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史叙述中的边缘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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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30
邹思聪
《“边缘人”纪事——几个“问题”小人物的悲剧故事》是一部令人心惊胆战的书。也许从来没有一本学术著作，对于那些超过半个世纪前的小人物命运，做如此细致研究，如此击打人心。
本书里，宏大历史成为背景，个人命运成为主体，书中的主人公与你我并无二致，却命若野草，永无宁日。八位“问题”小人物，本来各自有自己的人生经历，有欢喜与忧愁，有坚持与犯错……但当一整套新的社会运作体制、社会规则、国家-社会关系拔地而起，他们的命运随之扭转起伏，当历史学家的关怀触及这样一群“边缘人”，我们将看到什么？
杨奎松研究视野的转向
刚刚看到杨奎松的这一新书标题时，我有些吃惊。
这位一直研究国共之争、苏联与中共之争、中共革命何以能够成功的历史学家，为何突然开始关注那些在漫长历史长河中，不足挂齿的“小人物”了？
诚然，杨奎松先生的上一本著作《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就已经从宏大的历史叙事转向了个体的历史研究，但这本书的研究对象仍然是三位赫赫有名的知识分子：张东荪、王芸生、潘光旦。
这些人在1949年前都是痛骂国民党的铮铮铁骨，为何会在新政权下，不断失守，不断自我检讨？他们多出于书生责任，对国家“忍不住的关怀”，为何会走向自我毁灭之路？
上一本书的研究方向，虽已转向个体，但杨奎松对准的，仍然是那些被历史所铭记的人物——而其最新著作，研究的是地地道道的“小人物”。他在浩繁史料中，寻觅到这些人的档案，给每个人的籍贯和所在城市都进行加密，以字母A-Z代替，每个人的姓名也未必真实，因为“保护当事人隐私的角度，书中做了技术处理”。
人物姓名并不真实，并不妨碍每个人经历的真实——在全书八个故事讲完之后，杨奎松列出了多达50页的“问题人物档案”，细节纷呈，光看这些无姓之人的罪名与下场，都足以令当代人瞠目结舌，难以想象。
此前，杨奎松的《革命》系列，从中共如何崛起、苏联如何看待国共，到毛泽东与苏联的关系、国民党如何看待中共……这一系列著作，可以说在国内近现代史学研究界正本清源，条分缕析，，既理解历史的细节（如苏联对中共的援助、毛在共产革命中的自行其是等等），也理解了宏观的历史脉络（如中共何以打败国民党等），让读者受益匪浅。
而这终归仍在上层政治，关注者更多的集中在高校教授、研究专家、知识分子，最不济也是“地命海心”的读书人——一直以来，杨奎松先生的著作，从来不是“读者友善”的好读之书。除主题严肃沉重以外，其著作也不以文笔见长。并且这类历史著作，需要读者有相当的近代史、党史积累，才能品味其中的微言大义和言外之意。
而这本书的转向下层、底层和小人物，令人惊讶的是，竟然激发了杨奎松最好的文笔，全书流畅自然，不亚于时下最好的非虚构作家——大量的第一手档案，梳理了许多“无姓之人”的人生经历。其阅读体验，很容易让普通读者将自己代入其中，因为其中的人与自己如此相似、无论是性格爱好，还是人生选择，那些复杂而不纯粹的人生选择，恰恰是每个人的最真实处境。
也因此，研究转向的杨奎松，写出了可能是他最好读、最击打人心的一本著作。
无法成为“新人”，就成为“边缘人”
在汉语词汇里，人民与公民从来都不同，公民是法律概念，人民则是政治概念。
而只有社会主义“新人”，才有资格成为人民，成为人民民主专政到无产阶级专政中的“专政者”。其余不合格者则是“被专政者”，因而需要接受这场“通关游戏”的考验、审核、批判、惩罚、改造……经历这一系列考验，你有可能重回人民，也可能彻底沦为“边缘人”。
书中详细研究的八个人，都出生于1949年以前，并且在国民党统治、日军侵华时期，都已经经历或者度过了青年岁月，在“旧社会”完成了基础教育、技术培训、社会工作，职业磨练等，已经积累了丰富的人生阅历——他们并非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也从来不是共产革命的积极分子，因此他们的人生，必定充满了与新世界格格不入的“原罪”。
“边缘人”是什么？杨奎松在前言中解释，“因难以适应地位或环境改变，而滑落到群体边缘，无法融入社会主流的人。”
而杨奎松笔下的人物，他们滑落为边缘人的原因各异：有的出身贫农，本是新政权下根红苗正的人民，但“自甘堕落”，与多名男性“维持不正当关系”，从而成为“流氓”；有的出身地主富农，用整个后半生去改造思想，“重归人民”；有的出身教员知识分子，因为同情农民，而被认为反对党的领导，并且“一个地主出身的人，怎么可能同情农民呢”；有的掌握过硬的专业技术，但因为恐惧而“隐瞒历史”，又因为极度恐惧而“暴露历史”，成为“历史反革命”，后半生则陷入梦魇；有的本是前途光明的青年团支书，但因为和学生恋爱、喜欢旅游和跳舞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而“逐渐堕落”，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者；有的则对党和国家“刻骨仇恨”，成为“现行反革命”……
总之，这“八恶人”，出身各异、性格不同，无论其出身是否符合“新社会”标准，无论在“旧社会”如何成长，都慢慢地成为了杨奎松所说的“边缘人”，一辈子生活在歧视、压力、审查处分、劳动改造之中，乃至于付出生命的代价。到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被平反时，人生最黄金的时光已经一去不返。
在一种经典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叙事版本中，对于这些“旧人”的改造审判，无论他们成为新人，还是处以极刑，都是“正确而必要”的，只是某些时候有些偏“左”，不小心“扩大化”了——他们的整体命运，总是被一笔带过，避而不谈。
在另一种国外著作的叙事版本中，对于这些“旧人”的改造，被归纳为数个步骤，遭遇到精神压力、洗脑效应、自我否定……《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六亿中国人》（罗伯特·布莱恩）、《中国近代史》（徐中约）都对于政治运动有过高度概括的归纳叙述。
如徐中约名著《中国近代史》第二十六章记录过的“社会主义新人”，其中写道，新社会鼓励培养新的作风，造就社会主义新人，“要求人民不仅要关心他们自己的事情，而且要相互督促思想和行动，参加‘学习班’和‘批斗会’。”
与培养新作风连接在一起的是，徐中约将其称之为“一种以巴普洛夫理论为依据的心里压制过程”——即“环境控制可以改变人的意志，重塑个人的性格”。
像《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外国著作，都有着类似的特点，多半关注上层而非下层，关注宏观而非微观，关注抽象归纳而非细节呈现，关注高级官员、知识分子而非普通人。
而在《边缘人纪事》中，杨奎松打破了这一特点。他利用了第一手材料，用一个个细节，讲述了那些被改造的人的大半生。
历史学家的关怀
我一直以为，一个人在后来经过系统训练获得的一切知识，都无法改变年轻时代被命运无意打上的底色。而写作《“边缘人”纪事》的杨奎松，可以说是研究方向的转变，也可以说是少年时代的回归。
在本书代序中，杨奎松用细腻的笔触追忆了自己青年时代的入狱经历。
杨奎松参加过1976年的天安门“四五运动”，随后被投入监狱。那时他是一个23岁的青年。在监狱，他遇到了一个老犯人。老犯人出身书香门第，父母受过高等教育，他自己从小学琴，会识五线谱，看了许多闲书——但一次偶然的偷窃，却被父母嫌弃，走上不归之路，成为“四类分子”被送往农村劳动管制。
这位老犯人生不如死，决定出逃，却不料城市里的革命群众阶级斗争更尖锐，他被重新投入监狱，接二连三遭到批斗，又被吊在房梁上殴打。一次偶然的经历，这位老犯人不知从何处听到台湾“自由中国”电台广播，因此自封为“燕北支队参谋长”，给香港寄去一封信，却自然落到了公安机关手里，而成为“现行反革命”——很快，他就“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被处决了。
许多年后，杨奎松仍在疑惑，“和这个‘反革命分子’相处几个月的直觉告诉我，他在本质上并不是坏人。至少，他和那些造成严重破坏、思想极端对抗的所谓‘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有很大的不同。”
但疑惑远不止此，他的继续追问是，“为什么当时要制定什么‘四类分子’的政策，而将有过这种那种犯罪经历者逐出城市，送去农村管制劳动，从而造成被管制者的悲惨命运呢？”
“为什么新中国建立几十年，始终没有严格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标准，动辄要靠脱离法律程序的所谓‘严打’来惩治犯罪？”
“为什么不区分意图与行动、已遂与未遂，仅凭思想言论即可入罪，仅凭意图、不管有无造成严重后果，即可判处无期或死刑？”
而最后的根本疑问则是，“为什么在那个特殊年代，我们的社会会以那样一种轻视人的生命、人的权利和人的尊严的方式运行？为什么我们当年一定要根据人们对特定的阶级、政党、民主、国家等态度的不同，把人简单地分为‘革命’和‘反革命’，或化成三六九等，并决定人的贵贱生死呢？”
因此，作为历史学家的杨奎松，从宏观历史转向微观个体，其核心仍然是人，是“人生而平等”，是“懂得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权利和尊严。”
他引用费希特的话，“我们的一切研究都必须以达到人类的最高目标，即达到人类的改善为归宿。”
这是历史学家最大的关怀，无关广博的学识，只关乎人的处境与尊严。而这一本书，不仅是一本历史的细节之书，更是一本人的尊严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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