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冰心离开后，79岁的吴青体会到了母亲的微言大义，依然怀惴并践行着她的法治梦，关注个体的平等。
文｜田甜 编辑｜萧三匝 摄影｜史小兵
79岁的吴青穿一身藏蓝色布衣，花白头发根根挺直。她取出一个文件袋，《宪法》、《劳动法》、《教育法》、《北京宣言》等小册子渐次散落在桌面上。
她举起这本1954年版《宪法》，“这是1984年我当选北京海淀区人大代表时，妈妈送给我的。”吴青说。
她母亲是冰心。
彼时，她是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老师。有一天学校接到通知，海淀区需要一名人大代表，条件是：妇女、中年、非党员、优秀教师。吴青正好符合所有条件。校方找她谈话，问她是否愿意当人大代表。她斩钉截铁：我要当，就真当。
当人大代表27年间，只要一出门，吴青就随身携带上述法律法规，一有机会就争取开会发言。用得最多的《宪法》后来连封面都磨掉了，吴青又给它包上一个红色烫金封皮。
5年前，她从选民接待室走出来——人大代表吴青“退休”了。但在自己创办的农家女实用技能培训学校，宪法仍是必修课。这所农校从1999年开始招生，至今已免费培训了16000多名农村女性。去年起，她走路需要拄拐杖了，农校也就去得少了，但这一课吴青还坚持一定由自己来上。
她依然需要讲台。
「 冰心之爱 」
吴青住在北京西三环附近一栋灰白相间的单元楼内。窗外是梧桐树，阳光透过白色纱幔照进来，投下树叶的影子。客厅里摆满了亲人的照片，冰心晚年就在这里度过。
在吴青印象中，母亲从不讲大道理，但对子女的爱无所不在。
小时候，吴青有一天饿得不行了，偷吃了家里几块饼干，母亲问的时候，她却不承认。谎话当场就被揭穿，母亲没有责骂，而是拿出肥皂，不容商量地说：“去，把嘴巴洗干净。”
之后每当想要说谎，嘴角总会泛起肥皂味。“有的话我可以不说，但我绝不会说谎，我对孩子也是这样要求的。”吴青说。
9岁，她随父母去日本。父亲吴文藻在中央民族学院教社会学，那年接到政治任务，前往日本研究战后重建、新宪法、工人运动等，母亲也随同前往。
吴青出生于1937年，童年时为躲避满天飞的轰炸机，随家人辗转于云南、重庆各地。她适应能力强，每到一个地方都是孩子王。不过，“到日本后，有一天我从父亲那里看到一本写侵华战争的书，便发誓再也不和日本小朋友玩了。”吴青回忆。
她聚了一伙在日本的中国小孩，十几个孩子骑上自行车在街头尖叫，专门追赶日本小孩。看到日本孩子边哭边跑，她感到从来没有过的痛快。
冰心知道了这事，把吴青叫来：“你怎么能这样！你难道不知道他们也是战争受害者，他们父母有可能因为反对战争被关进监狱吗？”
多年以后，吴青体会到了母亲的微言大义，那是对每一个个体的关注。虽然每个人民族、国籍、身份不同，但他们都是人，这一点并无分别。
少年去国，吴青还无法体会个中辛酸。当时很多知识分子都去了国外，冰心的朋友老舍去了美国。老舍来信，说自己在纽约，“像一条丧家之犬”。冰心见信满脸愁云，吴青却睁大了好奇的眼睛，不知舒伯伯（老舍原名舒庆春）所言何意。她开始意识到哪里不对劲，是听到父母有一段时日常常深夜长谈，彻夜难眠。
1949年以后，吴文藻想留在日本继续做研究，冰心坚决不同意。夫妇俩几番商量，吴文藻最终决定尊重妻子的选择。他们费尽周折，于1951年秋天回到了祖国——这也为他们及子女之后的人生道路埋下了伏笔。
“当时没想那么多，妈妈是作家，她不能离开她的读者。”吴青说。
1960年吴青进北京外国语学院教书，认识了爱人陈恕。儿子出生在1965年。孩子刚进托儿所姥爷吴文藻就被批斗，住牛棚，老师以此吓唬他。吴青也受牵连，在家写检查，儿子则坐一旁帮她抹眼泪。
“那时儿子每周只回家一天，晚上睡觉都会做噩梦。我们只生了一个孩子，我想我已经害一个孩子了，还能再害一个吗？”吴青说。
当时有人劝冰心和吴文藻离婚。冰心回应：“我不会，我和他的想法完全一样。”至今想来，吴青仍感谢父母在最艰难时刻也不离不弃走了过来。但在她看来，曲折患难中，人与人之间很多最基本的东西，比如爱、平等、责任、法律至上等，都被掐断了。后来她当选人大代表，带着法条出门，给农家女上宪法课，某种意义上都是在修复社会。
「 人大代表 」
吴青当选北京海淀区人大代表后，冰心叮嘱女儿：“如果你真想当好人大代表，就要敢说真话。”
吴青设立了选民接待日。每周二下午4点，她都会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园内设点，听选民来反映意见。当时北外的学生和附近居民都知道，如果哪一天吴青没有准时出现，墙上贴了一张纸，上面一定写着，“吴代表”因为开会或者出差，今天不能接待选民了。在非接待日，选民有急事要见“吴代表”，就晨练时间专门在操场守着她。
北京三环修建后，北外在西三环两侧被划分为东、西校区，当时没有地下通道，过马路很危险，出过几起交通事故。吴青在接到选民意见后，找到海淀区交通大队。拉上了灯，设了安全岛，但还是不管用。
当时附近有一所小学，几个门卫也来帮忙执勤。但司机根本不听他们的话，吴青与海淀区继续交涉也没有进展。
1989年，吴青当选北京市人大代表。她找到市长：如果再出事我就找你！一年后，那条地下通道终于修好。
如今吴青家客厅的电视机旁摆着一个“聽”字（“听”的繁体字）。“谁都要用耳朵听，用心听，大王也要听，十四颗心不够还要再加一。”吴青解释道，她是人大代表，更要时刻警醒自己，用心听。
不过，为学校门口多争取几路公交车的建议，吴青并没有向上反映。当时学校门口已经有了公交车，虽然还可以再增加几路，但从北京市整体考虑，有的地段交通更加不方便。作为人大代表，她不能只想着学校周边的情况。
吴青的市人大代表职务是海淀区人大代表“十人联名”把她推上去的，当时媒体称此民主推荐方式为“海淀现象”。念及那段时光，吴青眼框泛红，当着我的面眼泪都溢了出来。“我一共当了三届北京市人大代表，2004年我准备再选一次，但我的名字没出现在提名名单里。市人大代表当不成了，但区人大代表是选民直选的，大家还是选我当。”
吴青家里的电话、邮箱都是公开的。只要在她的选区发生的事，有法律依据，她就一竿子插到底。有一次她给一位官员打了几十个电话。她不仅要人家手机号，还要单位座机、住宅电话、司机电话等。她的作风得罪了不少人，有人背后议论她，“一个冒着傻气的老太太”，她全都无所谓，“（权利、义务）都是法律上写明白的呀”。
她也知道，如此较真多少会给别人为难。多年前她参加北京市人代会，看到一份提案，审查委员会成员候选名单里出现市长和法院工作人员的名字。她当时就想：你们都是被监督者，怎么同时监督起别人来了？于是举手投出全场第一张反对票。另一份提案，提名人选中好几位是戴着氧气罩、需要人搀扶才能来开会的老者，她投了弃权票。
这件事会议一结束就传开了。时任北京丰台区人大代表的哥哥吴平打来电话，“小妹，听说你们海淀区有人投反对票，谁投的？”
“我！”
吴平一句话都没说，把电话挂断了。
1980年，冰心与巴金访问日本时的合影，冰心女儿吴青（右一），巴金女儿李晓林（左一）
过去儿子在家里接到电话，十有八九都是找吴青的。儿子把话筒往边上一搁，“代表，找你的！”语气中多少带点不情愿。2009年吴青参加一个会，主题是讨论60年成就，她偏从相反角度提出60年存在哪些问题，说着说着一激动当场晕了过去，直接送医院抢救。儿子后来怪她：“你为什么不多为家人想想？”
不过老伴一直支持她，只是提醒她一定注意说话方式。她没听。在吴青家采访当天，陈恕买菜回来，我和他打招呼，简单聊上几句后，他就进厨房做饭了。
吴青说，老伴人特别好，冰心病重时，自己因为选民的事总是忙到晚上九十点钟才回家，多亏老伴照顾母亲，现在有几家出版社来谈出版冰心的书籍，也是他在负责。
陈恕听到这些夸奖有点不好意思，“老两口了嘛，我肯定理解她。”
「 宪法课 」
2016年6月24日，吴青早早地起床。她洗漱完毕，吃过早饭，就匆匆出门了。她要去30公里外的农家女实用技能培训学校，给两个农家女培训班分别上一堂宪法课。
早起上课是吴青多年来养成的习惯。还在北外教书时，她和其他几个老师商量，把她所有的课都调到周一至周三，其余几天她要往外跑，去各地农村调研，做妇女培训。退休多年，生活并没有太大变化。
1990年，吴青以加拿大国家发展署专家的身份到甘肃农村考察。她上一户人家敲门，“有人吗？”那一侧传来一名女性的声音：没人。原来在她们观念中只有男人才算得上“人”，邻居都这么认为的，爷爷奶奶爹妈都是这么教的，从没觉得哪儿有问题。
回忆起这些，吴青瞪圆了眼睛，诧异似乎不减。“她们都是我们的姐妹呀，怎么能那样活着呢。”她当时就觉得一定要做点事改变农村女性，从而改变整个家庭。
5年后，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时任《中国妇女报》编辑谢丽华参加了世妇会上一个讲授如何获得项目资金的培训班。主办方问在场女性：你们有什么梦想？
“我的梦想是办一所让农村女性学会自立的学校。”谢丽华说。
同在会场的吴青很赞同，谢丽华拉上她一起做这件事。回到家，吴青把办学校的事给95岁的老母亲讲，冰心当场就决定，把自己即将出版的《冰心全集》稿费全部捐出来。这笔稿费后来有9万多元，加上利息共10万元成为农家女学校一笔启动资金。
筹钱，找地，盖房，招人，筹备了3年多时间。谢丽华在北京昌平小汤山大东流村租下一座废弃的皮鞋厂，改造一番后，1998年10月，农家女实用技能培训学校建起来了。第二年开始招生，开设幼师、计算机、速录、创业、餐饮等培训班，吴青现任学校理事长兼授课老师。
身为理事长，吴青似乎并不关心学校具体运营。对她来说，自己唯一真正的职务是老师，“花钱的事你去问他们。”
上宪法课当天，创业班上，30多名学生围坐成一个圈。她们都来自四川乐山峨边彝族自治县，大多数女孩初中毕业就辍学了，现在自己做点小生意。
课堂切入正题。
“这个念什么？”吴青双腿分立，拐杖支撑着地面，摆出一个“人”字型。
“人。”学生响亮回答。
她转身90度，“这个念什么？”
“人。”
如是重复了四次。
“我为什么要转身面向不同侧面的学生问四遍？因为人人平等。”
课堂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吴青身上。她让学生打开《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好，既然一律平等，那么姐妹们，就应该包括在法律面前农村和城市的公民平等，男人和女人平等，各民族也一律平等，对不对？”
“对。”学生用怯生生的眼神望着她，回应声明显减弱。
她还问学生：打过孩子的请举手。有6个妇女羞答答地把手举得老低。“谢谢你们说了实话。”吴青说，“孩子不能打，他首先是人，其次才是你的孩子。”
王其英是四川峨边一个贫困镇的妇联主席，她是第二次听吴青上课了。1997年，吴青曾去峨边给妇女做培训，她听后觉得心里冲击特别大，这次带女儿一起来上课。她告诉我，吴老师的课听完那一刻不是所有内容一下子都能明白，但她记住了，要学会去爱，她对家庭、对周围每一个人都是有责任的。
当天上午另一堂课是在幼师班。多数学生来自贵州，不到20岁，回去后她们准备通过学到的技能找一份幼师工作。
吴青并不担心孩子年龄小理解不了她讲的内容，她坚信，虽然学生培训完回去可能再也不会与她见面了，但这堂课一定有效果。“因为都是人啊，需要有人点拨她们。有一天她想到这里讲的东西，会突然明白，原来不必这么活下去，生活还有另一种可能。”
「 “我妈说过我最像她” 」
夏敏是农家女学校首批学员，也来自四川峨边。谢丽华回忆，当时学校没有招生渠道，都是老师去当地招生，“上山过河，谁家穷往谁家跑，最终把家庭最贫困最没有机会走出来的20个女孩带到了学校。”现在农家女学校已和各地妇联建立联系，一个或几个地方加起来凑够一个班的人数就随时开课。
夏敏参加完培训后回到老家，通过进一步学习，几年后在阳光卫视找到一份电视编导工作。
这样的例子很多。来自河北保定的贾俊桥在村里修了柏油路，建起度假村，还当选省人大代表；内蒙古赤峰的许锦书靠养猪发家后，在当地成立了行业协会……学校还引起国际上的关注，美国劳工部部长、哥伦比亚大学女校校长都来访问过。
但这些荣誉并不能把实际问题都解决了。农家女是一所纯公益学校，学员上课，学费、书费、食宿，甚至往返路费，一分钱都不用自己出。学校有一个9人理事会，每次开会都会讨论如何筹款，将学校维持下去。
在当人大代表期间，每一次开会，只要有企业家在场，吴青都会找他们募款。“我经常在农村跑，见到这些老板的机会并不多，但只要让我遇上了，我都不会放过。这并不丢脸，我又不为自己要。”吴青说。
有一次，一家汽车公司的老板已经答应吴青给农校捐一辆车，但没有及时兑现，吴青给他打电话也没有接通。后来这名老板又让吴青遇上了，她直接开口找他要车，最后终于募到手。
吴青还多次在国际论坛演讲，目的依然是筹钱。她承认，“说我是国际乞丐也不过分。”不过，对于各种捐款的来源、性质，她还是门儿清。她曾经帮选民维权讨回了上万元，这位选民想捐一部分给农家女学校，被吴青回绝了。“你还是不要捐啦，因为说不清楚。”吴青说。
很多朋友都劝吴青，一大把年纪还这么折腾，安安分分做冰心的女儿不好吗？在他们及多数读者眼里，冰心是个温婉的女性。
“你们不了解冰心，我妈说过我最像她。”吴青说。
冰心也写过不少干预现实的作品。《我请求》吁请每一个知书识字的公民都来读一篇反映中小学教育危机的报告文学，恳请政府将教育投入落到实处。《无士则如何》一文，冰心引用读者来信提出“无士不兴”，一定要尊重民主、科学。吴青参加北京人代会投全场第一张反对票那次，母亲提笔赠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
不管怎么说，“冰心女儿”的身份是伴随吴青一生的。她说，这个一出生就注定，但后来的发展肯定要靠自己，她的兴趣是教书，于是做了和母亲不同的职业。至于母亲对自己最大的影响，是教会了她如何去爱，要说实际点的帮助，可能“冰心女儿”的身份更有利于她为农家女学校办事吧。
1999年2月28日晚，吴青在日记中平静地写道：“妈妈去世了。”但这些年来，她又感到母亲似乎从未离开，一直都在保护着她。吴青告诉我，她去外地出差，总是将母亲的照片放行李箱里。
吴青从座椅上起身，正要拄拐杖去取那张珍藏多年的照片，我上前搀扶她，她摸摸桌子，停顿一会儿后说：“我扶这里就行，人啊要自立，不能老依靠别人，不然更走不了路。”（田甜 tiantian@iceo.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