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两孩政策后的巨变
黄匡时
独生子女政策开始于经济转型
中国政府于1980年开始倡导独生子女政策。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之初的拨乱反正和经济转型时期。经过文革的浩劫，整个国民经济处于增长缓慢的阶段，粮食紧张，商品市场尚不发达，供给短缺。马尔萨斯的恐惧依然笼罩整个中国。1980年中国年末总人口为9.87亿，其中，农村人口为7.96亿，占80.6%，属于典型的农业社会。此时，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468元，处于极低的水平。为了缓解贫困和人口与资源压力，党中央一方面将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变，大力发展经济；另一方面通过实施严格控制数量的独生子女政策来遏制人口增速过快的势头。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开始于改革开放之初的独生子女政策既是党中央拨乱反正的直接产物，更是当时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紧张的产物。
有学者认为，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是草率的。因为当时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接近更替水平。198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2.24，远远低于1970年的5.81，比较接近2.1的更替水平。如果当时不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也许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口结构更为均衡，老龄化的到来会推迟，人口红利更为持久。当然，更多的学者认为，人口学家应该反思，如何在政府的人口决策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从而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参考。
历史不能假设。计划生育政策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理论上少生了4亿多人，客观上解决了数亿人的贫困，加速了中国人口、经济和社会的转型，提前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有效地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
持续了将近35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也是深远的。独生子女政策的初衷是控制一代人的生育率，也就是实施25-30年。不过，综合来看，独生子女政策影响的不仅是一代人，至少两代人，甚至三代人。也就是说，独生子女政策的效应将持续到207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而且，独生子女政策对经济、社会和文化心理以及家庭的影响可能更为持久。
独生子女政策实施后的巨变
独生子女政策实施的30多年中，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总和生育率进入到低生育水平，长期的低生育水平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持久的“独生子女效应”。此外，独生子女政策相伴随的持续攀高的出生性别比，导致了农村光棍问题的出现，造就了婚姻市场上的失衡和乱象。
独生子女政策加速了老龄化进程的提前到来。2000年前后，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0%，进入老龄化社会。此后不久，人口学界的专家开始呼吁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独生子女政策加速了老龄化进程，而老龄化进程的提前到来客观上又在消弱独生子女政策的存在基础。这看似一个恶性循环，其实是人口学规律的真实写照。
独生子女政策的直接产物就是少儿抚养比下降，有助于降低总抚养比，创造人口红利期。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能快速腾飞，人口红利效应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不过，有学者认为，支撑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腾飞的主要劳动力却是来自于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时期实施的鼓励多生的生育政策。因此，独生子女政策首先影响的是这一代人的少儿抚养比，给这一代人减负了，不过，当独生子女政策实施后出生的人口进入劳动年龄人口后，人口红利效应则开始消褪。独生子女政策助推了人口红利，不过当独生子女这一代人成为劳动力之后，人口红利加速消褪，因为劳动力的持续减少伴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老年抚养比增加，提升了总抚养比，加速了人口红利的消失，客观上掣肘经济发展。
与独生子女政策紧密相关的是，独生子女生育文化却在家庭和学校社会化的过程中得以潜移默化。研究表明，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城镇化化加速，经济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已经远远低于政策生育率。这场静悄悄的革命正好验证了“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这句口号。更令人担忧的是，生育观念这个东西更像是一个单行车道，上路了要回头就很难，或者说压根就无法回头。从提高生育意愿的国际经验来看，效果并不明显。
从独生子女政策到全面两孩政策
经济、社会和人口的巨大转变客观上推动了独生子女政策走向终结。回头看来，政府在终结独生子女政策的思路是清晰的，也是渐进式的。严格意义而言，独生子女政策的终结开始于独生子女的下一代。当独生子女和独生子女结婚后还是只允许生育1个孩子，那么就会出现独特的“4-2-1”家庭结构。人口学家认为，“4-2-1”家庭结构是极其危险。其实早在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之初，双独两孩政策就已经开始实施，这也验证了独生子女政策只能适应于一代人的思路。1985年浙江全省实施“双独两孩”政策，目前是全省范围最早的“双独两孩”政策的省份。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期间，天津、上海、江苏、北京等27个省份实施了“双独两孩”政策。2002年，湖北、甘肃、内蒙古等三个省实施“双独两孩”政策，2011年，随着河南省实施双独两孩政策，全国大陆31个省市均实施了“双独两孩”政策。双独两孩政策是独生子女政策终结的第一步。2013年，随着新一届政府启动了全面深化改革计划，计划生育政策纳入了全面深化改革范围。同年10月，党中央提出实施单独夫妇可以生育两孩的新政。这意味着出生于1980年的独生子女到33岁左右还可以生育第2个孩子。
单独两孩政策的实施是独生子女政策终结的第二步。因此，单独两孩政策的实施效果对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至关重要。专家预计，全国单独夫妇目标人群大约1100万。截止2015年年底，全国有169万单独夫妇申请了两孩，占比为15.4%。2013年、2014年和2015年中国出生人口分别是1640万、1687万和1655万。从总量来看，单独两孩政策的效应并不明显。不过，从分孩次结构来看，二孩的占比和总量上升很明显，应该说，单独两孩政策的影响是明显且稳定的。
2015年注定是一个极为特殊的人口年。从生肖来看，2015年属于羊年。在中国北方，羊年不生娃的民间习俗依然根深蒂固。2016年预计出生1750-1800万，除了全面两孩政策的影响外，2016年更多是单独两孩政策的影响。应该说，如果剔除了全面两孩政策的影响，2016年出生人口依然比2015年多，而2015年比2014年少32万。这样，2015年就形成了独特的羊年效应年，即为了避免羊年生娃，要么提前生育，要么推迟生育。而全国的统计数据恰恰表明，这种2015年存在明显的生育洼地。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有的可以直接从全国统计数据上看到羊年效应的年份。不过，2015年更为特殊的是，当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后，舆论界普遍认为，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后效果虽然明显但是并没有出现预期的生育堆积。这直接催生了全面两孩政策的诞生。
全面两孩政策诞生记
2015年10月29日，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联播正式播报中央决定实施全面两孩政策的决定。这标志实施了长达35年的独生子女政策的终结。全面两孩政策诞生是一个集体智慧的产物。国家卫计委、学者、社会媒体、网红等都从不同角度、不同方式、或多或少、或轻或重影响了全面两孩政策的出台。不过，国家卫计委却是真正意义上的全面两孩政策出台的“推手”。2015年3月，国家卫计委成立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目标人群测算组。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王谦司长、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姜卫平主任、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周美林副司长联合担任测算组负责人，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政策处处长韩俊丽、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张许颖研究员、黄匡时副研究员担任组员。2015年3月到7月间，测算组组织中国人民大学翟振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王广州研究员和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科研人员分别采取不同的模型进行实施全面两孩政策目标人群及其出生人口测算，最终形成实施全面两孩政策目标人群及其出生人口测算的三个研究报告。三套研究报告方法各异，对历史出生人口数据和基础数据的估计略有不同，但是对全面两孩政策目标人群的测算基本一致，认为，全面两孩政策目标人群为9100万。
确定了目标人群后，需要确定目标人群的生育比例和年度安排。事实上，这是测算中最难的部分。因为目前没有真实的数据能反映全面两孩目标人群的生育比例和年度安排。如果通过问卷调查，那也是假设性的数据，而不是真实的数据。为了科学预测目标人群未来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测算组在汇总国家统计局1‰抽样调查和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生育意愿调查等数据结果的基础上，又先后前往北京市、陕西省、河南省等地进行实地调研，对目标人群的生育意愿进行更为科学地把握。最后基于2014年全国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不同年龄组的单独一孩育龄妇女打算生育二孩的比例，假设全面两孩政策目标人群与单独一孩育龄妇女各年龄组打算生育二孩的比例相同，根据目标人群的年龄结构计算，全部目标人群打算生育二孩的比例平均为28%。测算组将28%设定为目标人群生育二孩的中方案。考虑到生育计划与实际生育行为不完全一致，分别调高和调低5个百分点作为高方案和低方案。根据上述假设条件测算得出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预计约1700万新增二孩出生人口（不包括因全面两孩政策不实施而超生的出生数）。然后根据2014年全国人口变动抽样调查妇女打算生育二孩的时间安排，测算目标人群在政策实施后第二年到第六年的出生人口。
测算组还基于2015年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数据中的方法和中国数据，结合生育政策完善方案的设计，形成了《基于联合国数据和模型的实施全面两孩政策目标人群及其出生人口测算报告》（由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负责整理和测算）。由此，测算组最后提交了一个总报告和四个分报告。
整个测算过程，李斌主任、王培安副主任多次主持专题研讨会，听取各分报告测算报告，并充分听取专家意见，包括北京大学郭志刚教授、乔晓春教授、曾毅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郑真真教授、国家统计局人口司胡英副巡视员、河北大学王金营教授等，并听取了总报告的汇报。2015年8月1日-15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各个课题组在黑龙江省加格达奇召开总报告修改会，会后正式成文，上报中央。这就是全面两孩政策出台中著名的“加格达奇会议”。全面两孩政策从3月启动，经过7个月，10月份正式向社会公布，12月份《人口和计划生育法》正式修订，全面两孩政策从2016年1月1日实施。从时间来看，从3月到12月份，正好10个月，全面两孩政策的诞生周期恰恰是一个孩子的诞生周期。
全面两孩政策后的巨变
与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之初相比，全面两孩政策实施时，中国已经进入了相对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食物总量充沛，品种多样，供给大于需求，供给侧改革正如火如荼地进行。2015年，中国城镇化率为56.1%，进入城镇型社会；人均可以支配收入大大增加。当前，中国正处于一个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转型期。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的不远将来，中国将完成这个转型，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人口要素的作用更加突出。
全面两孩政策后紧接着中国人口形势的重大转变。从总人口来看，全面两孩政策并不会改变全国总人口下降的趋势。预计2030年前后中国总人口会出现负增长，届时，整个社会的心态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劳动力短缺的神经会绷得更紧。从人口结构来看，全面两孩政策后，老龄化将更加严重，人口红利结束，进入人口负债期。更值得关注的是，人们的生育意愿长期低迷，人们的生育动能不足。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优先于生育数量的追求，传统盲目生育的行为已经被现代理性的生育行为替代。人口学界并不看好全面两孩政策的影响，认为，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不会出现明显的生育堆积，更不会出现总生育率的巨大变动，可能更倾向于是预测的低方案。还有学者认为，全面两孩政策还不够，应该迈向更加宽松的生育政策。中国虽然尚未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但是发达国家的各省人口现象却提前到来。种种迹象表明，发达国家的人口问题已经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成为发达摆脱经济困境的不利因素。对于中国，或者在这些不利因素到来之前转型成功，或者延缓这些不利因素的到来时间，或者调整政策减小这些不利因素的负面效应。无论对于哪一种情景，我们面临的任务都很艰巨。
与人口形势的重大变化相对应，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也将面临重大的转型。经济总量要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均国民收入要迈出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阶段；到2020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60%，2030年70%，进入城镇为主导的社会形态；而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将从发展中国家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将为上述转型提供重要的人口要素，当然，这些人口要素是否能加速或者多大程度上加速了上述转型，依然值得深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