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强浙江往事:改革是贯穿始终的头等大事
时代周报记者 刘科 发自杭州
7月1日,李强履新江苏省委书记的第二天,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纪念日。
“要把习近平总书记为江苏描绘的‘强富美高’建设蓝图化为现实,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手上。”在当天下午江苏省委召开的庆祝大会上,李强说道。这是继6月30日发表任职感言后,李强履新江苏的第二次公开讲话。
赴江苏任职前,李强从未离开过家乡省份任职。李强在浙江工作的这40年,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全历程。
采访中,曾和李强有过工作接触的浙江本地官员对时代周报记者表述对李强的个人印象:亲和力强、思路清晰,视野开阔、勤勉务实,富有改革创新精神。
自改革开放以来,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对比,已经成为江浙两地比肩竞争的缩影,几十年来都呈现出你追我赶之势。就经济规模而言,浙江一直将江苏视作标杆;就民营经济的活力而言,江苏亦艳羡浙江。
从浙江到江苏,李强履新后的施政理念如何?一位长三角政情观察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浙江发展民营经济的经验,对江苏很有借鉴意义,“不出意料的 话,李强在江苏经济领域的施政,将会以改革为特色,以平稳为基调,这不仅符合中央要求和江苏当前的发展形势,也符合其性格特点”。
最年轻的温州市委书记
无论是在个人情感上还是工作经历上,故乡温州对于李强而言,都具有别样的分量—按他自己的说法,“温州是我的故乡,我在那儿学习生活到19岁”。
1959年7月,李强出生于温州瑞安,1976年17岁时即参加工作,先后就职于瑞安县马屿区机电排灌站、瑞安县工具三厂。1978年,得益于高考 制度的恢复,李强成功考上大学,迎来了人生重要的转折点。1982年毕业后,他未从事专业工作而是选择到当时的区委(相当于现在的乡镇)工作。
此后,李强历任浙江省民政厅农村救济处副处长,省民政厅农村救济处处长,省民政厅救灾救济处处长,省民政厅党组成员、人事处处长,省民政厅副厅长、 党组成员,金华市委常委、永康市委书记,金华市金华市委常委、永康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党组成员等职务。
2000年,41岁的李强升任浙江省工商局局长,成为正厅级干部。两年后,出任温州市委书记。
温州是中国民营经济的大本营,市场经济的风向标。作为浙江省的三大中心城市之一,自1981年合并建市以来的12任温州市委书记中,先后至少有六任是由省委常委或副省长高配担任的,近几任均为高配。
这应与全国各地复制、应用温州模式的需求有关。温州一直以来都是国家改革的试验田,一个可供佐证的数据是,据2016年温州市政府工作报告披露,这几年,温州的国家级改革试点已达36个。
近10多年来,温州约每三年更换一次市委书记,绝大多数为浙江本土干部,年龄一般在50岁以上。2002年,李强上任时,仅43岁,由此成为温州建市30多年来最年轻的一位市委书记—这一纪录保持至今。
主政温州期间,李强力求推进公正、宽松的发展环境,他曾对媒体说:“温州是吃改革饭发展起来的,温州的改革不能丢。”
宽松的市场环境,客观上促进了温州行业商会的崛起。这几年,温州行业商会以“民间力量代言人”的姿态逐步浮出水面,成为社会自治的建设性力量,而政府在行政干预上有意识地退出,催生并激发了民间活力—地方政府的权力体制与民间的市场力量逐渐合拍。
在李强的职业版图中,温州的位置举足轻重。
任职浙江省长后,李强曾在三年内先后五次赴温州调研。故乡温州的重商文化,一直影响着李强。这也反映在他的执政理念中,“民营、民富、民享”的民本经济始终是浙江最大的活力所在。
近年,由于民间借贷危机引发的一系列效应,加之实体经济不振、产业结构升级滞后,温州经济遭遇瓶颈。在2015年9月赴温州的调研中,李强提出了四 个问题:“温州发展的优势和瓶颈在哪里?如何进一步明确城市定位? 产业发展的重点是什么? 如何突出制度供给,提供更加精准的服务? ”
这成为一份温州现任主政者需要作答的试卷。
推出浙江版“权力清单”
主政温州两年半后,2004年底,李强出任浙江省委秘书长。一年后,李强进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领导的常委班子。
在省委秘书长岗位上,李强工作逾六年,先后历经习近平、赵洪祝两任时任省委书记。
进入2011年,李强的仕途再上台阶。当年初,李强担纲浙江省委政法委书记;当年底,夏宝龙升任浙江省长,李强升任浙江省委副书记,兼任省委政法委书记。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上,李强当选中央候补委员。2012年底,李强就任浙江省省长。
浙江经济发展关键是靠改革释放民间活力和市场力量。作为温州人,李强敏锐感知并洞悉浙江的优势何来。
2014年5月,李强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提到了政府自身改革的紧迫性:“近些年浙江面临的问题是,民间的活力不如20年前了,能释放的红利正在减少。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推行政府自身改革,无疑是一场时间上无法拖延的大考。”
上任后,李强力抓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希望通过制定权力清单,解决政府管得过多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推行地方政府及部门权力清单制度,让浙江的 这项工作正式提上日程。2013年11月15日即三中全会结束后两天,李强即主持召开浙江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制定权力清单的相关问题。
2014年1月,浙江省两会一闭幕,李强就赴省级机关和杭州市富阳区调研推行权力清单制度的相关情况。此前,浙江省已率先在富阳试点权力清单制度改革。
是年3月,富阳晒出了浙江省首份县级权力清单,这也是全国层面的首个权力清单,其原始行政权力从2008年的7800多项削减到4825项,常用行政权力从2500多项削减到1574项。清单详细列出了每项权力的法律依据。
时代周报记者曾在2014年4月赴富阳采访该项试点工作,当地政府官员当时就透露,“这项工作,省长非常重视”。
在富阳试点的基础上,2014年6月,浙江率先公布了全省省、市、县三级行政部门的权力清单,取消了一些行政权力—行政审批包括行政许可和非行政许 可,行政许可是有法律依据的行政审批事项,非行政许可是于法无据、各部门自行设立的行政审批事项。经过改革,浙江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从706项减少到 424项,减少了40%;非行政许可事项从560项减少到96项,减少了83%。简政放权力度空前。
据时代周报记者了解,浙江省的权力清单制度改革由省编办牵头,由省法制办、省政研室等多部门审核。此后,浙江又花了半年时间,反复沟通磨合,最终确定了省级部门的权力责任清单。
2014年10月,浙江省级部门责任清单全部公布,涉及43个部门、主要职责543项,细化具体工作事项3941项。当年年底,浙江所有市县政府都公布了政府部门的权力责任清单。
李强在2014年第四期《求是》杂志发表署名文章称:“只有把审批制度改革与行政权力整体改革结合起来,才能走出权力膨胀—压缩—再膨胀的怪圈。”
目前,浙江正在完善“四张清单一张网”(政府权力清单、企业投资负面清单、政府责任清单、省级部门专项资金管理清单、浙江政务服务网)建设,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
在顶层设计中“互联网+政务”的战术实施上,李强已经交出了浙江答卷。
“特色小镇”代言人
在近两年李强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诸多关键词让人耳目一新,“特色小镇”无疑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新名词。
浙江的特色小镇既非行政区划上的“镇”,也不同于产业园区的“区”,而是相对独立于市区,有明确产业定位、文化内涵、旅游特色和一定社区功能的发展空间平台。
自2015年初起,特色小镇建设成为李强力推的工作之一。不容忽视的背景是,2015年初,浙江省的26个原欠发达县经过努力,成功摘帽。此后,浙江省内再也“没有发达与欠发达之分,有的只是区域主体功能之别”。
2015年3月,特色小镇被列入当年浙江《政府工作报告》的重点工作。5月,浙江提出在未来三年内,在全省重点培育建设100个左右的特色小镇。浙江省发改委系统的一位官员告诉时代周报记者,首批的37个省级特色小镇创建名单经上报后筛选,由李强亲自审批。
据时代周报记者不完全统计,2015年下半年,李强至少三次前往杭州西湖区云栖小镇调研。同期,李强至少四次去余杭区梦想小镇调研,并为他亲自命名的梦想小镇揭牌。
以梦想小镇、云栖小镇、黄酒小镇为代表的系列特色小镇,以“特而强、聚而合、小而美、活而新”的姿态,成为浙江经济的新亮点,承载了浙江新一轮改革创新的梦想。
风生水起的“造镇计划”得到了中央肯定。去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时对特色小镇给予充分肯定;12月下旬,习总书记又在中央财办的《浙江特色小镇调研报告》上作出重要批示—此前9月,中财办主任刘鹤在浙江调研期间曾评价:特色小镇处理好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改革是贯穿始终的头等大事”
这几年,浙江成了全国的“模范生”,仅近半年,就有包括云南、四川、湖北、河北等多省份的省委书记前往浙江考察学习。
除参观特色小镇这项必到行程,阿里巴巴亦是必选项。作为浙江的“金名片”,以阿里为代表的信息经济成为浙江近年来新的发展战略。
对于信息经济,“人的作用”是李强最为看重的。2015年10月,李强在第三届世界浙商大会上称,“我始终认为,年轻人在哪里,活力就在哪里;顶尖人才在哪里,硅谷就在哪里。”浙江连出两任中国首富(宗庆后、马云)的秘诀,也被李强归功于“人”。
就任浙江省长以后,李强曾先后四次调研新生代企业和新生代企业家的成长,并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浙江的持续发展,需要新一代企业家。
除了强调人的作用,主政浙江期间,李强一直强调:“改革是贯穿始终的头等大事”“浙江是靠吃改革饭发展起来的”“浙江资源匮乏,浙江的改革,就是把自己变成资源”。
浙江一直敢于在“放”上为天下先。当曾经长期领先全国的三大动力即民营企业、专业市场和块状经济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战时,浙江主政者开出的药方是继续深化改革。
李强任内另一项力推的工作是美丽乡村建设—该项工作始于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启动实施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即建成“全面小康建设示范 村”1000个以上、完成村庄整治1万个左右。美丽乡村建设迄今已坚持13年。此外,为保护绿水青山,这几年,浙江每年治理水环境的资金投入都超过 1000亿元人民币。
对于浙江发展特色的考题,2015年7月,李强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曾做出过明确回答:正确看待浙江经济,有三个基本的衡量标准:新常态、稳中求进、三条底线。
前两项标准自不言而喻,而三条底线是指:“百姓增收、生态良好、社会平安”。李强当时进一步解释,“不管浙江发展快或慢,只要三条底线守住了,浙江的发展就是健康的,这就是浙江特色。”
责任编辑:李坚 SF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