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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的“修正主义”解释

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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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大革命的“修正主义”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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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08-01

  陈芝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莫欺少年穷,学术圈可能是最容易让人联想到风水轮流转的地方。当老一辈学者凋零殆尽之后,便是持相反意见的新锐后进掌握话语权的时刻,直到又一季的韭菜成熟,曾经的后浪变为前浪被拍死在沙滩上。在库恩某些不无刻薄的语句里,范式革命的真相仿佛就是如此无趣。法国大革命史的研究可能就是其中一个庸常的例子。如果说十九世纪末上世纪初,对大革命的研究几乎被法国激进左翼全盘垄断的话,那么殆自二十世纪下半叶曾经的名家诸如勒费弗尔身故起,源自英伦的“修正主义”观点粉墨登场,一时蔚为主流,许多被前人认定为确凿无疑的不刊之论或被打破或遭重新审视,就像他们所反对的前辈们曾经所做的一样。但是,曾经的反对者与现在的反对者又能从相继罔替的学术史中找到各自的渊源,如同家猫与家狗虽然变化众大,却也不曾与它们的祖先生殖隔离。

  而所谓“修正主义”,中文也有译为修正派,原是指共产党内部对正统观念的不受欢迎的批判,在法国大革命史一域被用来指代反对经典解释的一群人,半是白描半带调侃,因为此前法国大革命史的主流解释是中国读者也耳熟能详的马克思主义范式。即法国大革命总体上是一场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革命前的法兰西发展壮大,最终必然地与原先占支配地位的封建主义发生激烈冲突,而革命为资本主义在法国的发展扫除了大部分障碍。

  但“修正主义”对史料的解读却是:法国大革命既不是由资产阶级发动和主导的革命,也没有起到为王前驱的作用,封建主义在大革命以前就已经瓦解,大革命解决的只是封建主义的遗骸,部分贵族残存的特权罢了,甚至大革命妨碍了资本主义在法国的发展。在“修正主义”的创始人科贝看来,革命的结局只是保守的地主阶级的胜利罢了。如果不能说实际上不值一提的话,那也是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假如后者有的话。“修正主义”内部当然也有许多不同的派别,比如本文所介绍的威廉·多伊尔可能是其中最温和与保守的一支。倘若说“修正主义”的大多数代表人物总体是对法国大革命持否定与批判的态度,那么威廉·多伊尔的价值倾向则没有那么明显,尤其在他的代表作之一《牛津法国大革命史》一书里,他甚至有隐藏自身观点的嫌疑。因此,《牛津法国大革命史》的叙事语气云淡风轻不紧不慢,没有多少论战的激昂气势,而是组织史料隐晦地表达自己的看法。这并不能保证论述的完全可靠,但与那些说一句话恨不得引用三种不同流派的理论,以至于让人怀疑“语死早”的新式社会学著作相比,还是可以起到初学者理解修正主义对大革命与大革命史研究看法的敲门砖作用。

  此书对革命之前的法兰西的描述如下:在革命以前的法国,所谓大工厂资本主义在经济结构中比重极小,真正占主导作用的反而是手工作坊,并且大部分手工作坊也很难称的上具有资本主义性质,所谓资产阶级中工商资产阶级人数少,比例小,并且始终是贵族阶级的附庸,服膺贵族阶级的价值观,期望成为其中一员。韦伯笔下以工作为天职,对自己无比严苛,生活勤俭节约注重积蓄以实现再生产的资本主义精神典范,只常见于新教徒群体当中,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外国人,他们不论是在革命前的法国民众中还是掀起大革命的领导群体里都无甚分量,与犹太人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影响相差甚远。

  根据作者统计,革命前的法国以及对大革命的走向发挥巨大作用的布尔乔亚群体中,大部分人的职业是律师、法官、行商、公证人、银行家、农场主、手工行会师傅,他们类似同时期的江南商人,一旦发家,就会将大部分所得投资土地而不是工商业,人人以取得贵族爵位为余生所欲,因为这象征着体面与荣耀,所谓贵族一种解释即意味着无所事事,不用亲力亲为,而靠投资或地租生活者。贵族是法国社会中实际上的第一阶级,但除了地位的不同,我们很难分辨大贵族与大资产阶级在生活方式、文化品味与产业经营上有多少差异,两者高度相似,彼此交融。

  因此在第一版里威廉·多伊尔采用了精英融合论的看法,即因为社会流动与文化传播的缘故,贵族阶级与资产阶级作为有产者已为一体,有共同的政治取向与话语——在一些持精英融合论的“修正主义”学者看来,大革命首先是一场贵族革命或者是一场新贵(基本由包税商、律师与知识分子组成)发动的革命。在第二版也就是如今的中译本,多伊尔放弃了这种看法,但依旧强调两者间的共性,同时也指出贵族阶级内部、资产阶级内部与两者之间也有大量的冲突,只是这些冲突不是马克思式的阶级间的终极决战。比如地方上的中小贵族对那些没有爵位却因为经营产业而比自己更加宽裕的暴发户们极为嫉妒,同样的,资产阶级们对与自己相比除了祖传爵位外无甚称道的中小贵族也颇为腹诽与艳羡,但这都谈不上革命必然爆发的依据。

  因此在早先出版的著作《法国大革命的起源》里,威廉·多伊尔就提出革命爆发更多的源于偶然性和政治上的失误,而不是社会冲突,换句话说是大革命创造了革命者,而不是革命者发起了大革命。这类似修正派另一代表人物泰勒的看法:在位于社会顶层的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不存在经济上的竞争:从正面来看,他们同属一个精英群体,因此大革命不是阶级冲突的结果,是一场带有社会影响的政治革命,而不是一场带有政治影响的社会革命。换句话说,革命并没有翻天覆地对法国社会予以改造。

  因此某些学者对革命的建构就值得我们反思,在他们看来革命有很强的反封建色彩,重点体现在平等公民资格的重构与各类特权的破除。贵族令人羡慕的地方,除了无比宽裕的生活以外,便是崇高的地位。革命前的法国是一个特权社会,所有阶级都有其特权,但是贵族所享有的特权最多,尤其在礼仪上。对贵族的另一解释便是社会地位最高的群体,资产阶级拼了命想要伪造家谱,获得爵位,削尖脑袋挤入贵族行列,目的不外如是。然而革命虽然完成了芟除特权,建构新型原子公民的任务,但并不能说其实现了反封建的目的,因为早在革命以前,法国的封建社会便不存在了。

  在中世纪的封建社会里,所谓特权与自由是一个意思,因此修辞中常见诸特权与诸自由并列的语句。考究其原始词义,大体是指在某个政治群体里默会或者明文规定的政治契约所分配/安排的参与或主导政治的特殊权利。

  根据封建社会的旧俗,没有日常性的公共政治,国王的宫廷便是政府,各阶级自治,领主自食其邑,既然享受领民的租赋,就不能肆意干预村社内部的运作。只有出现按惯例不属于全王国任一阶级分内之事,又牵扯到整个王国的利益时,比如对外战争,所谓的公共政治此时方才出现。以英格兰为例,国王起初是临时性地向临近王畿的市镇募捐,后来随着开销越来越大,渐渐朝全王国的市镇募捐,后来为了要钱方便,避免一个个劝说的麻烦,索性征召各阶级各市镇的代表齐聚一堂,于是有了日后议会的雏形。不同阶级与市镇出钱出人是出于道义,而非传统,为了避免交钱成为惯例——即王国各地此次出的这一笔钱是因为今年发生的某某事的缘故,仅此一次,如果明年还想要出钱就需要重新谈判,因此议会在中世纪早期并不是每年都有召开,稳定的税收也是晚近才有的发明。在此期间,各阶级按照出钱出力的不同比重,渐渐获得了在王国政治中议事、监督款项流向,甚至主导王国政治的各种特权,中世纪式的国王从来不是小亚细亚式独夫神皇。因此中世纪意义上的政治特权大体分为两类:各阶级处理仅涉及自身事务的特权与参与王国公共政治的权利。

  在法国大革命以前,各阶级诸特权中最重要的政治权利已所剩无几,剩下的特权无关紧要,不值一提,因为只有能参与政治才可能真正保障利益。在圣路易时代,法国贵族、市镇、村社要比他们的英国同侪享有更大的自治权,在百年战争时法国的三级会议的力量也要强于英国国会,但在百年战争以后三级会议日渐朝橡皮图章演变,在路易十一时被永久性停止,到百年后的1789年,也就是大革命爆发前才不得不重启,此时传统的封建领地早已被化为中央直辖的行省,自治城市几百年的特权被取消,贵族们从传统的民众凝结核变为东方宫廷式的弄臣官宦。在这样的背景下讨论法国大革命的反封建性,无疑抓不住重点,只能得出一些隔靴搔痒的结论。

  相反,如果联系封建社会与立宪政治高度的关联性——这不禁让我们想到“光荣革命”前英国人的作为,以至于许多英国史学家更愿意将“光荣革命”称之为光荣复辟——不免可以看到另一条线索,那便是革命的领导者对封建主义思想资源以及与之高度相关的英国政制的接受与改造。大革命爆发的直接起因是由于不堪重负的财政危机,根本原因却在于对旧制度的信任危机,路易十四时代全欧洲争相效仿的绝对主义君主制已不复往日荣光,反倒在不列颠的立宪君主制面前头破血流,江河日下,政府失去了包括贵族在内全民族的尊重与信任,于是相当多人诉诸传统,从日耳曼人的故往政制中寻求解蔽之思路,譬如孟德斯鸠,对革命初期的领导者颇有影响,虽然他对英格兰宪制多有误解,但基本精神的掌握却是准确的。

  但另一方面,尽管在流俗的意见里“光荣革命”与大革命、以及革命后两国的政制并列,视之为一类,然而这最多只能与绝对主义或者东方专制主义比较时这么说,就好像我们只能在鹰隼猫熊与苹果韭菜比较时,将前两者视为同类。但凡任何对政体差异敏感的人士,都不难感觉出两场革命后两国政制之间巨大的差异,大革命后的法兰西,始终贯彻着人民主权与单一政体的原则,与英格兰分立的混合政权大相径庭,两者是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差异。如果说大革命意味着法国人对波旁王朝的绝对主义的彻底否定,在革命之初他们也曾试图引进英国式政体,可最后的结果却出乎所有支持者的意料。

  不过,这也未必值得咄咄称奇,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里深有洞见地指出革命后的法国与旧制度一脉相承,只是形式上有所变化。尽管大革命是对专制君主的否定,但是革命建立的法兰西依旧是一个绝对政体,只是从主权“在予一身的”绝对君主制变为主权在民的绝对民主制,利维坦虽然死去,但新出现的人造人却并没有脱胎换骨。路径依赖的根深蒂固,超出所有人预期,这或许便是19世纪所有欧洲国家奉英格兰为正统,争相学习,英国人却并不觉得英格兰古老的自由能被谁学去的缘故。在没有自由主义传统的地方,任何自由主义爱好者最后只能沦为自由主义理论鉴赏者,琵琶弦上说相思罢了。

责任编辑:李坚 SF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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