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肇建史的另一面 “君宪与革命百年回望”系列 “大妥协”危与机（下
章永乐
在1911年至1917年的大转变中，君主立宪一直是个时隐时现的政体选项。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是对清末君主立宪运动的打断，此后清廷迅速下诏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并委任袁世凯内阁，但为时已晚，清廷统治很快土崩瓦解。
然而共和不过数年，君宪呼声重现，集中体现在1915年与1917年分别由袁世凯和张勋发动的重建君主制运动。众所周知，这两次尝试都引起全国反对，旋即失败。后世的主流史学话语对此态度鲜明，袁、张回归帝制之企图均背负上了“复辟君主专制”的骂名，他们身败名裂的原因，往往被解释为“共和观念深入人心”。
一个世纪过去了，今人与当年种种重大事件的利害关系早已淡化，我们不妨以更为超然的眼光回望，再次尝试解答“民初君主复辟何以希望渺茫”这个老问题。
“今之反对帝制者，当日亦多在赞成之列”
环顾世界近代历史，共和革命之后回归君主制的案例比比皆是。1660年，英国继共和革命与克伦威尔父子的“护国公”政体后，出现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拿破仑的法兰西第一帝国、复辟的波旁王朝、七月王朝统治和路易·波拿巴的法兰西第二帝国陆续登场；西班牙则先有1874年12月的波旁王朝复辟，又有20世纪70年代军事独裁者佛朗哥去世后的君主制重建。法国的君主制最后未能持续，而英国和西班牙到今天仍然有国王。
不少人将君主立宪制视为一种保留了“封建残余”，不如共和制进步的政体。的确，君主立宪制承认君主世袭，有的还维持世袭贵族，某些人“血统更高贵”的保守观念，与现代共和主义下的众人平等观念，有很大抵触。但从当代世界各国的治理绩效来看，我们无法笼统地说哪种政体更为成功。至今仍有20多个国家实行君主立宪制，包括治理相当良好的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日本、挪威、瑞典、西班牙等等。其中挪威在英国《经济学人》智库2008年所作的一项“全球民主指数”排名中位列第一，超过久负盛名的共和国典范美国与法国。
一次大战结束之前，即中国政体在“共和”与“君宪”之间来回摇摆时，更难看出共和制“代表历史潮流”：当时欧洲的强国基本上是君主制国家，法国身为共和制国家，40多年前就在普法战争中败给了普鲁士；而以美国为代表的美洲新兴共和国，仍缺乏真正的世界影响力。
有了这样一个回到历史现场的意识作为前提，我们才能更为心平气和地去重新审视民初的君主立宪派，将他们的主张作为百年前重建中国的一种严肃方案来认真对待。
第一个问题是，无论袁世凯还是张勋，他们的“复辟”行动旋起旋灭，真的是因为“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大多数中国政治精英们无法再接受君主制了吗？从民初林林总总的报纸杂志中，今天的研究者自然可以找到大量反对君主复辟的言论，但别忘了民初中国是一个舆论相当活跃、政见极端分裂的社会，各种对立的政治主张都能找到足够多的文字材料，仅仅堆积史料缺乏实质意义。
其实，细心分析那些对当年全国政局走向有实质影响的主流政治群体对君主制的态度，可能更为重要。我们会发现，经历过1913年“二次革命”的失败，孙文领导的激进革命派势力在国内政坛号召力大大减弱，而支撑1914年袁世凯重新制宪的那个暂时的“保守派同盟”——当权的北洋集团、附和北洋集团的地方实力派、清朝宗社党残余势力，以及抱着遗民心态的一批前清官僚——说话更具分量。
民初以各地都督/将军/督军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除“辫帅”张勋之类始终忠诚清朝的少数强硬派之外，多数是骑墙派。在1915年的君宪运动中，他们见风使舵，上表劝进，第二年看势头不对，又向袁世凯反戈一击。正如袁本人被迫宣布撤销帝制时所言：“今之反对帝制者，当日亦多在赞成之列。”
同样是这一群体，在1917年的第四次徐州会议上，与张勋约定复辟清王朝，但等到张勋真正起事之后，却摆出一副共和派的模样，反过来拆前者的台。甚至后来获得“三造共和”之名的段祺瑞，此时也玩了两面派手法，在张勋跟前说的是一套，回头做的是另一套。
以载洵、铁良、良弼、溥伟等为核心的前清宗社党人，以劳乃宣、胡思敬、刘廷琛等为中坚的逊清遗老，以康有为为领袖的保皇派，以张勋为代表的出任民国要职的前清官僚，当然更是君主制的支持者了。号称晚清启蒙思想家之一的严复，传播西学贡献很大，可他是极力鼓吹帝制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
至少在上述各个活跃的政坛派别中，我们很难看到“共和观念深入人心”的迹象。
话说回来，地方实力派手握枪杆子，一举一动，可谓举足轻重。但他们显然具有极强的机会主义色彩，有利可图就蜂拥而上，发现形势不对即迅速掉转枪口。袁、张的复辟图谋，根本找不到一个忠实的军事同盟作为支撑。
这个奇特的局面，是如何形成的呢？
“削藩”遇阻 尾大难掉
袁世凯与张勋无法全面控制北洋集团的枪杆子，与该集团的组织模式密切相关。即便是晚清末段其势力节节上升时期，靠层层庇护关系链接起来的集团内部，仍存在着相当大的离心力。这种离心力，在辛亥革命期间形成实质上各自为政的“军省格局”之后，更是进一步增长。
袁世凯能组建北洋集团的关键，恰恰在于他利用了清廷提供的资源，建立起一个效忠于他个人的庞大庇护关系网络。陕西师大近现代史学者张华腾教授曾指出，袁能做到这一点，重要条件之一是他很大程度上贯彻了“任人唯贤”的原则，并没有试图将袁氏家族子弟纳入到北洋集团中，与其他将领分享权力。
可与此同时，袁世凯无法阻止部下罗织他们自己的庇护关系网，更无法轻易将后者的庇护关系网整合到他本人直接控制之下。袁世凯靠练兵和办学校来树立个人权威的方法，一定程度上也被段祺瑞、冯国璋等部下模仿。换言之，即便袁的嫡系部属及其延伸出来的庇护网络体系都效忠于袁世凯，也并不等于他们就会自动效忠于袁氏子弟。
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后，袁世凯取得非北洋系的地方实力派支持，对革命派势力进行镇压，成功“接管”原本处于半独立地位的南方数省。到了1914年，北洋集团从人事上更为紧密地控制了地方各省。但这一表面上的成功，却产生了严重的意外后果。
“二次革命”爆发前，北洋军主要驻防京畿（北京周边）、直隶、河南、山东、奉天（今辽宁）等地，完全听命于袁世凯。但镇压“二次革命”之后，随着北洋集团控制范围的扩大，北洋军陆续分散部署，袁能直接指挥调动的军队数量，远远不如以前，驻防各地的军队，逐渐落入各省军事将领手中。北洋军将领一旦执掌地方人事权、财权、军权，遂有渐成“独立王国”之势，既然可以就地取“财”，来自袁世凯中央分配的那点有限的资源，吸引力自然大大下降。
袁世凯不是没有顾虑到这一点，他一度积极推行“强干弱枝”政策。当北洋军将领日益取代革命派成为新的地方实力派之时，他们也成了袁“削藩”的对象。1914年，袁世凯下令裁撤各省都督，设立将军，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同时推行军民分治，各省将军职权限于军事，民事则归于巡按使。不过，新设的将军军政权力仍与原先的都督相差无几，管理民政的巡按使“实则仰武人鼻息”，袁对此鞭长莫及。
既然从制度上“削藩”比较难，袁世凯只能在人事上做些补救。第一是对调将领，以防止形成强大的地方利益集团；第二是向各地安插亲信，以监视地方要员；第三是让地方要员“以子为质”，把儿子送到北京来。可惜，这种种手段操作起来经常受挫。
比如，湖北和奉天两省，分别由王占元、张作霖独占一方，两人名义上不是一把手，却有实力将袁世凯委派的顶头上司赶走。袁世凯试图用参谋总长的中央高职为饵，诱使冯国璋放弃江苏的地盘，冯识破此乃调虎离山之计，坚持以江苏都督“遥领”，袁计终未得逞。而非北洋系的广西实力派陆荣廷，同时遭遇了袁世凯的后两种手段。袁世凯要陆荣廷以其儿子陆裕勋为质，还分别于1913年与1915年派遣张鸣岐、王祖同赴任广西为民政官员，监视陆的一举一动。1916年初，陆荣廷打电报召回在北京的儿子，结果陆裕勋在路上被毒死，陆荣廷怀疑是袁世凯派人下的手，自此对袁恨之入骨，促成他在护国战争中起而响应蔡锷。
在中央层面，袁世凯的军事领导权也并非稳如磐石。段祺瑞民初战功卓著，威望持续上升，历届内阁中均担任陆军总长，他借此向政府和军队体系中广泛安插自己的门生故吏。1914年，袁世凯为削弱段祺瑞及陆军部的权力，成立了“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委派王士珍主持常务，一切大政则由袁本人最终决定。段祺瑞察知袁世凯意图，常借故不出席“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会议，同时将陆军部的事务交给次长徐树铮代理。袁充分意识到对军队控制权减弱，决定再打造一支嫡系部队。那年10月，袁任用蒋方震编练模范军，军权实际上由其长子袁克定掌握。1915年，在新一轮的袁、段冲突之后，段祺瑞最终称病辞职。
袁克定民初在政治上的活跃，对于像段祺瑞、冯国璋这样的北洋要员，起到了很大排斥作用。编练模范新军的时候，袁世凯特意让袁克定担任第一团团长，引发了段祺瑞很大的不满。袁克定向来看不起段、冯二人，因此，对后者来说，帝制与共和的区别相当直观：如果恢复帝制，以后就不得不听命于蔑视他们的袁克定的领导；如果维持共和，他们仍有可能得到袁世凯今天的宝座。
可笑辫帅不自量
纵观近数百年来的世界历史，从军事将领起家，接近或者登上君主宝座的，我们至少可以举出克伦威尔与拿破仑这两个人。他们都有卓越的战功，尤其是拿破仑，横扫干涉法国革命的外国军队。指挥作战的过程中，两人也改造了军队的权威结构，用个人嫡系班底牢牢控制着军队。即便如此，克伦威尔征询大量政治精英的意见之后，还是放弃了称王。
尽管袁世凯堪称靠军事起家的强人，但远远无法与克伦威尔、拿破仑因辉煌军功树立的强大权威相提并论。袁主持小站练兵，可长期不曾指挥一线作战，民国成立以来更是长期深居新华宫，当日理万机的大总统，跟分散到各地的北洋军诸派系越离越远。他只能靠源源不断输送利益，才能维持这个结构复杂、层层庇护的庞大体系。
若袁世凯称帝不触动已成为“地头蛇”的北洋各派的既得利益，还能为他们加官进爵，当然是好事一件。但袁世凯前几年频频试图“削藩”，很难让他们真正放心，于是纷纷采取机会主义的态度，这在反对帝制的护国战争中，表现得十分充分。比如，曹锟抱着立功升官的想法，一开始曾经积极围剿护国军，发现难以取胜后，态度马上转为消极。陈宦、汤芗铭等地方将军，原本是袁世凯称帝的劝进者，一看到形势发生不利于袁世凯的变化，也就见风使舵，宣布“独立”。冯国璋则在地方实力派之间搞串联，想逼退袁世凯，自己上位。
护国战争摧毁了袁世凯的帝制梦，也摧毁了他在民初所获得的一系列国家建设成就。各省相对于中央的独立性大大增强，“军民分治”成果流失，“军主政从”成为地方的普遍现象。即便袁世凯活得更长一点，被迫取消帝制之后继续担任总统，恐怕也很难有所作为。他所面对的，是比1912年初南北对峙时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碎片化局面，那时候他还能依靠相对团结的北洋集团，到了1916年，一切都分崩离析了。袁的去世，更进一步加速了北洋集团的分裂。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1917年张勋复辟仅仅十二天便遭遇脆败——他的处境，比1915年严峻得多，而他能调动的资源，比1915年的袁世凯要少得多。
袁世凯死后，北洋各派系内部矛盾丛生，迫切需要一个调停人，张勋凭借自身强大的军事实力，又占据关键的地理要塞徐州，一时成为13省区盟主。但调停者的地位不等于支配者，张勋的盟友们各有地盘和人力、财力资源，有利可图时他们不妨接受张勋的调停，却并不因此而臣服于他。
1917年6月，张勋抓住黎元洪与段祺瑞 “府院之争”的机会，推动君主复辟。他显然对自家实力估计过高，轻信第四次徐州会议上各位军阀（包括段祺瑞的代表）支持复辟的协议，挥师进京，拥立溥仪。当复辟引发全国声讨之际，张勋以为至少段祺瑞和冯国璋不会添乱，偏偏这两人联名通电反对，而那些原先在徐州跟着起哄的军阀们，也随段、冯一起翻脸了。
张勋复辟的失败，与他操作失当直接有关。很早就策动张勋复辟的康有为，曾给张提出六条建议，前三条是：
“其一，今日复辟，当行虚君共和制，万不可恢复大清旧号；其二，既为虚君，政权当归内阁，内阁对国会负责，君主无责任；其三，既为国家起见，自身不宜包揽政权，国务总理一职，暂请徐世昌担任，各省军政长官皆宜仍旧，切不可妄自更动……”
客观地说，康有为的思路还是比较合理的。不用大清名号，既为避免触动汉民族主义的敏感，更让参与过辛亥革命的地方实力派放心，新朝廷不会“秋后算账”。请北洋元老之一徐世昌来当实权内阁总理，可以释放出一个信号，即新朝廷将保护北洋集团的既得利益，不至于削减地方实力派们的权力。
问题是张勋几乎处处反向操作，不光急急忙忙恢复了大清名号，还用自家班底占据朝廷要职，这无异于向北洋集团其他派别首领们暗示，我张勋要撇开大伙单干了，别人不群起攻之才怪呢。
旧邦新造 种瓜得豆？
不过，即便张勋完全按照康有为的意见去做，“丁巳复辟”（1917年为农历丁巳年）成功的几率仍然很低。
欧洲多国近代由共和而复辟君主制，之所以不致引起民间激烈反弹，盖因其历来尊崇君主的文化，背后有赖于一个漫长的贵族传统。全欧洲的贵族们长期相互通婚，构成凌驾于各国平民之上的等级，限制了王位争夺的范围。而反观中国，贵族垄断政权的做法，很早就失去了正当性，“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不少皇帝起于布衣，儒家传统的“天命鼎革”理论，也为朝代的更替提供了合法性论证。因此，中国历史上总是不乏最高权位的觊觎者。
从历朝历代的经验看，最重要的条件是，称帝者必须首先取得军事上的压倒性优势，才能够建立起稳固的统治，否则不得不时刻面对短期同盟者们的背叛和挑战。以地方军阀的标准衡量，张勋的军力固然算是非常强大，但毕竟难与袁世凯同日而语，加上他带到北京的“辫子军”只有5000人，要成“大事”，可谓难上加难。
概括而言，无论是袁世凯时期，还是袁死后的1917年，由于中国出现了事实上的军权多中心化，帝制复辟者受制于北洋集团内部的分裂，根本无法凝聚起足够的军事力量支持。这个结构性的原因，比泛泛而谈的“共和观念”舆论传播造成的反对声浪，更具实质意义。
即使当年大多数政治精英心理上更亲近君主制，也很难恢复真正稳定的君主统治。道理很简单：两个都赞成君主制的人，可能拥护的是不同的君主，甚至是自己想当君主——既然“帝王将相，宁有种乎”，这么想似乎也不见得太过分。谁都做不到力压群雄，最后难免群龙无首，只好接受“共和”体制下的就地分赃。
大约十年之后，同样的难题也让取代北洋法统、表面上基本达成“统一”的蒋介石南京政府举步维艰。蒋自行伍起家，经过北伐之役洗礼，坐拥的嫡系部队力量比袁世凯有过之无不及，但在国民党党务系统中班底薄弱。面对党内各种精英、大佬，他不得不绞尽脑汁，玩弄平衡术，勉强维持“面和心不和”的局面，仍不时要大打出手。后来借助“剿共”乃至抗日，伺机剪灭地方实力派的策略，有过成功的实践，但也经常引起后者的警惕和对抗。以至于军阀割据与军阀战争，成为民国短短数十年难以克服的“常态”。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事情已不仅仅局限于本文一开始提出的“民初君主复辟何以希望渺茫”的疑问了。辛亥革命带来的各自为政的“军省格局”，不仅是让君主制的重建变得困难而已，它为各种形式的中央权威重建都设置了重重障碍，不管这个中央权威的名号是皇帝、总统还是总理。如果说政府形式之争，争的是在一片土地上种什么花，“军省格局”则意味着土地本身已盐碱化了，在这样的土地上，无论什么样的名花都很难种好。
故此，民初两次失败的君主复辟之后，近代“旧邦新造”，亦即中国国家重建的主题，迅速转向政治土壤的彻底改造。辛亥革命期间仅仅受到轻微触动的中国广大基层社会，将在下一个时代，迎来轰轰烈烈、翻天覆地的大变革。
作者为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西方法律/政治思想史及中国近代宪法史、思想史等，近年重点关注国家建构与宪法变迁、帝国与国际法、政党与代表制、政治伦理与法律伦理等议题。著有《旧邦新造：1911-1917》（2016年增订第二版近日面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