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悲剧精神的终结处
李冬君
787
2016-09-12
李冬君
原罪从哪里来
在《俄狄浦斯王》一剧中，索福克勒斯的目光，从雅典移向古代忒拜城。
忒拜城里，瘟疫在流行，到处是求生的呻吟，青年男子倒在地上任由瘟疫散布，没有人哀悼，没有人怜悯，死者的老母和妻子在哭泣，田间麦穗枯萎了，牧场牛羊瘟死了，妇人流产了……俄狄浦斯王来了，他说，他已派人去请示阿波罗神。来人传达神示：瘟疫由弑父而起，要将凶手绳之以法，灾难才会过去。于是，他下令，无论如何要追究到底，直到水落石出。
他先问盲人先知，先知闪烁其辞；接着，王后提供了线索，提起那个弑父娶母的神谕和被她抛弃的孩子，这个神谕，与他请的神示如出一辙，他开始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报信人的证据和牧羊人的最后确认，使他如雷灌顶。他的妻子也是他的母亲，在呼唤他的父亲和她的亡夫后，自缢而死；他自己则从母亲的尸体上摘下金别针，义无反顾的刺瞎了自己的眼睛，他对自己的眼珠大声疾呼：
你们再也看不见我所受的灾难，我所造的罪恶了！
你们看够了你们不应当看的人，不认识我想认识的人，你们从此黑暗无光！
刺出的血，黑色的血点，如雹子般坠落。他叫人把宫门打开，自己走出来，让全体忒拜人看看他这弑父娶母的凶手，这个给忒拜城带来瘟疫和灾难的人，他自愿去流放，让瘟疫和灾难集于他一身，由他带走。他悲叹：命运啊，你跳到哪里去了？跳到可怕的灾难中去了，不让人听见，不让人看见。
埃斯库罗斯笔下的普罗米修斯是个先知，他对一切事物都心中有数，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要做，他宁愿舍弃自身，去迎接那撕心裂肝、惊天骇地的痛苦，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有罪，我知道，我是自愿的犯罪。而俄狄浦斯的行动则是盲目的，他越想逃避命运，就越落入命运的圈套；他自我放逐，自以为远离了灾祸，然而，命运如影随形，灾难仍紧随其后；这无可奈何的“悲”情，道出了人类的根本困境。由索福克勒斯领唱，希腊人与这瞎眼老人同声合唱：我们不可与命运抗争！
索福克勒斯蔑视人的“生成”，他说：一个人最好是不要出生，一旦出生了，就要退而求其次，从何处来，回何处去；等他度过了荒唐的青年时期，苦难便接踵而至，嫉妒、决裂、争吵、战斗、残杀；等老年期到了，衰老病弱，那时候，所有灾难都要落在他头上，时辰一到，一切都毁了。
唯有灵魂要承担罪行，而罪中之罪莫过于弑父和乱伦：婚礼啊，婚礼啊，你生了我，生了之后，又给你的孩子生孩子，你造成了父亲，哥哥，儿子以及新娘，妻子，母亲的乱伦关系，人间最可耻的事。这就是悲惨的命运，是他无逃于天地之间的必然之刑。可他还有自由意志，能救赎灵魂，他用自由意志，自己审判自己，自己对自己用刑，而非推诿于命运，更没有用神话来为自己开脱罪行。他说：“我的命运要到哪里，就让它到哪里吧。啊，命运，你伤了我心，伤了我灵魂，但我还是个自由人。”
无限悲愤，终归于安宁；惊世骇俗之后，他不怨天，不尤人，独自承担命运。然而，他的儿子们，并没有从父亲的罪行中汲取教训，他们乘机驱逐父亲，以满足他们的野心；他们互相残杀，为争权夺利而丧失人性。对于父亲，他们唯有利用，而无丝毫感恩之情。
他们是新生代，讲究实际。当有神谕告诉他们，谁能得到父亲的支持，谁就能获得胜利时，他们厚颜无耻，都来恳求那个瞎了眼的伤心人，他们对于父亲，唯有花言巧语，而绝无忏悔。
父亲没有放下仇恨，当死亡临近时，他仍然牢记着那个复仇的预言：只要宙斯还是宙斯，阿波罗的预言依然灵验，我尸首长眠，也要用他们的热血来祭奠。因为，神的正义和法律的尊严，要由他来体现。对于儿子们，他没有和解，只有结算，他不像普罗米修斯，面对着最高的神祗，而是面对最卑鄙的小人。人的罪行，如出于无知，或可宽恕；如出于阴谋，则绝无可恕。他是瞎子，也是先知，有如荷马之魂附体，他的悲愤很有分寸，平静而坚忍：你们停止吧，别再哭了，因为一切都是神的安排。
雅典之船就要沉没，索福克勒斯立于船头，遥望水天落日，说：人皆有死，无一幸免。他借安提戈涅之口申诉：惟怯懦之辈渴望长寿，生活溺于邪恶，一天又一天活着，哪里有过欢乐？
索翁逝世时，斯巴达的军队已兵临雅典城下，噩耗传来，斯巴达将军立即下令停战，全体战士为这位诗人的遗体让道，在铁马金戈中，万众肃穆悲悼，让诗人灵魂稍息，安然归葬故里。
另一位悲剧诗人，比索翁小十来岁，却先索翁一年而死。他就是欧翁，被人称之为“舞台上的哲学家”的欧里庇得斯。雅典三大悲剧诗人，惟索翁寿终正寝，埃翁和欧翁，两人均死于偶然。
据说，埃翁隐居于西西里岛南部时，因其秃顶耸立，光亮如石，老鹰竟掷龟以击之，欲碎龟壳而取龟肉，不料将诗人砸死，在他的墓前，希腊人举行祭礼，并演出悲剧。而欧翁之死，则因其疑神，而被迫离开雅典，至马其顿王宫作客时，不幸被国王之犬咬死，悲惨而离奇。惊闻噩耗，雅典派人前来索取欧翁之遗骸，却被马其顿王拒绝。于是，雅典人立欧翁碑于郊外，修昔底德为之撰写铭文：
这纪念碑代表了全希腊世界，他的遗骸要在马其顿永埋。而诗人的故乡本是雅典，
那里是“希腊的希腊”，文明生生不息的源泉。惟有雅典万人交口，吟诵他的诗篇。
铭文的苦酒，雅典人自斟自饮，却未自省。若谓埃翁之死，尚有天命意味，因而显得悲壮，则欧翁之死，或有报应之嫌，就徒遗悲惨了。欧翁作品，终结了“英雄悲剧”，其死，也无甚英雄气概；他“按照人本来的样子来描写”，可他的结局，却未免离奇，与“人本来的样子”，可谓相去甚远。
据说，智者普洛塔戈拉曾在欧里庇得斯家朗诵欧里庇得斯一篇关于神的论文，第一段便是质疑：“我不能断言是否真的有神存在。这点的认识有许多障碍：第一，是对象本身不明确；其次，是人类寿命短促。”除哲学外，欧里庇得斯还钟情于悲剧创作，如索翁所言，他是“按照人本来的样子来描写”的，而非根据神谕。
如果我们对悲剧的倾向及其主导思想加以研究，便会发现，那时，人们确实“处在野蛮的自然力和上古泛神教的底层和开化民族后来的理性形成之间”，而悲剧，一方面，充满了对昔日神的世界的回忆和幻想，另一方面，又追求规则、和谐的生活秩序与文明，因而，赢得了希腊人的崇高热情。希腊人的悲剧意识源自于对人自己原罪的反省，人性是命运背后看不见的那只手。
走向命运是一条
达成法制通往自由的路
雅典人创立民主制度，便基于自由天性的鼓舞，而悲剧，就是鼓舞。雅典人比较了民主制度和不民主制度下的人，他们的结论是：自由天性与民主制度注定了因缘，自由的人，独立自主的人，总是比卑躬屈膝、受人操纵的人，珍贵得无法比拟。
古希腊悲剧诗人，就像守灵人一样，将渊默于悲剧气氛中的灵魂高扬。当轴心期到来时，首先是哲学，放出了理性的光芒，要照亮那不确定的历史与神话交错的幽暗处，这过程本身，就呈现了史诗的母迹，致使悲剧的初孕，竟与哲学相同。
然而，它们分道扬镳，悲剧一路走向雅典，而哲学却流落在爱琴海沿岸。当哲学已经开始追问世界的本源时，悲剧还在讲述荷马时代英雄与命运抗争的故事，用故事召唤自由人起来斗争，不仅同氏族贵族斗争，同僭主独裁斗争，还要同波斯帝国斗争。
如果说用希腊语讲哲学开始了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那么雅典人演出悲剧就是用命运为人性立法，将命运的主宰变为法律安排，用英雄的一往无前的激情去呼唤法治秩序的到来。
而被命运引爆的人类激情及其行动艺术以及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又鼓舞着诗人，把悲剧变成双面透镜，一方面将古老的英雄传说拉长了给我们看，另一方面将不可抗的命运放大了给我们看，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第七章里说：“悲剧就长度而论，情节只要整体明显，则越长越美。”
悲剧，必须表现命运的不确定所带来的恐惧和抗拒恐惧压抑的英雄气魄。
恐惧带给人们的并非压抑和沮丧，而是鼓舞并振奋人心灵生活的崇高感。
崇高感如康德所言，是一种间接引起的快感，先是生命力受到阻碍的感觉，接着就有更强烈的生命力的洋溢迸发，它在想象力的运用上不像是游戏，而是全身心投入。投入，不是心灵受到对象的吸引而深陷其中，而是一而再的受到对象的推拒所引起的反作用，对象越推拒，心灵越投入，义无反顾，投入命运罗网中，哪怕他仅表现出片刻的活力抑或激情和灵感，使他能超越其常态，这就是崇高。
崇高在此，并非基于某种社会意识的自觉，而是来自个体生命本身的欲望冲动。
对于古希腊人来说，他们所处的世界，是外在于他们的客观的世界，作为这一外部世界的代表——命运，就像一股扑面而来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威胁并笼罩着他们，甚至威胁并笼罩着神。
那个世界，除了神以外，人什么都不是，人必须通过抗争获得一席自由之地。所有的悲剧，根源都在于人有自由意志，本来，自然把人的一切都安排好了，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只要在自然循环中顺因自然就行了，可人偏偏就要超越自然，去追求自由，还要做个自由人，结果就导致悲剧。
自由是悲剧的前提。为了追求自由，人必须投入到命中注定的悲剧中去，人在悲剧中获得的崇高感，就来源于人自身的自由意志。当然，我们还看过“浪漫主义时代的欧洲文学整个弥漫着拜伦式的感伤和忧郁情调”，也能引起我们怜悯，甚至博得一掬同情的眼泪，可是，你只要把它放到古希腊悲剧跟前一比，立刻就会明白“拜伦式的感伤和忧郁情调”和悲剧震撼之间的差别：崇高流血不流泪。
在一场悲剧大风暴来临后，那种压倒一切的力产生的恐惧，给崇高带来了机遇。
辽阔的苍穹、铺天盖地的风雨、汪洋恣肆的大海、苏格拉底谈笑风生的死去、安提戈涅不顾生死的至情至性、还有特洛伊城陷落、普罗米修斯受难、俄狄浦斯的流浪和美狄亚的复仇……悲剧诗人向我们展示了“只有崇高的心灵里才会有崇高的快乐”以及欣赏悲剧所需要的对于崇高的鉴赏能力。
对于希腊世界来说，生存的苦难，使他们过早地承担起了对命运的自觉，那是一些“我却不能辨其形状”、更不知其在何方的外在力量，而这种不可知的力量却以必然性的方式操纵着人。
索福克勒斯在悲剧里，让他的“俄狄浦斯王”悲愤地大声疾呼：“谁的幸福不是表面现象，一会儿就消灭了？不幸的俄狄浦斯，你的命运，是啊，你的命运警告我，不要说凡人是幸福的。”
凡人如此，神又如何呢？古希腊人发现即便诸神，甚至宙斯，面对命运，也与人类有着同样的期盼和无奈，悲剧诗人也没忘让神也品尝这命运赐予的“甜浆”：“你也逃不了注定的命运”！
命运，虽有前因后果，却与善恶无关，俄狄浦斯宣布“我们不可与命运抗争”，是因为他实在也找不出任何善恶的理由来诉诸自己的力量。他悲愤地问向命运：“因为你找不出我本人有什么罪过好拿我来谴责我，说我有恶报，才对我自己和我的亲人做错了事。告诉我，如果神示说，有什么注定的命运要落在我父亲身上，他必将死在他儿子手里，你有什么理由拿来责备我呢？”命运不讲理，但有因果。
纵观古希腊悲剧，几乎都是悲剧人物对命运的追问，面对他们的无辜和不幸，命运戴着它的无情面具，依然故我，既不讨好善，也不避嫌恶，只是必然的去走访那些他要走访的任何当事人。
悲剧时代的英雄延续了史诗传统，在走向命运的同时，又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他们是为人类的自由宁愿自我牺牲的普罗米修斯，是既遵守神的律条又为建立城邦正义立法的俄瑞斯忒斯以及保护城邦的忒修斯等。荷马借助于神的为所欲为和恣肆放纵的行为模式，表达了人对自身欲望的渴求和冲动，他的英雄们正是这种自我意识的无限扩张和原始欲望的暴力倾向的综合体现，而悲剧时代的英雄们，则在“不要太相信暴力可以控制人间一切”的声明中，找到了一条将命运转化为法律的通往自由之路。
关于古希腊悲剧之命运观，照埃斯库罗斯的看法，命运近于神性，所以，他以远古的理想样子来描写悲剧人物；照索福克勒斯的看法，命运近于理念，因此，要按照人应该有的样子来写；照欧里庇得斯的看法，命运不在人之外，就在人自身，还得按照人本来的样子来呈现。命运无善恶，但人心能断筮善恶，命运超道德，但人性可以取舍选择，人的命运，虽然人无法自己决定，但人要成为怎样的人，却必须由自己来决定，这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好处，自由的好处，人有自由，崇高感就充满了咽喉。
在悲剧精神的终结处迎接法治的到来
与其说古希腊的宗教世界在奥林波斯上，还不如说在悲剧舞台上。
如果城邦时代希腊人的政治生活在广场，那么他们的精神生活就在剧场。
悲剧，凝聚了古希腊人的宗教般的狂热与虔诚。他们的心灵和他们的敬畏，全部寄托在对命运的趋求上，也就是说，这不可否认的宗教情感全系于对命运的敬畏，命运就是他们的神。
对于这位命运之“神”，他们一方面出自对超自然力的畏惧，而寄希望于它能为人伸张正义，另一方面由于命运的盲目、专横和残忍，又激发了他们那发自自由本能的反抗命运的激情。因此，这种对神的悲剧性观念，以及高昂向上的生活态度，坚毅的心灵，已然表明他们不需要神的拯救，正如朱光潜在《悲剧心理学》一书中提到“悲剧表现人和命运的搏斗，所以，总带着一点渎神的意味。”
罗念生在《理解古希腊悲剧》一文中也这样说道：“古希腊戏剧演出是宗教仪式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古希腊戏剧特别是悲剧的另一个特点，是它始终带有宗教色彩，受到宗教保护。”
古希腊人通过悲剧走向命运通往自由，他们在对命运的“惊奇和迷惑状态中”，仍能清醒地保持他们特有的生命情怀和一路前行的自信步调。悲剧诗人们头脑里虽然有许多困惑和思虑，但他们却不急于将古希腊人引向宗教信仰寻求庇护，而是在命运骤然降临的痛苦展示中，历练古希腊人的心智，这是一个民族心灵坚强和生命力旺盛的标志。一个民族必须深刻，才能认识人生悲剧性的一面，又必须坚强，才能忍受悲剧。因此，在这样一个命运呼啸的年代，没有孱弱的心灵所需要的宗教避风港湾。
可这并不是说古希腊人没有宗教心灵的需求，只是这心灵的“需求”，早已在悲剧的浸淫中得到了充分的满足，因为悲剧也与宗教一样，深切关注这世界的善恶、神的正义与人的责任。
然而，悲剧毕竟表现在舞台，予人以精神的馈赠，除了对生命力的昂然审美的崇高感外，就不曾祈以一神为皈依，走向宗教信仰，当唯一神出世，命运即为多余，而必求悬解了。正如悲剧必欲使人遭逢大痛，促使人的心灵，敞开心扉，坦然迎接命运的到来，不是自闭于内心深处的某个角落，咀嚼着痛苦成长，而是让心灵叩击命运，同命运一道高歌。让英雄的心灵来领唱，还有合唱队的大合唱，连命运都忍不住要投入到人类的大合唱中来，在人类心灵的大合唱中，人与人和解，人与神和解，人与命运和解，在和解中人类开启了欢乐颂的新时代：自由终于获得了人的法权形式，英雄亦必须让位于法治。
当人类解除了普罗米修斯的束缚之际，欢欣的泪水还没来得及夺眶而出，那阴郁的沉重却早已爬上希腊人高贵的心头，但他们必须接受，因为在诗人的悲剧性的智慧里毕竟带着人类对命运的遗憾，他不得不将那镶嵌着高加索石片镣铐依然留在普罗米修斯的腕上，让天神成为人类法治的先驱。
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则试图从命运的羁绊中挣脱出来，他的剧作里，一般以凡人为主角，着力于凡人的种种心态，这一切，都必须是在法治的条件下，人类通过法治将命运世俗化和内化。
美狄亚以恶讨回了命运加于她的不公正，她的个性张力不仅穿透了命运、正义以及理性的律条，而且为她赢得了巨大胜利。为了达到目的，她可以手刃数命，对于那些冤魂以及英雄伊阿宋来说，她似乎成为了他们的命运执行者，他们的悲剧，成就了她作恶的喜剧。欧里庇得斯将命运转化为人的个性的注脚，性格构成了命运的话语，命运因种种个性而世俗化、普世化，却暗含着强烈的渎神意味。
他把正义的评审权交给舞台周围的观众的同时，似乎在晓喻他们心灵之于正义和个性之于命运正在发生由外向内的位移，这位“舞台上的哲学家”的悲剧的心灵正在向着哲学的心灵靠近。
以正义支撑心灵对命运的抗拒，其精神背景如此恢宏崇高，却难以掩藏另一种阴影。命运注定人类生来就要永远同它搏击，它就像一个巨大的岩石，高悬在人类的头上，面对这随时都可能降临的灾难，悲剧牺牲了众多的英雄，然而命运对众生来说仍然悬而未决，悲剧带着这一悬解走向哲学。
（作者近著《青花里的乡愁》，四川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