发的抵制。不要说是浮动汇率制后的市场，就是在金本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后期，关于美元与黄金的汇率也是当时的多国集团（G5或G7）协商的结果。
如果我觉得和你交易不公平，我可以不和你交易。因此不存在什么美元阴谋、黄金阴谋，同样，任何大规模的货币运动都是得到各方共识的“阳谋”。如果一方在货币上一意孤行，对方作为主权国家，也完全可以采取贸易保护等非货币方式对抗，效果是一样的。当然这个协商过程有很多发挥空间，这也正是沃尔克和行天丰雄先生发挥的舞台。
人民币的国际化也必须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可。正如我们不可能强迫别人使用SDR之类的清算手段，也不可能强迫外国人使用人民币。除非我们和外国人达成关于人民币的共识。但目前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矛盾基本都在非货币领域，这里就不展开了。总之，我们现在的美元本位体系是经参与贸易的各方认可的共识结果，不是掠夺也不是阴谋。一些人认为美元升值是阴谋贬值也是阴谋，人民币升值也危机贬值也危机，都属于没有常识的愚昧观点。
货币当局的行为模式
1，官员的行为模式。
作为政府官员，负责财政和货币的经济学家们也具有官僚体系的通病。不因为他们是金融专家而有所不同。通常政府官员还存在外行指导内行的情况，哪怕在议会制下，总统也经常插手金融政策，虽然他并不懂。当领导人发出对于经济发展目标的指示后，经济官僚会尝试去用不同的财经政策“满足要求“，这当然包括货币政策。有时候汇率调整也是因为这种动机，尽管往往达不到目的。作为财经官员，既然总统要求去尝试一下，总要做点什么，至于是否有效就是另一回事了。
同样的，财经官员也存在人的弱点，迟疑和试图逃避责任是正常的。在面对必然的选择时（如提高利率），很多官员会尝试把半个百分点掰开分两次使用，结果被市场投机的潮水淹没。政治领域的决心和其他领域一样稀缺。而当因迟疑拖延情况恶化后，又往往会发生矫枉过正，如广场协议后美元汇率下跌过度，可能也是这种情况的一种表现。
2，“货币主权”和政治压力
官员通常会受到本国内的政治压力，并作出一些匪夷所思的事，如拒绝参加会议（书里有好几次），或是在认为“本国面子受损”时发表奇怪的讲话。在另一本描述墨西哥金融危机的书《不确定的世界》中（本书也从另一个角度描述了这次危机)，美国财政部长提到墨西哥的官员为了防止被百姓认为“卖国” 而躲起来，偷偷到饭店里和美国人开秘密会议，只为了获得至关重要的金融援助。无论在任何时候，嘴上叫嚣“不吃美国面粉”的人都大有人在，但真的没有面粉了又会闹事。
书中多次提到所谓“货币主权”，其实这是一个伪命题。货币主权只是一个托词或者借口，因为当你说出“要维护我国的货币主权”时，已经失去了这个“主权”。具体的，当一国要强调他的货币主权时，往往已经陷入被动，或是出现金融问题需要援助，或是和外国发生了矛盾。主权国家当然可以行使自己的主权，但别人也可以。如果你现在有求于人，你的“主权” 就没有意义——发生了金融危机后，大部分国家不能拒绝IMF的援助，不然他们就真的完了。所以，所谓“货币主权“、”货币战争“都是政客在事情搞砸后敷衍老百姓的借口，实际上他们很清楚需要什么，只是老百姓逼他们表态，不得不说点什么。
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就是书中提到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墨西哥在发生金融危机后，接受了美国的援助，之后经过努力还清了债务。虽然经过了债务重组，但美国成功劝说了墨西哥履约，这点十分重要。虽然现在看起来墨西哥经济发展程度一般，但毕竟达到了小康程度。2015年IMF统计的墨西哥人均GDP达到了9000美元，比起中国还要高些。如果墨西哥煽动民族主义拒绝还债，看上去行使了“主权“，下场会像当年的俄罗斯一样。有些国家就爱说什么”债务是帝国主义的压迫剥削“，老百姓也愿意赖帐，或是掠夺外国投资者的资产，结果国际社会从此敬而远之，到头来一贫如洗。
3，“外压”和激励机制
行天丰雄专门提到一个日文词“外压”，意思是外国的压力，本国（日本）的官员当遇到改革阻力时借口外国压力推行改革。这种行为在中国也可以找到影子。在老大帝国里，挪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不利用“外压“那是傻。
这种情况在中国也广泛存在。对外开放一定程度上确实促进了对内的改革，如引入了国际投资者，或是建立了模仿国际上规范的企业和财务制度。更重要的是中国国内对外资的态度，很长时间内也是发展的一大动力。由于建立了引进外资的绩效考核，官员倾向于很好的服务外资企业和外国投资者，客观上避免了很多麻烦。这里需要用到组织行为学的理论，官员的激励机制决定了他们的行为，而不是他们自己的想法。如果激励机制是“招商引资”，那就可以把苹果都搬到中国来生产，如果激励机制是“抵制日货”，那后果可想而知。
但在书中的例子中，日本在战后的政治地位是“从属”的，可能迫使他们接受了更多改革。我在想，如果日本不是战败国，未必能接受这么多美国施加的影响，那多半还要走更多弯路。如果中国在历史上没有被西方揍得屁滚尿流，今天可能连形式上的现代化都做不到。可以说是几十年的折腾，饿得连官员都怕了，当改革开放后一提“黑猫白猫“，大家才如闻大赦，争先恐后地涌入市场经济的大海中去。（作者为互联网金融平台联合创始人）(编辑 严葭淇 主编 商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