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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赋还是厚敛?

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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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薄赋还是厚敛?

  梁发芾

  近来企业界、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围绕企业税负,展开了一系列的争论。目前税负是高还是低,国家到底应该实行重税还是轻税,都是人们关注和争论的热点。国家到底应该实行轻徭薄赋,还是应该征收更多的税收?这个问题,历史早有答案,但实际选择中却困扰中国至少两千多年时间。

  中国财政思想在先秦时期就达到相当的高度。那时候,国家应该向百姓进行怎样的财政征收,就已经是思想家争论的核心话题,儒家、墨家、兵家甚至法家的一部分人,都坚持轻税而反对重税,可以说,先秦财政思想史中,实行轻税是当时的主流思潮。

  孔子主张“薄赋敛”。他自己的学生冉有为季氏搜刮财富,他批评说:“季氏富于周公,而求(冉有)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又如鲁国军赋改革加重了人们的负担,孔子不赞成,主张“敛从其薄”。薄赋之下,如何保证国家的财政需要呢?孔子主张“政在节财”,可以通过节约使用财富解决薄敛造成的财政收入减少问题。他说:“道(治理)千乘之国……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同时,孔子学派还认为,只要实行薄敛,让老百姓富足起来,就会税源充足,税基宽广,反而会创造更多的财政收入。在《论语》中,孔子的学生有若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是对国富与民富关系的最恰当的论述。

  儒家另一著名思想家孟子,非常强调实行仁政,而仁政的内容中,薄赋、富民自然是重要内容。他主张“省刑罚,薄赋敛,深耕易耨”“易其田畴,薄其赋敛,民可使富也”。他强烈谴责那些专门为国聚敛财富的臣子作民贼,“今之事君者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

  另一位儒家代表人物荀子同样反对聚敛,把一味追求财政收入的国家称为“亡国”,警告说,聚敛无度,必然会造成“召寇、肥敌、亡国、危身”的严重后果,这是聪明的君主不会去做的事情。他认为,替代薄赋敛造成的财政减少的办法,是“节其流,开其源”,也就是要减少不必要的开支。

  儒家经典著作《大学》认为聚财与聚民是不可能同时实现的两难选择:“财聚而民散,财散则民聚”,把聚敛看作是盗窃,把聚敛之臣看作比盗窃之臣更可怕:“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大学》提出保持国家财政充足的原则是:“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这个原则被温家宝总理多次引用。

  先秦时期另一重要的学派墨家,同样反对厚敛于民。墨子谴责横征暴敛的统治者“其使民劳,其籍敛厚,民财不足,冻饿死者,不可胜数也”,他认为应该“以其常征,收其租税,则民费而不病”,也就是国家征税必须保持确定性,可预测性,同时他主张节省不必要的开支,如节宫室、节衣服、节饮食,节舟车、节葬、非攻、非乐。

  成书于管仲去世之后而体现管仲思想的《管子》一书,也反对厚敛:“赋敛厚,则下怨上矣;民力竭,则令不行矣”“薄赋敛,毋苛于民,待以忠爱,而民可使亲”。《管子》主张“取之有度”,所谓有度,就是有限度,有约束:“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比安。取于无度,永之不止,国虽大必危”。《管子》还强调富民:“善为国者,比先富民,然后治之”。

  甚至兵家也反对重敛。兵家著作《六韬》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要求“赋敛如取诸己,此爱民之道也”。兵家思想家孙武还认为,“公家富,置士多”,会导致“主骄骄臣奢”“冀功数战”,造成败亡。

  由上可知,在先秦思想家中,儒家、墨家、兵家甚至法家的一部分,都主张轻徭薄赋,反对横征暴敛。但以商鞅和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则提出与其他学派截然不同的主张。

  商鞅主张国富民贫,认为“民弱则尊官,贫则重赏”,只有民弱民贫,才能通过重刑与重赏予以激励:“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贫者富,富者贫,则国强”,其实贫者富,也不是要求让贫困的人富裕,因为他要求人民“家不积粟”,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富。商鞅强烈要求对不从事农业的商人等征收重税:“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重酒肉之价,重其租,必十倍其朴”,主张“重关税之赋”打击商人和商业。商鞅之后的韩非,同样是一位主张严刑峻法实行重赋的思想家。他认为,人们一旦“财货足用”,便会奢侈堕落,“凡人之生也,财用足则隳于用力,”“凡富家爱子,财货足用,财货足用则轻用,轻用则侈泰,侈泰则家贫”。按此逻辑,自然要向百姓征收重税,使人们贫困,免得人们富有后奢侈享乐。

  在战国时期的激烈竞争中,无论儒家还是墨家兵家等反对聚敛浪费的主张,都没有能够被统治者采用,而商鞅等法家的主张则不但被执政者接受,而且商鞅本人就被委以重任,亲自操刀实践其财政主张,并在秦国取得成功,打下兼并六国的基础。但统一后的秦国横征暴敛的财政实践最终葬送了强大的秦王朝。此后的历史一再证明,聚敛无度,横征暴敛是不可持续的,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则更具有生命力。答案虽然简单而明晰,但统治者往往陷于短期利益而不能作出正确的选择,致使形成“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的历史循环。

  以儒家为代表的思想家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财政见解,在今天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借鉴意义。无论是敛从其轻、节用富民,还是征收有常、取之有度等思想,都是千古不易之论。我们今天仍然面临着到底是应该实行轻税还是实行重税的艰难选择。治国理政的人们,有必要聆听古代哲人跨越时空的教导,汲取他们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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