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外人的拷问
徐瑾
知识分子是否应该介入公共生活，或者，介入的方式以及程度应该是如何的?伴随着杨绛先生5月25日去世，中国舆论圈反复纠结这一话题，在言论自由的边界与知识分子的定义之间，不断纠缠与打转。事实上，这一问题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几乎是普遍性历史追问。在经历了现代性洗礼与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知识分子的地位在二十世纪更加特殊，不仅得到市场支撑，也得到了体制内的尊重。在全球范围内而言，其中的天之骄子，堪称法国知识分子。然而，即使是那个时代最富有才华的头脑，即使在最自由时刻也曾经迷惑，这一案例恰恰值得作为历史永恒的警醒而存在。
回顾知识分子的定义，离不开法国德雷福斯事件。十九世纪末一名法国陆军上尉德雷福斯被指控出卖法国陆军情报给德国，军事法庭裁定其叛国罪名成立，判以终身苦役并流放外岛。这其实是一桩并不复杂的诬告，其害者人以犹太人身份而未能得到公正对待，左拉等知识分子大举介入，成功挽救了无辜者的清白。这一历史事件奠定了法国知识界的地位以及诉求。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结束，法国知识界进入以萨特等人为代表的辉煌的“30年”，左派知识分子占据主流位置。
在法国知识分子的传奇之中，也有隐秘的往昔，甚至某些历史事实会具有颠覆性的反转。例如，法国知识分子在战后十二年（1944-1956）期间的表现，或多或少都被卷入了左派旋涡。其中很多人没有党派意识，甚至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仍旧罔顾现实为苏联恐怖统治辩护，或者在承认真相之后仍旧选择为其合理化言说，这很令东欧同侪失望。这一段已经被遗忘的故事，可以在历史学者托尼·朱特的《未竟的往昔》中重见天日。
时间有限，读书不得不挑，如果不是看到很多次推荐，我可能不会读托尼·朱特，尤其知识分子研究知识分子的著作，很容易让人有偏见，认为他们多少有些自我拔高。不过托尼·朱特《未竟的往昔》如此不同，充满了冷峻解剖与清晰拷问，很是令人感叹。法国知识分子在二战后拥有特殊地位，这导致他们的责任，不仅对于法国，甚至对于整个人类。然而即使萨特和雷蒙·阿隆这样的时代精魂，也难以回避历史拷问。在自由与责任、沉默与捍卫、权力与理念等庞大抽象话语之下，更应该检视具体的人和事，托尼·朱特可谓点校尘封历史，不仅场景栩栩如生，更在于理念层面深入骨髓。或许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他比那些知识分子更为深刻了解其灵魂深度的阴翳。
正如托尼·朱特所言，与“二战”后法国知识分子享有的特殊身份相伴而来的，是它的特殊责任，“对于巴黎的文人而言，这意味着一种责任和权利——为人类代言、对人类的状况发表看法，以及即便是在明显地讨论地域性论题时，也能让人理解。对于外来者，这意味着巴黎所做的选择或是拒绝将会产生一种影响力，并且在远方某处得到回应，它会被远比其他共同体中的读者更加伟大的受众阅读、引证，甚至是错误地引用。”
于是，托尼·朱特认为这些视角的不对称使得法国人既不受政治的约束又不用顾忌文化的谦逊，而知识分子也成为一个缺少历史重力的共同体。当他们处于对激进的热爱、对终极的追逐以及对乌托邦的无抵抗力之时，或者还加上抵抗运动附加的道德自信、天然的反美情绪与智力上的民族主义等因素，他们多数最终选择了对于东欧等恐怖事件视而不见甚至辩护，这使得他们的声望也构成对于其所影响地区人民的伤害。托尼认为，对珍惜法国声音与回应的东欧知识分子来说，其遭到了“双重驱逐”，一方面被剥夺了自身的民族文化，一方面信任的护卫者又禁止其进入欧洲的文化世界。这种失望与受挫，即使米兰·昆德拉等人也无法避免，“长久以来，直至今日，欧洲的中枢神经——巴黎的意义仍不止于法国的首都。遗憾的是，我认为它是一个消失了的世界的无处可觅的首都。”
1956年之后，尤其进入六十年代之后，法国知识分子的情绪快速转向更为简单的殖民地问题，昔日他们纠缠不清的斯大林问题也随之淡化。托尼认为这种转变的根源并非变化，而是在于法国知识分子的一成不变，“战后知识分子不妥协的自信使得他们中的大多数安然度过了斯大林主义统治的那些年。若不是因为如此，蛮荒之地的第三世界主义和60年代中期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有任何交集。是人类的良心这一观念背后的值得注意的道德自信，继续体现于萨特及其朋友身上，甚至还波及到了阿尔及利亚那一代更为年轻的知识分子。”
在思考这些知识分子的前后不一甚至左右失衡作为中，托尼努力将他们视为被时代紧紧裹挟的人物，也努力公正，但是不少情况确实很让人失望。法国知识分子喜欢探讨关于“介入”“责任”“选择”等问题，但是正是他们的选择，让我们看到，即使在最自由选择与话语权最为崇高的时代，最聪明的头脑也曾经经历过集体的盲目，甚至为恐怖提供哲学解释。比如对于现实的恐怖政治，引入将一切融入既可理解又可操控的人类历史的马克思式理解中，“押宝在历史上意味着为现在的行动正名，换句话说，它使得现在的行动看似无可指摘”。对于这些表现，加缪批判说，“对历史的责任豁免了对人类本身的责任之一”。
托尼1948年出生于英国伦敦，他来自一个东欧犹太移民家庭，但他从小更多接受英国传统教育，曾经在牛津以及巴黎高师求学。他后来执教于纽约大学，晚年弭患渐冻症，2010年去世。他对于欧洲历史的研究与思考令人佩服，叙事得当而不失高贵。
托尼·朱特据说在家里也说法语，他也曾经在法国呆过，可见他了解法国，但是对于门户严格、自我期许的高大上小圈子沙龙，他始终是局外人，但是作为局外人也有好处，即一个外国人本来就更容易发现问题，甚至可以思考一些本国人无法提出的问题。作者身份是特殊，作为一个国外人，来书写一段本国人早已经遗忘的往事，这有优势也有劣势。或者说，很多主角介入太深的场景，只能由局外人才能真实还原。托尼欣赏加缪的姿态，而后者最为著名的发明之一就是永恒的“局外人”。局外人看似无关紧要，但也许是良知与真理的最后庇护。真相在于，恰恰是局外人，可以冷眼旁观圈子的自我沉醉与集体盲目，甚至能够清晰解析其路径。
专业人士、智力精英、读书人、学者、名人与知识分子之间，彼此存在身份的交叉、重叠以及罅隙甚至龃龉，尤其在时代变幻理念嬗变之际，作为知识分子的选择尤其艰难，无论遗世独立还是随波逐流，很可能都不过是大历史中的一二浪花。更为普遍的情况的是，我们更多看到的本应该独立思考自由选择的知识分子，在时代大潮面前，无论自愿还是非自愿，都曾经历过集体无意识甚至整体歧路。即使在可以自由选择的时代，知识分子的表现也有难以令人满意。在当下随着专业化与终身教职逐渐成为知识分子的必备，知识分子以学院作为进退阵地也成为近年趋势，《未竟的往昔》尤其可以为知识分子的介入与沉默提供反思。
法国对应中国，又是一个永恒的谜语。法国和中国作为传统大陆国家，都曾经享有特殊的历史地位，正如历史学者陈寅恪所言，“西洋各国中,以法人与吾国人,性习为最相近。其政治风俗之陈迹,亦多与我同者。美人则与吾国人,相去最远,境势历史使然也”。更进一步，无论哲人王传统还是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两国知识分子文化方面备受推崇以及介入政治的特点，其实不无类似之处。有人写信给克罗奇，如此评价法国作品过度抽象的特点：我们法国人的一个缺点是，喜好像拿破仑那样高瞻远瞩。或许对于中国人看，其实也可以有类似的话语。
面对历史，大家都得谦卑。回到中国的案例，从为人与为学，从个人层面有资格追问杨绛钱钟书两位先生的寥寥无几，然而任何人无法对于公共话题具有免疫性。对于这一事件的真假鸡汤以及集体转发本质是反智识，更有甚者，以刚去世不评价等俗世智慧来使得杨绛钱钟书的评价，几乎即将变为寻常人家家长里短。即使如此，抛开杨绛悼念潮中搭车营销不谈，意见市场中每个人的发言都是以自己的声誉作为担保，即使不喜欢，也不必从动机不纯或者不该对死者发言等理由绞杀各类声音，毕竟自己怎么看、别人怎么看以及意见自由市场的基本概念与不同层次都应该得到尊重。从尊重的角度，老实说，如果鸡汤代表甲之尊重，那么很可能在乙看来不过是亵渎。整齐划一的纪念形式，多少带有广场舞性质，这是杨绛之类追求个性独立的知识人生前就极力避免的吧。
即使在自由情况下，历史也见证过公共言说被扭曲以及被操纵，即使出发点是良知与智识。某种程度上，当社会共识趋于分裂的时候，再以谋求共识的姿态寻求回避，其实并不现实。共识撕裂的时代，注定只能各自表述。问题在于，公共生活恰恰在巨变时代充满了极端化的可能，人们在意识形态的洪流中沐浴，在一次次的论证和辩论中通过只言片语辨别对手还是朋友，这也使得某些公共评价事实上并不公正，难免有依赖圈子远近或者左右距离来评价的可能。
言论自由或许并非所有人都喜爱，甚至泥沙俱下，但是其自我纠偏的意义在于，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发言负责。发言不发言，其实本质变为一个是否接受历史拷问的问题，视而不见可能是一种犬儒主义，高压之下，使得不发言也成为一种姿态。责任对应着义务，名声具有外部性，自我矮化以及自我拔高是人性的惯例，但最终在午夜梦回以及风云落定之际，每个人其实都可能面临良知的终极审判。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历史的局外人，但是正是我们自身塑造了共同历史，从这个意义而上，没有人是真正的局外人。沉默与介入，是知识分子永恒的悖论，而发言，这可能是知识分子的宿命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