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伊·德波：忠于自我先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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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0-24
萧轶
六月中旬，收到刚从法国回来的朋友寄来的一个包裹：两本关于闻名于世的莎士比亚书店创始人希尔薇娅的原版图书《希尔薇娅书信集》和《希尔薇娅与迷惘的一代》；一把法国各个年代造型不一的法国硬币；还有十几张不同年代印刷的不同风景的明信片，最旧的一张明信片的邮戳是1904年，那些旧的明信片上有着不知名者写下的笔迹，可惜我不懂法语，无从知晓这些明信片上写着什么；甚至，还有一张可能是她在巴黎某个酒吧闲坐时顺出来的喜力杯垫。
其中四张褐色老旧的威尼斯风景明信片，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布罗茨基。在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散文集《悲伤与理智》中的第一篇《战利品》里，布罗茨基特别写到了一位姑娘在他过生日时送给他的“一套像手风琴风箱一样连成一串的威尼斯风光明信片”，这套明信片是那位姑娘的奶奶于二战前夕在意大利度蜜月时带回来的，也恰好是在布罗茨基因为阅读两部以威尼斯冬季为背景的小说而常常念叨威尼斯时送来的。这些老旧的明信片让他感觉“几乎就像是在阅读亲戚的书信”，翻阅了无数遍，在被列斯政权认为是苏俄“寄生虫”的晦暗年代里，它们温暖着他那沉闷漫长的冰冻生活。“有朝一日我若能步出国门，一定要在冬季前往威尼斯，我要租一间房，是贴着地面的一楼，不，是贴着水面，我要坐在那里，写上两三首哀歌，在潮湿的地面掐灭我的烟头，那烟头会发出一阵嘶嘶的响声；等钱快要花光的时候，我也不会去购返程票，而要买一把手枪，打穿我的脑袋。”
这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关于明信片想象所产生的颓废幻想，也是一个有关于逃离的故事。命运垂青于这位以写诗为理由而反抗社会主义必须劳动的诗人，让他得到西方名人的呼吁与营救，安全离开了那个国度，不仅时常到威尼斯去，还在水面上写下了大量的诗文。最终他长眠于威尼斯墓岛，与被他戏谑调侃过的庞德做了永远的邻居。关于威尼斯的书，成了他销量最大、译本最多的散文劄记。
威尼斯的明信片，让布罗茨基与一座城池的文化想象发生了关联。朋友包裹中的另一张明信片，让我也像布罗茨基阅读威尼斯明信片那般，目不转睛地不知凝视了多少遍。那张泛黄陈旧的明信片，是奥弗涅平原火山湖泊的景致，这是居伊·德波晚年如同修筑军事要塞线般修筑高墙的隐退之地。每每凝视着这张陈旧而干净的老明信片时，总想象着火山湖泊的草木深处里居住着居伊·德波，无数次想象着他在《颂词》中所写的那种“蔚为壮观的孤立”和“愉快而难忘的隐居”，还想象着夫妇二人用丰盛的晚餐和醇美的红酒款待夜来造访的客人们，当然还有法国秘密警察和狗仔记者们是如何用双眼监视着这位1968年巴黎风暴的领袖人物，不仅怀疑他与意大利红色旅和德国红军支队有联系，甚至因为德波妻子的母亲是嫁给纳粹逃兵的上海人，从而怀疑他们与中国共产党有密切来往，在高墙之类密谋着傅满洲式的阴谋诡计。实际上，孤傲成峰的德波早就说过他不屑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为伍，更不想混迹于声名显赫的时代群体之内。
在布罗茨基年轻时的颓废幻想里，他曾想象着在无法返程时买把手枪死在威尼斯。居伊·德波的最终归宿，就是用一颗子弹不偏不倚地射穿了自己的心脏，最终让秘密警察失去了领赏升官的机会。当他的死讯开始传播时，法国媒体以为这位思想家、活动家、城市批评家、电影导演、作家和冒险家，在多年前就已经去世了，昭示着德波的隐匿是何等的成功。生前的他，将这片被火山湖泊切割得阡陌不通的隐秘之地称为“风暴集结之地”。就像四处都是“老大哥”一样，他所居住的尚博四处都是沉睡的火山，如同四周潜伏危机的社会隐喻，火山口如一双双“老大哥”的瞳孔。在火山群中择一隐退之地，甚至借助克劳塞维茨的军事理论，把自己的居所修筑出军事要塞的强烈气质，堡垒似的让自己的生活看起来像是随时被突袭的避难。他要随时抵御攻击，在离群索居的同时，也大量地阅读和思考，在烟酒生活中密谋着颠覆世界的新理论，如同沉睡的火山那般，随时等待着喷发的一刻。
如同明信片一样，他成为后人笔下的时代风景和话语景观。在尚博隐匿的日子里，秘密警察对他的监视以及他通过读书思考甚至建筑军事要塞来抵御外界的生活方式，恰如其分地把他的一生及其思想形象地展现出来。现代社会对个人的监控无所不在，即使隐居尚博，也随时随地被监视着；即使他独处于尚博的封闭空间之内，也能感受到无孔不入的被凝视感。人们会被这些夜以继日的外界凝视所腐化，因恐惧而掩藏，因掩藏而扼杀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从而使生活变得局促不安，进而使我们被打磨成没有个性、没有自我的人。
无论是他在巴黎写下的《景观社会》，还是在尚博自己点评自己的《〈景观社会〉评论》，这些被认为是左派色彩的著作，对于从不归属于左翼或右翼意识形态阵营的他来说，更像是对现代生活的投石问路。对于读者而言，则更像是属于每一个人的私人课程：在逃无可逃的时代里，我们如何忠于自己的天性；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如何攀爬可以企及的高度，密谋更多的生活可能性。一个关乎幸存的伟大命题。
在1968年的法国五月风暴时，他写下了激动人心的标语：我们拒绝用无聊致死的危险去换取一个免于饥饿的世界。在被各种资本侵袭的现代社会中，物质化的商品世界让虚伪矫饰成为兜售情感的最便捷支付方式，既可以让人舒适安全，也可以让人心安理得，更让人乐在其中，但就是没有自我的存在。
数字比权利更重要，公司发展比市民起义更伟大，服从归顺的被动接受，如同一个现代社会的监禁噩梦，将沉睡作为人类的最终要求。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的理论研究变成了技术，如同社会警察一般与国家之间签署了学术契约，窥探着时代的心理，从而像递交镇压方案似的进献给了国家智囊团。日渐麻痹的生活方式，在居伊·德波看来，那是一桩心安理得的永久性丑闻。
战后的资本主义世界，商业规则如同雾霾一样入侵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法国有亨利·列斐伏尔对“劫后余生的资本主义”和“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的深刻反思，在美国有大卫·李思曼对“孤独人群”的深刻论述，当然还有走进我们课堂的马歇尔·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就在此时，居伊·德波借助尼采式的语调，结合了年轻的人道主义和成熟的政治经济学、左翼的黑格尔与唯物论的费尔巴哈、好战的马基雅维利和理想主义的卡尔·科尔施，以及浪漫的卢卡奇和军事的克劳塞维茨，用最为冷酷无情的语录式写作，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丑即美、虚伪即真实、愚蠢即智慧的生活图景，递交了一份通往个人自由而非集体独裁的宣言书。“让想象力夺权”，居伊·德波在精神危机时代喊出了这句响亮的口号。在情感日渐麻木的时代，在精神日益困惑的年头，他用激进的话语和激进的行为来反思和抵抗被时代包装得让人人都感到舒适的社会潮流，希冀把个体从催眠大会中打捞出来。
在青春年少之时，德波就下定决心要过一种晦暗不明、难以捉摸的冒险生活，不愿趋于社会潮流那般只是为了获取职业技能而学习知识，也不愿仅仅为了得到一份安稳舒适的工作岗位而打开书本。在大学里，他大量地读书，大量地抽烟，大量地喝酒，大量地撩妹，在图书馆和小酒馆里斗志昂扬地与他人激辩着时代的命题，终生只有高中文凭。用这种离经叛道的鬼混生活进行自我教育，最终成为二十世纪法国最为迷人的思想家，甚至可以说是蛊惑大师。
无论左派阵营还是右派阵营，都无从将他引以为友，又没法将他引以为敌，他的思想和行为只属于居伊·德波这个名字。左派因其资产阶级的高傲自大而无法与之结盟，右派又因其激进的生活方式而厌恶他，以致于流言蜚语的猛烈攻击让必须借助酒精来驱赶恐惧，游牧的生活方式照旧拒绝着无论是来自政府还是来自社会的劝诱归降。
1957年，在历经字母主义运动、字母主义国际和包豪斯印象运动等先锋运动的兴盛和衰落之后，二十五岁的德波主导了“情境主义国际”的诞生和发展，尤其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直接催化了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并在“五月风暴”中带领“情境主义国际”走向鼎盛。而德波如同军师般，在幕后运筹帷幄。“情境主义国际”吸取并继承了达达主义运动、超现实主义运动等先锋运动的理念，结合战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理论，对资本主义的异化生活发起了艺术式的反抗，希望通过对生活规则的蔑视与不合作来抵达自由的生活，为生活密谋更多的可能性。“情境主义国际”的精神和《景观社会》相辅相成：建构情境，打破景观。实践的具体方法表现“漂移”和“异轨”，前者利用游牧式的夜游来寻觅经验，抵制城市建筑的僵化布局，反抗被物化的城市生活；后者则致力于对习以为常的意识形态进行反叛，重寻新的语言方式，培育新的思维方式，对媒介进行揭穿，重获日常生活的真情实感。
那时候的他，喜欢废墟般的城市，一如他喜欢跟底层人混在一起，喜欢与郁郁不得志的人一起烂醉如泥。他有着蔚为壮观的孤立，愉快而又慵懒地隐匿在巴黎的小酒馆里，却从不与巴黎精英们废话，反而钟爱与“声名狼藉”的同伴为伍，过着完全独立的贫困生活。“我可以四处为家，唯独不愿与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共处。这当然是因为我鄙视他们，凡是了解他们全部著作的人又怎么会为此感到惊讶呢？”德波如此说道，显得既不安分且又目中无人。甚至，当他所有人在传颂萨特拒绝诺贝尔文学奖时，德波冷冷地嘲讽道：拒绝诺贝尔奖算得了什么，更需要看他是否真的配得上它。他不希求科研经费，也不需要报界精英的称赞。
在德波看来，美好生活的敌人们早已颁布了盲目的法律，使得社会总是回报平庸之辈，回报给那些对可憎的法律唯唯诺诺之人。在朋友之间，他懒于面对着一位不具备对话可能性的人，而热衷于冷酷无情地驱逐：“换朋友比换想法要好得多。”傲视群雄的他，或许会认同夏多布里昂的话：“有些时候，人们应该尽量节俭地使用轻蔑，因为有大量的人需要它。”尽管如此热衷于驱逐，非凡的知识储备与超凡的个人魅力，让他从不缺乏迷人的领袖气质，总是能够轻易地联合更多的人。在社会底层中间，德波自得其乐：“我品尝到的愉悦，是遵从这个时代那些可悲法则的人所无法了解的。”或许，正如科涅克在《论契约》中所说的那样：只有真正孤独的人才配得上赞赏。
在他看来，一个充分享受人生的人，日常生活应该由醇美的红酒、机智的谈话、迷人的伙伴和激动人心的书籍所构成。那个时期的巴黎城，穷人们还尚未被赶出城市，尚未被功能分区到郊外，德波和周围的伙伴们一起任意地堕落和彻夜地游荡，“练习过一种晦暗不明、难以捉摸的生活”。
作为江湖传奇般的隐匿酒徒，他经常嵌入一家肮脏小酒馆的沙发里，与强盗和歹徒、妓女和老鸨、愤世嫉俗的激进者和拒绝世俗的逃离者、卑鄙的罪犯和狂妄的酒徒，一起在这个酒馆里抽烟、喝酒、吵架，讨论哲学、艺术、电影和政治，欣赏和诱惑着身边的女人，与那些“快乐的、光彩照人的堕落女孩”恋爱而又失恋，与“注定不得善终的叛逆者”一起潜伏在城市的黑夜里，践行漂移理论，密谋自由个体的集体行动。他们拒绝工作，德波更是没有工作，也不想要工作。在德波看来，面对三点一线的机械生活和忙碌工作，不工作是我们时代早已失去的特权，失业是上天的恩赐。他在索邦大学混日子时下定了决心，在墙上以“绝不工作（NeTravaillezJamais）”作为生活的宣誓；也从来不进入任何大学体制，“至于所学内容运用得好坏与否，我把这个问题留给他人评判”；更不想被现代生活规则所规训，以游牧式的隐匿生活，用激进的艺术行为，抵制和反思更加激进的社会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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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伊·德波如同一匹叛逆的野马般伏在巴黎城的黑暗角落，重申社会生活的勇气和城市文化的想象，如同一个危险的破坏者撕破现代城市的一切伪装与愚蠢。他，想用他的口舌暴力来反抗巴黎的精神暴力。他希望通过征服来改变现代城市的劣质精神。暗杀巴黎。他是个高贵的孤独之人，从不怀疑自己而又永远追求特立独行，但他的话语总是具有预言的性质。他激进的言论如同战斗的宣言，用精炼的理论化阐释无情地揭露着时代的本质与人类的异化状态。
在德波看来，现代社会的日常语言已与统治语言逐步合流，官方话语习得了抚慰民众心理的暧昧，它不再透明，而是悄无声息地污染、模糊和篡改了日常生活中的交往语言。就像尼古拉·马兹洛夫所说的那样：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今天的“全球共和国”的区别在于，在柏拉图的时代诗人被逐出了社会权力领域；而今天，正是诗人在尝试把国家逐出他自身，写作本质上是对词语的遗弃。
词典的语义，是时代的意识形态，暧昧地输送着精神的雾霾。语词的工作致力于代表生活的执政组织，而在现代生活之中，媒体服务于语言的造假，资讯已经沦为政权的诗歌，著作已经成为时代的噪音，连字典的语言也被政权收编，查阅字典都无法寻找到官方语言和真实语言的边界，它服务于时代的意识形态催眠职责。
德波借助激进的言论，希望传播话语的不服从，希望将透明归还给语言，将语言从政治操劳中解放出来。真实写作的意义就体现于对语词的遗弃，驱逐篡改语义的暧昧语法，夺回语言的使用权，让话语忠于天性，告别虚情假意。说出的话语如同时刻面临神灵审判的坚定誓言，通过密谋无限的可能性，培养或坚守我们内在的自由。现代性的流亡，不再以国界线为边界，而是以内心为范围。天性的坚守创造了内在的流亡，内在的流亡标注了自我的存在。城市内部的漂移游荡和语言内部的寻觅行走，才能给予我们存在的感知。从子宫走向世界，是流亡在语言内部的旅途。在那里，才有真正的艳遇。唯有拥抱自我的语言，才能呼唤生命的可能，才能想象生活的可能，才能拓宽命运的边界。这对于既定政权和口炮党式的公共知识分子来说，德波的语言批判将会导致整个社会系统的虚假谎言都被揭穿，让弄虚作假的姿态表演知识分子焦躁不安。
作为“景观”的冷酷批判先锋，德波拒绝对景观让步，也拒绝在景观中现身，为此过着隐匿而又在场的生活，他的生活对应了乔伊斯的那句话：“缺席是在场的最高形式。”这不仅体现在他的时代，还闪烁在我们时代。在一个知识分子争相表演的争权夺利时代，似乎没人能够真正地去鄙视权力的魅力与认可，拒绝权力魅力的人反而被怀疑为更加渴望权力。然而，正如罗兰·巴特所说的那样：“要想活得快乐，就得隐秘生活。”
德波既不寻求权力，也不寻求得到权力的认可，而是选择隐匿来维护自己的自由，小心地与迷恋或激怒保持着疏离的态度。甚至去世后把骨灰洒入河中，不留下任何遗迹，不仅消除自己在同辈作家之间的有形存在，还消除任何后人前来观察的可能性。这就是为何在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当其他知识分子开始寻觅出场机会时，他早已准备从喧嚣中退场，选择了避免重返社会、得到认可，而是继续回归当初那种模糊的生活：“在这个辉煌的分散时刻之后，我认识到自己必须快速置身于这个太过显眼的名利场之外。我们知道，这个社会与最直言不讳的敌人签署了某种和平协议，在景观中给予它的敌人一席之地。但我恰巧是当时唯一有些名气的人，尽管是负面和秘密的坏名声，千方百计地没能阻止出现在这个放弃的阶段。”
在那之后，德波重走了17世纪反对路易十四的投石党领袖雷斯的逃亡路线，德波作为那个年代的颠覆美学家，化身为景观时代的投石党人，告别了那个时代。无论是他的写作，还是他的出场，他都维系着“不予资敌”的坚定原则，不给敌人任何机会。如果自己的发言或出场有一丝被敌人利用或对敌人有帮助的可能性，他都会提前做好退场的准备。他的一生都在抗拒景观，擅长消失隐匿的他留给世人一个面目模糊的个人形象，这种隐匿而模糊的生活方式是对景观反抗、逃离、抵制、革命的最好方式。这才叫做真正的“反对阐释”。
在柏林墙被拆毁之前，在全球化还只是挂在每个政客嘴边，萦绕在自由市场论者的春梦之前，几乎从不修正自己的居伊·德波，在1988年认真地润色了自我点评《景观社会》的洞察之书《〈景观社会〉评论》，阐释了“综合景观”的新时代本质。这本写于1988年的著作，不仅预言了苏联解体，也预言释了当今世界自1990年代之后的走向。
如果说，乔治·奥威尔预言了极权时代的本质；那么，居伊·德波则预言了后极权时代的特征。正如阿甘本所说的那样，在《〈景观社会〉评论》出版仅两年后，世界政治不过是对此书所包含的话语剧本做出的仓促而拙劣的扮演而已。在德波看来，自他的《景观社会》问世以来，连半个世纪都尚未过去，景观社会已经变得强大得可怕：不断完善它的媒体盛典，用它的法则塑造了整整一代人。社会进程的加速度超越他最悲观的预期，历史迫使他再次介入时代：“身处于这个令人遗憾的时代，我不得不再次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进行写作。”
柏林墙曾是两种对抗的景观统治模式之间现实存在的界限。在柏林墙的东边，现实就像他笔下的“集中景观”，强权统摄了一切；在柏林墙的西边，现实就像他笔下的“弥散景观”，即全世界的美国化，也即我们时代的全球化。柏林墙代表的不只是东西对峙的终结，它也象征着民众的自由流动、市场的自由扩张与思想的自由传播。随着柏林墙的倒塌，不仅西边的国家逐渐地投入了全球化的怀抱，连前东方阵营也被裹挟在全球潮流之中，“集中景观”与“弥散景观”合二为一，成为了“综合景观”。
此时的德波再次预言，综合景观的邪恶特征是接连不断的技术革新、国家与经济的结合、普遍的隐蔽、无可辩驳的谎言和一个永恒的现在。德波在福山之前就说过，历史的终结让当权者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愚蠢引来的不是笑声，而是普遍的敬意：“所有的夺权者都有着共同的目的：使我们忘记他们只是刚刚上台这一事实。”“成本与收益”取代了“战争与和平”，这不仅仅存在于柏林墙倒塌后的新欧洲，它还存在于东西方之间。世界秩序不再通过武力来定义了，以资本为主导的新秩序，正在逐渐地消弭了两大意识形态的对峙。柏林墙的遗产在不断挥霍之后，东西方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逐渐减弱，经济建立的握手言和正在逐渐地取代极权与民主、奴役与自由之间的对立，一种新的世界秩序正在精致的资本操控下不断地被形塑……
最伟大的革命总是在平静与爱中实现的，在日常生活中暗流般实现，但无论如何都需要内在的愤怒来点燃想象的激情。因为，信仰产生宗教，慈善导致景观。在远离了革命的年代，在污化了造反的社会，居伊·德波强调艺术与社会革命以及日常生活之间的紧密联系，取消艺术与社会和生活的界线，主张社会革命应该深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必须再一次使日常生活成为任何事情的中心。每个计划开始于那里并且每个认知返回那里呈现它的真实的含义。日常生活是任何事情的标准：来自于实现，或宁可不实现；关于人类关系的；关于有生命的时间的，关于探求艺术的；关于革命的政治的。”让想象力夺权，一个人不仅要像一支队伍，更要像一个政府，通过想象构建自己的精神政府。
他的生活如同他的作品一样保持着一致性，在我的阅读视野中，文如其人只属于居伊·德波。也正因此，居伊·德波的知行合一，使我们相信俗世之中真的存在更多的可能性，在表演时代也能够真诚地兑现，赐予我们对生活想象的激情源泉。因为，他的一生都从未停止地按照毫不妥协的自由原则，进行创造和构建更多生活的可能性，同时还存在着与他人一起联合作战的可能性。
居伊·德波说，在他的一生中，看到的只有混乱时刻、社会的极度分裂和巨大破坏，一个许多事物都以飞来横祸般的惊人速度变化的时代，几乎所有参照坐标和衡量标准都与它们得以建立的基础一起突然被扫荡一空。幸运的是，德波可以大胆宣告：我曾投身其中，密谋颠覆，而非永久性丑闻般蝇营狗苟。德波宣称他没有远游的必要，他从未坐过飞机，也没出过欧洲。他的偶像克拉凡，面对纽约时曾目眩神迷般高呼：“纽约！纽约！”德波有个苏格兰瘾君子朋友，曾在哈德逊河上以船为家，写出过沉迷海洛因而为存在感焦虑的畅销书《该隐之书》，他想邀请德波与他一起在船中对饮，在酩酊大醉中漂到纽约第33街旁。德波拒绝了这场邀请，因为在知识上和政治上，思维方式和精神活动通过想象完成的跨越不逊于跋涉千山万水，观念得到变化并为之坚守才是最美的生活享受，在沉沦之地便可建构一座全然自我支撑、壁垒森严、独一无二的迦南美地。
当下的我们，尚未摆脱集中景观的禁锢，却又戴上了扩散景观的桎梏，我们终于成了综合景观的悲壮囚徒。在景观社会，一切皆可消费，爱情也不例外，人不再拥有自我意识，随波逐流。“我们如孤儿般生活，我们的历险尚未完成”，德波用游荡寻觅经验，在经验被抹平的阿尔法城重申城市文化的想象和社会生活的勇气，拒绝平庸，再造可能，密谋生活的可能性，献给无限的少数人。
他的孤独也好，他的高贵也罢，会让人陡然激发对真理的向往与对想象的激情。他热爱着生活中的许多事情，充分享受着能够享受到的一切人生，喜欢与机智而博学的人谈话，阅读着激动人心的书籍，却与生活格格不入，并与之绝不罢休地抗争到底，一如1959年居伊·德波电影里的画外音：“我们需要通过联合作战去改变一切，或者一无所获。我们需要与大众重获联系，但我们的周围仍在沉睡……我们的生活是一次旅行——在冬天和夜晚里——我们寻觅着道路……这个巨大的迷宫像是务必解开的谜团，我们在其中忍受着疲倦和清晨的寒冷。这是幻象构成的现实，通过它我们势必会发现现实可能达到的丰富。”就像布罗茨基在《寄自威尼斯的明信片》第一行所描述的那样，抄录这段话作为结尾，献给困居外省的自己以及被推迟的尚未到来的事物：“为那些从未发生的事建造一座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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