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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产业政策存废：不能非此即彼
上周，北京大学朗润园搞了一场产业政策思辨会，主角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两位教授林毅夫和张维迎。
与其说是辩论，不如说是各自系统阐明观点。
对产业政策的思考，两位从定义上，切入口就已然不同。林毅夫强调产业政策的示范作用和引导作用，张维迎更关注产业政策对市场的挤出效应。其实，两者分歧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有关市场理论的范式分歧。林毅夫信奉“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张维迎信奉“米塞斯-哈耶克范式”。新古典范式是“设计范式”，米塞斯-哈耶克范式是“演化范式”。
看似辩了同一题目，但是因为理论基础不同，关注点不一，这样的辩论，岂能以对错度量。由于牵涉知识广博，大多数听众只能是充当“吃瓜群众”感悟“中国经济学术圈不是一潭死水，也可以进行学术鸣放”，不是一句空话。
思辨之缘
11月9日，北京，清冷。北京大学朗润园人头攒动。二层主会场座位，早早被预约，刘国恩、王石等学界、企业界人士在列。一层三个分会场需持“证”入场、座无虚席。多台摄像机已架设妥当。会场外，层层安保，部分学生和社会人士因没有预约，在外等候，冀望一睹两位教授风采。
之所以引发舆论关注，首先与两名教授的影响力有关。两名教授皆为“海归派”，都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共同创办了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渊源颇深。林毅夫开场短短数言，“朋友”一词出现了三次。可见，道不同亦能相为谋。
林毅夫是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张维迎是北京大学市场与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流派不一，研究路径不一。近年来，两位一直就国企改革、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等话题，在纸面或会议上展开多次辩论，“很多争论要若干年后才能见分晓”，“有些争论也许永远不能见分晓”。
今年，二人围绕产业政策的存废再次论战。林毅夫认为，产业政策不可或缺，后发国家要靠产业政策来推动经济发展。张维迎呼吁废除所有的产业政策。这场辩论引起了学界、业界、媒体关注。
由于此前多位隔空辩论，有些观点在传达中，与本意产生偏差，
当天下午两点，北京大学第72次“朗润·格政”思辨会，两位欣然前往，面对面地在公众注视下系统地阐述一下各自观点。
辩题明确，中国需不需要产业政策？
本场思辨会主持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将这场辩论的意义在历史的维度上铺陈开，“一场可能被写入历史的辩论。”
定义之别
双方从定义开始辩。
林毅夫认为，产业政策是指中央或地方政府为促进某种产业在该国或该地区发展而有意识地采取的政策措施，包括关税和贸易保护政策、税收优惠、各种补贴、工业园和出口加工区、R&D中的科研补贴、垄断和特许、政府采购及强制规定。
“尚不见不用产业政策而成功追赶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也尚未见不使用产业政策而能继续保持领先的发达国家。”林毅夫多次强调，政府的钱有限，不可能所有的基础科研都支持，必须有选择地使用资源，这就是产业政策。
林毅夫指出，从16、17世纪英国追赶荷兰开始，19世纪中叶美国、德国、法国追赶英国，20世纪日本、亚洲四小龙追赶美国，都使用了产业政策。二战后，13个发展快的经济体都有政府的产业政策来支持新产业发展；除了追赶型国家，发达国家的前沿性技术创新也大大得益于政府在基础科学方面的投资，“不能因为大多数产业政策是失败的，就对产业政策弃之不用；经济学家应该探讨产业政策成功或失败背后的道理，帮助政府提高制定成功产业政策的概率”。
张维迎认为，林毅夫对产业政策的定义太宽，“按林毅夫的定义，几乎政府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产业政策，批评产业政策就等于否定政府的作用，就是无政府主义者。这不利于问题的讨论”。
在张维迎看来，产业政策是指政府出于经济发展或其他目的，对私人产品生产领域进行的选择性干预和歧视性对待，其手段包括市场准入限制、投资规模控制、信贷资金配给、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进出口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土地价格优惠等。
“这里的关键词是‘私人产品’和‘选择性干预’。”张维迎强调，政府在公共产品上的投资不属于产业政策，普遍性的政策也不属于产业政策，如统一的公司所得税不是产业政策，但扶持性的所得税减免属于产业政策。专利保护是知识产权问题，不属于产业政策。地区政策也不属于产业政策，尽管经常与产业政策伴随。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公司董事总经理张英杰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两位教授对产业政策研究的出发点不同，不能“非此即彼”的理解，因为两个人对产业政策的定义不同，考量层面也有区别，“表面上是产业政策之争，实际上最终聚焦的还是政府和市场关系”。
理论之别
张维迎在随后的发言中说，“我和林毅夫有关产业政策的分歧，其实是有关市场理论的两个不同范式的分歧。林毅夫信奉的是‘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我信奉的是‘米塞斯-哈耶克范式’。新古典范式是‘设计范式’，米塞斯-哈耶克范式是‘演化范式’。”
正是因为理论基础不同，在这场辩论中，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代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视角，“必须有充分竞争的有效市场，必须有因势利导的有为政府”。而张维迎则从米塞斯-哈耶克范式出发，批评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甚至认为产业政策必然失败，强调企业家才是市场的主角，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必须依靠企业家的创新精神。
林毅夫师承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一国的发展应基于比较优势，而比较优势又依要素禀赋而定。产业、技术结构要实现升级，前提是素禀赋结构升级以及软硬基础设施的完善。对企业家而言，要实现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就需要每个时点上要素的相对价格反映该时点上的要素稀缺程度，即存在“有效市场”。
“有效市场”会一直存在吗？
新古典经济学把市场理解为资源配置的工具。为了证明市场的有效性，需要做出一些非常强但不现实的假设。反过来，当这些假设不满足时，就出现了所谓的“市场失灵”，这个时候，仅靠“有效市场”不够，还需产业政策因势利导，也就是说，“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二者不可或缺。
张维迎认为，产业政策之所以失败，源于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制和激励机制的扭曲，政府官员并不具有企业家的警觉性和判断力；即使有，也没有企业家那样的激励；产业政策作为一项集中化决策，成功的概率远远低于众多企业家的分散化决策；创新的不可预见性意味着产业政策一定会出现失误。
“中国光伏产业的发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日本企业在模拟技术上的投入也是一个例子。企业家如果跟着政府的产业政策走，不可能有真正的创新。为了创新，中国企业家需要的是自由和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而不是产业政策的扶植。所以我主张废除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政府不应该给任何产业、任何企业吃偏饭！”
“政府控制经济和控制资源的能力，究竟是以所有权的方式来介入，还是把高效的部门推给市场，然后政府通过资本市场的配置来调配资源更有效率？”张英杰认为，“很难说一个理论能够穿透所有周期都是有效的。市场和政府都是起作用的，关键是边界以及各自干预的尺度、作用点、力度的平衡，我们需要林毅夫，也需要张维迎，而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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