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回避的南非历史 “耻”的历史与现实根源
“耻”的历史与现实根源
■周江林
去年是南非“中国年”，南非现象再次引起关注。它不仅从政治、经济层面，也从文化层面引起学者的兴趣与反思。
南非是好望角上的钻石和黄金之国，今天的南非是非洲最发达国家，2010年成为金砖五国之一。
自1642年荷兰人占领开普敦以来，南非陷入荷兰人的非法占地和拓荒侵略之中，随后经历了英国与荷兰人为争夺南非控制权的惨烈斗争以及两次英布战争。1948年国民党执政，开始推动种族隔离政策，占13%的白人统治着占87%的黑人，黑人被剥夺政治、教育、财产、婚姻等基本权利。我们以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内丁·戈迪默和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的文本，通过他们的视觉，来了解一个变化中的南非。
戈迪默：“种族∕政治”文学
1990年，结束27年监狱生活的反种族隔离斗士纳尔逊·曼德拉出狱时最想见到的几个人中就有戈迪默。
戈迪默1923年出生于约翰内斯堡矿区小镇史普林斯，父亲是一位来自立陶宛的犹太裔珠宝商人，母亲是英国后裔，幼年在天主教修女学校就读，后进入威特沃特斯兰大学，只读一年就辍学，专心写作。
戈迪默的成长岁月，正是南非种族歧视最严重的时期。当她还是个小孩子时，所接受的教育就让他们害怕黑人，说这些黑人是从非洲其他地方来的，是怪物。但当她长大，她对“黑白分明”的社会产生了怀疑。她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与南非的现实密切相关，反映着南非的黑人与白人的种种苦恼，以及他们为种族歧视制度所付出的沉重代价。
1976年6月16日，索韦托区数千名黑人中学生抗议南非当局强行规定在黑人学校使用南非荷兰语，不准使用非洲语教学，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南非政府竟出动上千名军警镇压，打死170多人，打伤1000多人，多人被捕。这激起了广大黑人的义愤，抗暴斗争迅速扩展到南非大部分地区。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紧急会议，谴责南非当局这一暴行。7月2日，第13届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也强烈谴责南非当局的罪行，并通过决议，宣布6月16日为南非黑人烈士纪念日。
戈迪默创作了《伯格的女儿》：18岁的罗莎的双亲相继因反对种族隔离政策而死于狱中。她利用探望狱中母亲的机会传递革命讯息，“革命的恐惧”和“爱苗的滋长”陪伴罗莎渡过青春岁月。双亲死后，罗莎流亡欧洲，后来回国为“索韦托”受害者治病，却遭到监禁。库切论述道：“戈迪默的作品从未离开政治范畴，但它们并未直接描写秘密警察的秘密世界。不过，有一段特殊的章节，她以一种间接的方式，提出了我一直以来试图触及的同样的道德问题。我指的是《伯格的女儿》中的一处鞭打的情节，令人联想起陀斯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的对马的鞭打。如何跨越这一灵魂的黑暗时刻，是戈迪默在其小说的后半部分所要处理的问题。罗莎返回了她的出生地，在痛苦中等待着解放之日。无论对她还是对戈迪默，都没有虚伪的乐观主义。革命将终结的既非残忍和痛苦，或许也非酷刑。罗莎所经历并等待的，是穿过社会表象的人性复归，因此到那时，全部的人类行为，包括对畜牲的鞭打，都将接受道德的评判。”
小说一发表就遭到南非政府的查禁和销毁。查禁的理由是“女作家把小说主角罗莎的故事当作导弹发射台，对南非共和国发射粉碎性的重量级攻击”。之后，南非政府一直软性逼迫戈迪默离开南非，但她拒绝远离，坚持选择一种“在家流亡”的精神反抗方式。
1981年的《朱利的族人》背景也是“索韦托事件”。这是一部历史预言写实小说，以过去式时态构逐了相对于写作时刻处于未来可能发生的种族对抗事件。黑人武装反抗即将取得胜利，白人的特权与统治地位即将失去，主奴关系即将颠倒互换。
故事开始于一个白人家族在他的黑仆人朱利掩护下开始逃亡。白人斯梅尔斯是一个同情黑人处境的进步主义者，遇到了武装暴动，他们一家逃到了朱利的村子里，在原始小棚屋中勉强生存。随着时间的流逝，主仆关系由于这一家人越来越依靠朱利而颠倒。
然而，长期的种族隔阂与仇恨不是一日可以消解的，异族共处和相互依赖的困惑和挣扎，一直啃噬着人性本有的宽容和善良愿望。于是始终认为种族隔离乃是天经地义的莫琳，不仅不能被黑人妇女所接纳，而且决心逃离黑人部落，即使抛弃家庭也在所不惜。最后，故事结束于莫琳奔向一部降落的军机，消失在不知去向的命运中。
库切：选择自我流放
1999年，库切小说《耻》获得当年英国最高文学奖布克奖，使库切成为布克奖历史上惟一两次得奖的作家。但是南非人非但没有引他为荣，反而让库切成为众矢之的，执政党——非国大对此书极为愤慨，时任总统塔博·姆贝基竟然亲自过问了文学，大为不悦。
就是许多曾经把库切视为战友同志的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圈也对此书横加责骂，他们觉得这本书把黑人统治下的南非描写得太黑暗了：“在库切的笔下，非洲人自己统治的南非是一个在下坡路上直往下滑的没有刹车的车子。”
这一切让库切寒了心，也让他最后下了离开南非的决心，移民澳大利亚。这是他第二次选择了自我流放的道路。
库切成长的年代是南非种族隔离政策逐渐成型继而猖獗的年代，1960年，他离开南非而到伦敦，从事电脑软件设计。后又到美国上学、教书，这是他第一次自我流放生涯。
2003年，库切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表扬他是“一位一丝不苟的怀疑者，在抨击残酷的种族主义和西方文明装装门面的道德时毫不留情”。
库切获诺贝尔奖后，非国大做出快速的反应并表示出极大热情。最大的反对党民主联盟表示，这无不让人感到诧异。对于非国大180度的大转弯，民主联盟认为，“在向库切获奖道贺之前，非国大应先向库切本人及其小说《耻》道歉”。非国大则反唇相讥，坚持对《耻》的批评立场，但对库切获奖表示热烈祝贺，“如同我们认可前总统德克勒克的诺贝尔和平奖，并不认可和宽恕他的种族主义政权一样，我们认可库切的诺贝尔文学奖，但不宽恕他的《耻》，因而不会向他道歉。”
《耻》中的南非
《耻》讲述了开普技术大学文学与传播学白人教授戴维·卢里。小说由4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以卢里的一桩丑闻（勾引了一位大学二年级女生并与之发生性关系）为主线。事发后，卢里拒绝了校方给他的公开悔过以保住教职的机会，来到边远的乡村。
他在那里和几乎是独自谋生的女儿露西的共同生活形成了第二部分。此时他不仅要努力与多年不在一起生活的女儿沟通，还要和许多他以前根本就看不起的人共事，要做他从前想都不会去想，而且肯定会嗤之以鼻的事情，例如在护狗所里打杂。
第三部分是全书情节最直接给读者以震撼的部分：露西遭受了农场附近三个黑人轮奸，而其中一人居然还是个孩子。而身为父亲的卢里，一名想像中的“庇护所”里的“庇护人”却无能为力。这是多大的“耻”啊！
第四部分是卢里创作歌剧《拜伦在意大利》穿插在小说各处，与主情节若即若离，似乎总在向读者暗示着什么。
最后，抢劫强奸案不了了之。因暴受孕的露西为了保住农场，竟然愿意下嫁给曾是自己的长工、涉嫌对她施暴的黑人邻居，成为对方众多妻子当中的一个。父女二人的对话道破了南非新社会制度下的“白人恐惧”：“多么‘耻’辱啊！那么高的期望，却落到这步田地！”易言之，在新南非，白人只能“耻”辱地生活着。
卢里要写的歌剧始终还在脑海里萦绕。同时，他还最终放弃了“拯救”一条终将一死的狗的生命的企图。
《耻》中的许多问题正是南非社会现状的真实写照，土改引起的土地所有权变更、居高不下的犯罪率、公民缺乏警力保护、新旧社会观念的碰撞与融合、国家的重建与种族的和解，以及社会变革时期的磨难与阵痛。当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在南非造成难以抹去的历史痕迹后，《耻》中表现的舍得抛弃、创造新生以及白人心灵中隐隐的赎罪感，似乎为社会的重组与重建提供了一种方式。
“后种族隔离文学”的开创者
素食主义者库切曾被认为是南非历史的旁观者，他是一个沉默的人，开普敦社交界的女主人们谈道，“若是请他出席晚宴，他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黑洞，可以把整个房间的生气都给吞下去。”库切之沉默，是他不合主流与潮流，这也成为被排斥出南非知识分子圈的缘由。
库切之沉默，还因为他思考，他写道，“监狱——霍桑称之为文明社会的黑色花朵——开遍了南非的脸庞。在严苛的刑罚下，他们不准被描绘或拍摄。”他是一个有道德原则的怀疑论者，包括对他的祖国南非也一样，从这一点上看，他完全不同于有“南非的良心”之称的戈迪默。
库切被誉为南非“后种族隔离文学”的开创者。和以戈迪默为代表的“反种族隔离文学”不同的是，库切自述：“在反种族隔离文学里有某种俗艳的东西在其中……大家都跟随这种状态，把它邪恶的神秘视为想象的主要来源及场景。对作家而言，更深刻的问题并不是让自己去钻探这种状态所造成的困境，而疏忽了它所造成的人性亵渎，以及自我的呈现。”
当南非“反种族隔离文学”表现的是弥漫于整个国度的哭述与忏悔，轻巧地将罪责推到时代与种族隔离制度的头上，从而遮蔽了现实的、人性的真相，成为一种文学乃至社会潮流时，库切发出了“不！”的声音，他以自己的方式去呈现南非人的死亡和受苦。
《青春》（2002年）描写一个青年逃离了充满动乱的祖国南非，逃离了母亲令人窒息的关注和爱，来到伦敦，决心让痛苦激发出他的诗情——他认为他的命运将是诗人的命运。他是为了成为艺术家而活着的。为了生计，他做着一份计算机程序员的工作，以此保住在英国的居留权、支撑自己的基本需求。但他感到IBM在杀死他，把他变成一具僵尸。小说写道：“他来到伦敦是要做在南非不可能做地事情：探索深处。不进入深处，就不可能成为艺术家。但是深处究竟是什么？他曾经认为，在冰冻的街道上艰难地行走，心灵因孤独而麻木就是深处了。”
（作者系《空中生活》主编、诗人）
