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力、语言与文学
燕舞
775
2016-06-20
燕舞
这是一场迟到了十年的采访。
2006年夏，时任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教授的黄子平出版了随笔集《害怕写作》，他从“写作与权力的关系”维度反思，“是谁给了你写作的权力、写作的资格，就凭那几张体制认可的学位证书么——我感到害怕”。黄子平还坦承，“传说仓颉造字的那天，‘天雨粟，鬼夜哭’。古人对写作将会带来的灾祥有如此深刻的恐惧，我是在‘写龄’渐长的今天才慢慢地体会到的……然而，不要害怕你的害怕。害怕，让你体会写作时的软弱与坚强，孤独与武断，空虚与充实，同时带来清醒和谦逊。写作，就是克服害怕。”
黄子平的谦逊、谨言、慎思，反倒让我好奇，我去信联络专访，但是，他“害怕”了，婉拒了。就在此前数月，我就后来洛阳纸贵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去采访刚回北京小住的旅美作家査建英，她兴致盎然地向我描述她北大中文系“77级”同班同学黄子平，“他们‘老三届’都是满肚子故事”。缘悭一面这些年，我仍断断续续留心着黄子平的踪迹：2010年荣休后，他曾回母校北京大学客座两年；随后，又转赴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客座三年，以“沈从文八讲”圆满收官。
我关注黄子平，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与钱理群、陈平原这“燕园三剑客”在1985年进行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也简称 “三人谈”）—— “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横空出世，倡导以整体的眼光将中国现当代文学溯源至晚清，将“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三个时段打通。
“燕园三剑客”中，黄子平或许是最具理论偏好的，然而他的慎思谨言中又藏着诙谐幽默。30余年来，黄子平的著述只有《沉思的老树的精灵》《文学的意思》《幸存者的文学》等几部，编选过一些香港的“小说年选”，但他在代表作《革命·历史·小说》中首创了“革命历史小说”概念，该书中有关“十七年文学”的研究成果也广为学界接受。
30年过去，昔日“燕园三剑客”中，1939年出生的钱理群先生与老伴儿住进了养老院，仍逃不脱媒体追踪；1954年生人陈平原所专注的文学史和学术史研究，都结出了累累硕果；1949年出生的黄子平已退休五年多，在内地与台湾高校偶尔客座讲学。
近期，黄子平刚刚结束在台湾中央大学的客座讲学。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下半年即将出版的六卷本《中国现当代文学前沿问题研究读本》中，黄子平的两篇长文也收入其中。
访谈
受访人：黄子平（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荣誉教授）
采访人：燕舞（资深媒体人，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访问学者）
“无限交谈”
燕舞：在去年香港书展上与査建英对谈时，您特别援引了李陀评价《八十年代：访谈录》《弄潮儿》时用过的主题——“交谈”，那么在燕园那几年,“交谈”或者说“三人谈”作为一种“方法”，是如何激发和促进您的学术研究和写作的？
黄子平：“交谈”可以说正在日益式微。2015年5月在人大结束“沈从文八讲”时，我笑称最后一讲是“强弩之末”了，找了老钱（理群）和赵园两位学长来拔刀相助，学生们很兴奋，换了比较大的教室，弄了一个很盛大的告别仪式。那天，我就讲到为什么会认识这两位学长。他俩当时是在读研究生，我还在读本科，我的经验是——读本科的时候一定要去找研究生聊天，低年级的要找高年级的聊天，硕士生要找博士生聊天。这就是大学的最大好处。办大学本来就是要培养一些有意思的人，所以要非常自觉地去寻找那些有意思的人聊天。毕竟老师们都很忙，找老师聊天的机会不是很多，但这些学长很愿意跟你聊天，很多时候他们会讨论一些自己的思考，学习和提高的机会就来了。
在当年北大那个氛围里面，老钱虽然比我大10岁，但理论上来讲还是一代人，经历都差不多，有共同的语言、共同关心的课题。当时他和赵园正在研究的题目，已经比较专业了，有很专的方法和兴趣，他们对我肯定有影响。
我和（陈）平原君的缘分又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他跟我农场的一个好朋友苏炜在中山大学中文系是本科同班。我和苏炜1970年代初中期在海南下乡插队时相识相交，后来苏炜考到中山大学，他很喜欢写信，一写就写很长，他跟我的通信很多。通信也是“交谈”。我很惊讶于这一代人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写了很多信，明知因写信而“出事”的人不少，这些人还是按捺不住地写信，谈政治、谈文学。我和苏炜的通信后来都变成“公开信”，我的信就在中山大学中文系那边传开来。于是，陈平原就跟我联系上了。他总觉得广州的格局太小，想进京。我们都是77级，平原君当时在中山大学硕士刚读完，想到北京来找工作，中国社科院肯定进不去，然后就跑到北大来。他拿了一篇关于林语堂的研究文章，写得棒极了，我拿给老钱看，老钱也说棒极了，就转给王瑶先生。王先生说在北大找工作肯定进不来，只有读博，所以平原君就来读博了。
我那时候的女朋友、现在的太太张玫珊是从阿根廷回国的侨生，来北大读中文系，当时外交部很关心她，说北大本科的奖学金太少，不够花，让她按照研究生的待遇来读，可能会多几块钱奖学金，于是她就变成王瑶先生门下那一群大哥哥、大姐姐的小妹妹，跟在他们后面求学。我经过她，又认识了他们。那时候钱理群、吴福辉和钟元凯在研究生宿舍住一个屋，我经常跑去跟他们聊天。玫珊后来作为外国专家在北大西语系教西班牙语，我们成家以后分到有两个房间的房子，有做饭的条件，平原君经常在蔚秀园门口买一条鱼就到我们家里去，熬他拿手的鱼生粥。
1984年硕士毕业以后，我在北大出版社文史室当了快两年的编辑，1986年才回到系里，教书大概教了不到四年，1990年就离开了。在北大出版社那段时间还是比较空闲，后来发现我学东西最多或者说跟老钱、平原他们在一起交谈最多的时期，正好就是1984年、1985年、1986年。
在一个现代社会或者说公民社会，这种无数的“小圈子”的交谈是非常重要的，它们的出现也是非常自然的。法国的思想家把它叫作“无限交谈”，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无限”。平原君与我的结识，是因为苏炜的介绍，然后平原君又经过我认识老钱（理群），这得益于原有单位体制的松动和瓦解，这种“小圈子”的对话在单位瓦解之后就变得非常重要。其实，所谓公民社会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文学很重要的
还是当场的领悟和感受
燕舞：传统文学批评强调直接感受这一特点越来越受到挤压，那么如何应对文学史写作、文化研究对文学批评的双重挤压？又如何保持传统文学批评在坚持文本细读这一点上的优势？
黄子平：过去近二十年，我在文学批评领域比较集中的研究还是《革命·历史·小说》那本书。
在浸会大学执教后，偶尔我会回到内地，跟年轻一辈的学者聊天，有时也会聊到“去国远游”的种种。有一次，苏州大学一位教授说，“你离开得好，你要不离开，现在就是著名的‘红包批评家’了。”为什么？原来从1990年代开始，各地出版社出了书，都要到北京开“新书发布会”。北京的批评家照例出席捧场，发言以后有红包可领。我听作家李洱说有的批评家一天要赶几场，坐下就发言，“很高兴来参加……”——忘了作家名字了，扭头去看横额。我听后吓出了一身冷汗，觉得自己幸亏没有成为“红包批评家”。“红包批评”当然是不可能做“文本细读”的，这就是“文化研究”的好处了，什么作品都可以大而化之地往里套。当然，有深度的文化研究要做得好也不容易。
很多时候，在课堂上谈文学是要建立在学生读过的文本的基础上，可现在往往发现学生的阅读量太少了，再怎么要求他就是不读。所以，讲什么“文本”，他都一脸茫然，只好在现场找一些短的文本片段来讲。如今流行朗诵，朗诵其实也是一种文本片段的展示。这就要求所有学生手里一定要有一本书，翻到哪一页就开始朗读，这其实也是很好的教学方式，能够呈现出书的主旨来。
其实，文学很重要的还是当场的领悟和感受。一些中文系的老师偷懒，有时甚至自己都不去课堂，只找研究生助教去放一部电影，这种教学方式很糟糕。上课可以放一些视频，但重要的是视频之后的分析和解说。始终还是有学生对文学感兴趣，因为文学仰赖于语言，而语言是无论如何摆脱不了的。只要人类还用语言来呈现他们的想象力，文学就不死，文学青年就会源源不断出现。你在很大的教室里面讲课时，还是会发现点头微笑的学生会在你期待的时候出现。
2010年秋季学期到2012年春天，我在北大客座，这两年里头其实我最愿意教的是本科生的当代文学史。在这个课上，我要求学生们每周都完成作业，写300字，我安排了13篇小说让他们阅读，从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到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一开始发现他们真的不会写评论，很难用300字那么短的篇幅写出对一篇作品的感受。这些学生已经大二了，我说你们怎么还是高考作文腔，要么就是很抒情的写法，王蒙励志，余华也励志。我就要求他们停止抒情。在抒情停止的地方，分析就开始了。后来，他们越写越好，写到最后都爱上这300字的短文。在人大，我又重复了一次这样的尝试，还得了一个外号“黄三百”。
教育的危机
燕舞：香港8所主要的公立大学，包括浸会、中文大学、港大等，各自文学院或中文系的强项和侧重点是什么？
黄子平：香港大学是“亚洲最后的殖民地大学”，它的文学院不是中文系，是汉学系，就是研究中国问题，把中国学问看成另类的东西。比如，港大的历史系研究“历史”不研究“中国历史”，哲学系研究“哲学”不研究“中国哲学”，这些都被归到文学院中文系去了。而香港中文大学是1963年由新亚书院、崇基学院及联合书院三所中文专上学院合并而成的，是从钱穆先生、唐君毅先生那条线下来的，就特别“中文系”，采取的是“国学门”的思路——在中文大学，现当代文学的文学史都是很迟才出现的科目。浸会大学和岭南大学的中文系则是从香港中文大学这条线发展出来的，他们的很多教员是从这所大学毕业的。
大概是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香港一些左派师生有一个“认识中国，关心社会”的重要社团，简称“认中关社”，掀起了一场知识分子运动。所以，港大和中文大学后来会开始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港大后来开拓出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比如讲赵树理，还有研究浩然、讲《金光大道》的。
从1980年代开始，很多年轻人去美国或英国读比较文学，陆续回来。他们做比较文学当然是拿中国文学来比较，这批教授有些用中国古代文学的材料，有些用现当代的材料，这一路很容易就转换成文化研究，影响很大。
香港教育局，原名“教育及人力统筹局（EducationandManpowerBu-reau）”，简称“教统局”。他们在筹划各大学的系科设置时，完全从劳动力统筹的角度看毕业生的市场需要。所以，当香港理工大学或城市大学这些后起的学校要设置中文系时，“教统局”就会说其他大学已经有好几个中文系了，所以城市大学就有一个名字听起来很古怪的“翻译及语言学系”，理工大学的就变成了“中文及双语学系”。
燕舞：陈平原教授2014年出过一本《大学小言——我眼中的北大与港中大》，您在浸会大学中文系担任专任教师这么多年，与老朋友前些年来香港中文大学每年客座一段时间的接触和感受，应该还是有些差别？
黄子平：平原一直在研究大学史和大学改革，他比较专业，考虑比较多的还是两地学生不太一样的地方。北大是内地的最高学府，生源质量比较高，进来的学生几乎不用怎么教，你只需要搭好一个平台，让学生自己去发挥。
在香港，尤其是我教过的这么一个小大学，有生源基础很好的学生，也有不那么好的，所以教的方法就很不一样。碰到基础比较差的群体，教起来就比较费劲，这是1997年前后过渡时期以及后过渡时期里最大的问题。1984年，中英开始谈判并签订《中英联合声明》，这段时间里有很凶猛的移民潮，而香港的中学老师参照公务员系统来管理，他们有经济资本和移民资格，所以在1980年代即我来香港之前，大批有经验的中学老师移民离开。我来香港那一年，我教的学生还没有毕业就已经找到工作了，香港当时缺人才缺到这个程度。
香港的中学这批有经验的老师的流失，带来的后果非常严重。回归以后，特区政府只知道拨款，当时聘了一些澳洲所谓的教育专家，他们提交了各种各样的教育改革方案，其实是在澳洲被证明失败的，又在香港开始实施。所以，香港的中学教育基本上是失败的，类似北大的那种优秀本科生生源，他们一般中学时就已经到英国去留学了，不会留在香港上大学。这些香港学生成长的年代，处于经济上起飞，但又有很多不安与焦虑的时代。祖辈们辛辛苦苦、节衣缩食，给年轻一代打拼出了一个衣食无忧的生活，他们中至少一代人处于相当优裕的生活环境，正好也是包括流行歌曲和电影在内的通俗文化在香港非常发达的时候，但文学上却是说不上的。这些都构成了如今在香港进行文学教育的困难，最大的问题就是，香港年轻人的阅读量非常不够。你要讲一个文本，后面得有无数个文本在支撑着，孤立地讲一个文本是讲不清楚的，阅读量少是最大的困难。
教育的作用对于一个城市而言是很根本的，这种教育的危机在香港讨论了很多，但是没有引起任何改变。
没有接受阶级话语的作家沈从文
燕舞：还想请你谈谈你的“当代传记写作的历史编纂学与政治实践”这门课以及“沈从文八讲”。
黄子平：“当代传记写作的历史编纂学与政治实践”大致的理论框架有两个，一个是理论方面的；一个是“历史编纂学”，即叙事跟记忆、遗忘的关系，也涉及政治实践。叙事方面包括后来兴起的“元历史”、“新历史主义”等方面的成果，政治实践就是具体到真正的文本怎么运作——所涉及的人物都要讲，尤其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特点。
“沈从文八讲”则是以已有成果作为基础。我最关心的是沈从文被排除出文学史叙事那么多年，从1980年代起，文学史界做的事情就是怎样把他重新放回去，我发现放回去特别困难。文学史研究者们想尽各种办法，最早给沈从文贴的是“抒情小说”的标签，从鲁迅的《故乡》讲到萧红的《呼兰河传》，再把沈从文放在这个脉络里，这是很成功的一次安放。但是，后来他们发现沈从文的抒情跟这些作家的抒情完全不是一回事，前面那些作家的抒情里面还有一种怀旧的情绪，而沈从文擅于处理战争、死亡等议题，擅于处理一种反常的形态，这些都是“抒情小说”那个脉络里不能容纳的东西。所以，要把沈从文放回文学史的脉络时，遇到了很多困难。
我整体的关注是，这个难以安放本身比沈从文更有意思，可以反过来推敲文学史的叙事框架。我基本上就是顺着这条路来讲沈从文，自己最大的发现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里唯一没有接受阶级话语的作家就是沈从文。他是现代以来唯一没有用“阶级斗争”这一套政治话语来理解他所身处时代的作家，连鲁迅都希望自己是“无产阶级的‘同路人’”——更别说别的作家了。
沈从文1952年1月4日参加四川内江县的土改，有一个5000人的大会，处决了一个“大地主”，各地乡民押着400个地主来批斗。这么大的场面，你想丁玲他们会怎么写？沈从文用“历史奇观”四个字一笔带过，然后用大量笔墨写乡民们散会以后在山路上迤逦而行，连敲锣打鼓也被“大地的沉静”所吸收。固然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但也还是“天地有大德曰生”。中国现代以来的文学史里，唯有沈从文是用另外一个范畴，把自己界定为一个“乡下人”，又不是那种天真无邪的、完全是洞察了世界的。他从这个“乡下人”的角度来评判他所身处的时代。
燕舞：对于沈从文和林斤澜这样的经典作家，年轻人可能会越来越陌生。在当下给年轻人去讲解经典作家的前提恐怕还是鼓励他们不断进行文本的直接阅读，该怎么去激活这种研究？
黄子平：我从学生写的300字的短评里蛮受鼓舞，发现他们真的能读出我读不出来的东西。只要他们细心去读了，真的能读出东西，文字很漂亮，角度也很俏皮。问题在于，以前有没有让他们去读，不管是强迫的还是引导他们去读。即使你觉得已经经典到被很多文学史解读包围的作家，这些学生们还是能读出新意来。比如，最惊讶的是当代文学史课堂上读王蒙那篇《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这些学生最喜欢的小说人物是“刘世吾”，他能世事洞明，处理事情的时候非常果断，玩得非常转。我们这一代会认同“林震”，对吧？我很惊讶，他们这一代人会突然这样说，其实蛮有道理。这一代人如果用一个比较贬义的说法，就是“他们没有长大就已经老了”，但是这跟整个时代的变化是有关系的。
（本专访参考了洪子诚、陈平原、査建英、张新颖和黄德海、张定浩等人相关著述，季剑青亦有贡献，谨致谢忱！）
责任编辑：李坚 SF1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